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百年 系列--残阳如血剑如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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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群众支持的“坏蛋”们匆匆失败,流亡日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在南京保卫战最为激烈的时候,再次丢下部队,逃之夭夭。
再说这袁世凯, 10月6日,袁被新国会选举为第一任正式大总统。11月4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并驱逐国会内国民党籍议员。国会由于人数不足而无法运作,不久即被解散。经这所谓的“二次革命”,北洋势力迅速的渗透到全国各省,不仅打破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原来各省自行其是,截留税收,所造成的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也因此而大为好转,在清帝退位之后,中央政府的权力和影响力首次可以覆盖全国,而先烈们为之奋斗的“共和”却渐行渐远。
梁漱溟,当时的小梁,后来的梁老,曾在1922年一次公开演讲中说:“现在很清楚摆在外面的,就是武人势力的局面。至于说到助长这种武人势力的原因,却不能不责备革命先辈,他们无论如何,不应用二次革命那种手段。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
《临时约法》本是套在北洋系头上的紧箍咒,在“二次革命”之前,袁世凯政府始终不敢公然违反,而“二次革命”却使得袁世凯众望所归的将所有的制约体系拆除,军人干政成为了政治生活的常态。
随着孙中山的流亡,北洋势力的巩固,国内相对太平下来,但国际上又有事了,1914年下半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他们打群架,关咱们什么事呢?问题是架不住他们在咱们家打群架啊。胶州湾不是德国的租借地吗,日本说了,德国敢和我哥们英国宣战,实在不把我们兄弟放眼里,你们中国军队从胶济铁路沿线撤出吧,把山东省黄河以南地区划出来当战区,我要和德国打一架了,这不扯淡吗?话音一落,人家也不等你北京政府回话,直接就在龙口登陆,和德国打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区本就属于德国管理的区域,北洋势力并不存在,此时只好宣布山东半岛潍县以东地区为日德交战区,以西为中立区。继而再次声明胶济铁路除潍县以东为交战区外,自潍县至济南段由中国暂行管理。别看北洋军对方孙中山的革命党轻轻松松,可日本人根本不正眼看你,我打仗需要,所以必须由我管理,英国人这时也从崂山湾登陆了,英日联合起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痛揍德国人。
10月1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就日军侵占胶济铁路会见日本外交大臣,要求日军撤退,日本说,我抢的是德国的地盘,接收是德国的资产,和你有什么关系,然后就武力西犯,占领济南火车站。中国政府也不含糊,抗议,我们抗议,我们强烈抗议!!!你他妈再不撤退,我发动四万万同胞一起骂你。
和他打啊,段祺瑞呢,冯国璋呢,张勋呢,这么些个北洋大将,不是挺能打的吗,那帮倭寇有什么可怕,打狗日的。
其实这狗日的还真的很可怕,他们很像鬣狗,体型不大,速度不快,力量一般,却是草原上令其他动物闻风丧胆的煞神,他们富有团队精神,面对强敌,没有人会临阵退缩,团结在一起的鬣狗甚至可以打跑狮子,他们心狠手辣,每一次出击不达目的势不收兵。任何人面对一个不知道恐惧的对手时,都会胆寒,一个信奉有死无败的民族,是很难战胜的,他们已经不只一次的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强悍,20年前,他们灭亡了国人的骄傲——北洋水师,10年前,他们在中国东北打了场日俄战争,把看上去比他们彪悍的多的俄国人打的满地找牙,中国军队是真的怕了这群鬣狗,怕到了尚未开战,就已双腿打颤的地步,袁世凯召见陆军总长段祺瑞,你跟我说说,和日本开战咱能坚持多久,段祺瑞的回答是“四十八小时”,靠。
日本,这是一个令国人难以忘怀的名字,他们的自信是在一场场硬仗中建立起来的,他们的骄横是在我们的恐惧中一步步培养起来的,如果你刚看到这里就已经义愤填膺,暴跳如雷,我只能劝你别往下看了,因为这仅仅是个开始。
1915年1月18日 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觐见袁世凯,跟他说,我们拟了个“二十一条”【注15】你看看,不要告诉别人啊,这是咱们两家的事。在这“二十一条”中,他要求北京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外,又增设了诸如中国中央政府需聘请日本人做顾问,中日合办警察等屈辱性条款,这是一个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于是凯哥很生气,后果不严重。
袁世凯万般无奈之下,选择了谈判,谈判桌只不过是谈判双方摆实力的地方,日本人是没想跟你讲理的。当然,袁世凯也没想和不讲理的人讲理,他只想拖,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拖,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叫他的一个日本顾问友贺长雄,两次回国去探听一些东西,*院的意见到底是怎么样?还通过他的秘书去收买日本的情报,了解各种动向,分析到底日本人想干什么?如果拒绝以后日本人能不能出兵,应该说袁世凯做的还是很冷静的。同时,袁世凯秘密约见了前《泰晤士报》驻中国记者莫理循,随后不久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的新闻,赫然以匿名的方式刊登在英美各国主要的报纸刊物上。日本人本来想趁欧洲一战打的激烈的时候,在中国谋取更大利益,他不希望其他列强来捣他的乱,袁世凯摸准了这一点,非要把这事透露出去,于是换来了美国人对此事的干预和对日本的谴责。在日本人不断的武力恫吓之下,中方谈判代表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等中方代表苦撑了4个月,抗争了四个月,坚持了一个原则:日本人已经得到的,可以让步,日本人没有得到的,锱铢必较。以弱势姿态迫使日本人在原来的位置上作出了几次让步,5月7日,日本人终于等不及了,这么谈下去,谈到哪天是个头啊,于是发出最后通牒,就这样了,我们一步也不让了,5月9日下午6点前,再不签字打你了啊,在没有他法的情况下,袁世凯政府被迫认怂,签了字,但是这已经不是开始的二十一条了,而是经过艰苦谈判而争得的《民四条约》【注16】。原来二十一条中最恶劣的干涉中国内政的部分全部删除,这使得中国免予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后来袁世凯在国会发言时说道:“经此大难之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
就在袁世凯认为自己在国力衰败的情况下,通过努力达成此目标也算可以交代过去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因为“二十一条”所引发的*此起彼伏,报纸舆论对袁世凯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这他妈就是共和吗?袁世凯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如果日本人能怕了你们一帮穷学生的呐喊,你们就可劲的喊,如果你们报纸骂我能骂跑日本人,我陪着你们一起骂,如果做不到,就通通给我闭嘴。
袁世凯对于*共和的好感已经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恶意的揣度了。他很喜欢看一份报纸——《顺天时报》,这份报纸中刊载了很多拥护赞成复辟帝制的文章,这正符合了袁世凯的心境,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已经废除了《临时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并且改总统任期为10年,可以连任,且连任多少届都可以,下届总统候选人由前任总统指定,候选人为三人,只需事前用嘉禾金简封着,密储于大总统府的金匮石室中藏着,等大总统死了,再去开启。这等于说大总统可以终身制,而且总统位子世袭成为了可能,这套制度和我们鸭绿江那边的邻国差不多,那个国家也叫共和国,他们的国民还以为这套“优越”的制度是他们伟大领袖制定的呢,其实根本是学我们袁大总统的。但袁世凯已经不屑于在*和舆论监督的氛围中当这个“窝囊”总统了,他要称帝,他要用皇权来治理现在的*乱象,同时从《顺天时报》上,他也看到了很多支持的声音,他相信如果恢复了帝制,他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的更好,于是1915年12月,在国会、民众请愿团、筹安会和1993人各省国民代表的推戴下,袁世凯假意推脱了一下,然后就半推半就的恢复了中国的君主制,建立中华帝国,并改元洪宪,行君主立宪政体。注意,袁世凯恢复的不是清末的皇权统治,而是他从开始就支持实施的君主立宪政体。
袁世凯,世之枭雄,聪明一世,无奈糊涂一时,一时糊涂,竟然惹得千古骂名。那份《顺天时报》是他儿子袁克定自己出钱印刷的,一期只出一份,专供老子阅读的。民众请愿团、筹安会都是袁克定策划的,当袁世凯知道真相时,悔之晚矣。
其实在1911年的中国,走向共和并非历史必然,正如武昌起义的胜利有很多运气成分一样。当时,如果选择了君主立宪,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国家政体的变动相对平和,可以依仗皇帝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慑力影响力来维持国内政局的稳定,保留一个大家公认的皇帝,哪怕他只有几岁,都可以在各门各派的争斗中架设缓冲区,同时一样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政体,比如英国,比如日本,都因为君主立宪而成为发达国家。
可是我们最终选择了“走向共和”,笔者认为“共和”绝对是先进的社会制度,而且即使在20世纪初的中国,他一样有成功的可能,只不过我们没把一出好戏唱好。
在武昌起义之后,作为共和的交换条件,选择一个不知共和为何物的袁世凯做总统,实属无奈之选,确实使得这种所谓的共和先天不足,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袁世凯还是很努力的照葫芦画瓢,我们享受到了空前的言论自由,我们建立了良好的舆论监督平台,我们的议员们都认真的履职,没有诸如倪萍这样只投赞成票的委员,道路虽然曲折,但方向还是正确的。
如果南方各派革命党能够稍微的大度一些,给他一点时间进步,允许他犯错误和改正错误,袁世凯是否还有理由和决心偏离共和的轨道?
如果让他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国家建设上,而不是用在应付吵架上,是否对当时动荡中的国家更有利?
如果革命党们能够少一些私欲、鲁莽和幼稚,多一些公心、沉稳与团结,共和是否可以更加稳健?
如果我们的法制建设再完善一下,不要光*也要有集中,我们的办事效率会否可以提高?
如果袁世凯的胸怀可以更开阔些,对于那些批评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他是否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
答案显而易见,可惜事与愿违。
笔者认为共和制下的内阁制选择是错误的,总统像立宪制度下的皇帝一样被架空,但总统又不具备皇帝在国民心目中的精神领袖地位,反而引起社会动荡与不安。我们看看世界最强大的美国的共和政体,总统*选出,然后可以按自己意愿组阁,就是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任期4年,最多连任两届,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按自己意愿选择最高领导人,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最高领导人可以凭个人意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