风云百年 系列--残阳如血剑如虹-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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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致康德黎的信里也曾提及此事：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在宋庆龄回沪禀明父母的时候，孙中山把妻子卢慕贞从澳门接到了东京，办理离婚手续。“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在南京成为临时大总统后，卢慕贞带着两个女儿从南洋过来和孙中山团聚，但不久卢夫人即把儿女留下，自己回老家去了，她是一个缠足的旧式妇女、传统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性应酬无能力也无兴趣。在南京面对中外来宾甚多的各种政治场合，对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尊荣，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也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萌生了知难而退之心，所以对于孙中山离婚的要求，卢夫人平静的答应了，可你卢夫人答应了，同盟会胡汉民那帮老哥们可不干了，孙文你这算什么啊，人家卢慕贞哪里做的不对，你就休了人家啊，革命党人怎么能做出陈世美这样的事来，再说你休了卢慕贞，还有四姑呢，四姑怎么算啊？
怎么又出了个四姑啊，这是哪路神仙啊？四姑叫陈翠芬，因在家排行老四而被大家称为陈四姑，孙中山四处漂泊之时，卢慕贞在家恪守妇道，陈翠芬却无名无分且堂而皇之的跟了孙中山14年，此人可是一个女中豪杰，英勇且干练，不光陪着孙中山干那些犯杀头大罪的事情，还对革命同志照顾的无微不至，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粗活儿，任劳任怨，样样都做。很多革命同志，都曾受到过她的照顾与接待，可在革命胜利，孙中山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却悄然离开，革命领袖身边是不能有第二个女人的，为了维护孙中山的光辉形象，她走的坚决且悄无声息。
你孙中山准备离婚了是吧，好啊，卢慕贞配不上你，人家也无怨无悔的和你离婚，那我们也不说什么了，可这个夫人的空缺应该给四姑才对啊，人家从18岁的大姑娘开始跟着你，在你最困难最潦倒的时候不离不弃，你应该给人家一个名分。这帮老哥们们说的都很有道理，可此时的孙中山已经陷入了和宋二小姐的情网中，不能自拔，他非常坚定的回绝了好友们的建议：如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亦不后悔。
被软禁在家里的宋庆龄也没有停止抗争，10月的一个夜晚，在女佣的帮助下，宋庆龄跳窗而逃，24日回到了东京，第二天上午即在日本律师和田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在日本友人庄吉家举办婚礼，这是一个仓猝的缺少亲友的祝福婚礼，到场致贺的中国人只有几个人。可又岂止是缺少祝福啊，宋耀如发现女儿逃走后，带着妻子追到了东京，将孙中山一通大骂，然后以女儿少不更事，未征得双亲同意为由要求解除婚约，可遭到了二人拒绝，气愤以极的宋耀如当即与孙中山绝交，并和宋庆龄断绝了妇女关系。不过老头老太太还是送了一套古家具和一些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可怜天下父母心啊。之后，宋耀如再不参加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且身体越来越坏，不到三年就离开了人世。
宋庆龄晚年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孙中山和宋庆龄成婚后，对卢慕贞和陈翠芬照顾有加，二人也都对孙中山一如既往的尊重，在孙家家谱上，给了陈翠芬一个名分——妾。
至此，宋庆龄开始了陪伴孙中山十年的历程。
在上海的日子，恬静的很，没有了鸡飞狗跳，没有了是是非非，孙中山得以沉下心来，回顾一下自己的革命历程，整理一下自己的革命思想，于是就有了三本书的诞生——《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民权初步》，后人把这三部书合称为《建国方略》。
其中《孙文学说》又名《知难行易学说》是一部哲学著作，关于“知”与“行”的关系，过去中国的传统是认为行比知要困难，即所谓“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孙中山认为这种旧的知行理念把难和易完全弄颠倒了，造成人们“以难为易，以易为难”，结果“畏其所不当畏，而不畏其所当畏”，孙中山痛苦反思辛亥革命前后多次失败的教训，认为革命失败是由于当时的革命党人对革命宗旨和革命方略“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且“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根本原因还在于传统旧说的深刻影响，“是知与不知之故也”。有鉴于此，孙中山毅然决心力辟“数千年来深入于中国至人心，已成牢不可破的知易行难说”，“先作学说，以破此心理之大敌”，针锋相对地创立知难行易说，并把它当作“救中国必由之道”而提出。孙中山把一次次失败简单归结为“知”与“行”的认识问题，未免草率，但能够将之前的努力上升到哲学层面进行思考，进步是很大的，尤其对于一个年过半百之人，殊为不易。
只不过和同一时期传到国内的、共产党所信奉的“*主义哲学”相比，《孙文学说》显的要粗糙了许多。而《实业计划》中虽有诸如“大铁路”，“三峡大坝”这些过于超前的、不切实际的规划，但总体来说是一部很有见地，很有前瞻性和指导性的经济建设文件，其主张实业建设应由国家和私人两方面同时进行，但须划分双方经营范围：“凡夫事业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至其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应由国家经营之。”孙中山认为应该采取“开放主义”，“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把这种大实业国营主张称作“社会主义”，但似乎和*主张的“社会主义”是两回事，却和我们79年之后执行的经济政策几乎完全一样，在经历了连绵不休的内战、艰苦卓绝的抗战、“反右”、“大跃进”、“*”之后，当我们终于开始实施1919年成书的《实业计划》时，已经是整整60年以后，一个甲子的轮回啊。
第三部《民权初步》中，孙中山认为，所谓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他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四大民权的实现，必须从最基本的技术操作层面入手，将*政治具体化为*、结社、议事方式的训练，即“民权初步”。在这个著作里，孙中山不厌其烦地详论*、结社、议事、动议、讨论、选举、表决、计票、维持会议秩序、制定社团章程、明确个*利义务等琐碎的操作细则，绝非将*问题简单化、庸俗化，而是依据“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原则，将*政治理论，落实为一般民众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识与行为规范。他认为，*政治体制的“议事之学”，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孙中山希望家族、学校、农团、工党、商会、公司、国会、省会、县会“皆当以此为法则”，由此养成国民的民权意识，“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这个《民权初步》应该说在当时也没有太多独创之处，不过是对西方国家的*制度进行了讲解和阐释，可时至今日，90年后的今天，我们竟依然踟蹰与《民权初步》的门槛前，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
第二十一章 非常大总统
在上海蛰伏的孙中山，最怀念的人可能是陈其美了。陈其美行事果断，心狠手辣，民国前后的多起政治谋杀都是他的主谋，难得此人对孙中山忠心耿耿，宋教仁早亡，章太炎、黄兴与孙中山分道扬镳后，原来同盟会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只剩下汪精卫和陈其美两个人宣誓效忠孙中山，加入了他的中华革命党，而汪精卫因为刺杀摄政王而被关了一年，出狱后反倒没有了位置，以至于这些年都没什么作为，而陈其美则一直活跃在*的一线，而且是革命党高层中除黄兴外唯一带过兵打过仗的，孙中山对其十分倚重。可惜，1916年5月18日，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14号，一声枪响，陈其美遇刺身亡，那真是卸掉孙中山一条得力的臂膀啊。查看正史，说陈其美是被袁世凯授意，由张宗昌派人做的，本人对此事持保留意见，反对袁世凯复辟的主力是蔡锷和段祺瑞，不是孙中山和陈其美，你闲着没事刺他干嘛？再说，此时袁世凯已经退位了，更没有理由因为陈反对复辟而刺杀他。1917年6月6日，袁世凯就死了，死前半个多月正是病入膏肓之时，还有精力去授意刺杀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吗？
陈其美的突然离去对孙中山的打击是巨大的，在他遇刺后不到两个月，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就宣布停止一切党务活动，其实和解散没什么区别。不过，通过这件事，孙中山注意到了一个人，陈其美遇刺后，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是大总统袁世凯授意的，都怕被栽上乱党的罪名，竟然一时无人敢去认尸，惟独一个瘦削俊朗的小伙子赶了过去，抚尸大哭，并将尸体运回自己家中入殓，此人就是陈其美的结义兄弟蒋介石。以前，陈其美跟孙中山推荐过这个兄弟，孙中山知道他在日本学习过军事，并且跟随陈其美多年，有胆有识，此次陈其美遇刺显示此人还有情有义，也就是从这时期，孙中山还是注意并逐渐重用蒋介石。
孙中山不是闲的住的人，沉淀反思是需要的，但沉淀与反思的目的是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在1919年10月10日，蛰伏上海滩一年之后，中华革命党停止活动三年之后，孙中山发出通告，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继续任总理，规定：“从前所有中华革命党总章及各支部通则，一律废止；所有印章图记，一律照本规约所定，改用中国国民党名义，以昭统一。”国民党之前再加上“中国”二字，以区别于民初的旧国民党。*章第四条规定：“凡中华革命党党员，皆得为本党党员，以中华革命党证书，领取本党证书。”13日，原中华革命党本部事务主任居正呈请任命中国国民党各部主任，孙中山以总理身份当即批令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 中国国民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义为宗旨。为广泛吸收党员，中国国民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形式，转为公开。同时，*章放宽了入党条件，规定凡赞成党的宗旨，经党员两人介绍，交纳党费10元者即可入党；放弃了中华革命党所规定的入党须按指模，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等带有帮会性质的苛刻条件，并大量吸收青年人党。
这次的改组，实在是一次明智之举，孙中山明白了一个道理，凝聚力不是靠宣誓效忠得来的。之所以选择这这个时候高调出山，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初孙中山当大元帅时，曾经将一支四五千人的警察部队，划给陈炯明率领，出粤援闽，当时是希望能够有一支独立于桂系的、听从自己号令的军队，这陈炯明是参加过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