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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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心婵媛而伤怀兮
眇不知其所趾
顺风波以从流兮
焉洋洋而为客
——屈原。哀郢
知青的故事已经被无数人说过无数次了。它不同于祥林嫂说阿毛，是因为阿毛只有一个版本，而知青故事却有无数的版本。正如一句老话说的，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知青也有一千种上山下乡。这是我的乡下岁月。它绝不同于其他人的上山下乡。
知青岁月是我们这代人脑海中不可磨灭的记忆，拧一把，洒落的是一地珍珠。作者将它一颗颗捡起，穿成一串项链，就成了这本书。这里写的是一些乡村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一介草民的成长史。因此它不会有离奇曲折完整的情节。而是若干生活片断组成的一段完整的人生成长过程。作者以朴实的语言，讲述这过程中一个个生动幽默隽永，飘着泥土芳香的小故事。个别小节曾在报纸杂志发表过。章节之间既有相对独立性，又环环相扣，不可割裂，成为整部作品的有机环节。如果把这本书比做酒，它不是烈酒，像一杯清醇的啤酒，苦涩而又微甘，透出的是草民百姓人生经历中淡淡的忧思和微微的暖意，回味绵长。
有人说知青的话题已经过时。其实任何一段历史，作为史料也好，作为文学也好，绝没有过时之说，只有真假好坏之别。两千年前的秦皇汉武，两百年前的康熙乾隆不正在屏幕上演得热闹吗？反右也是老生常谈了，章怡和《万事并不如烟》作为文学作为史料，难道不是第一流的？我邯郸学步，把往事重提，不为别的，只为完成我对我的青春的心祭。
而写这篇东西的直接诱因则是上世纪80年代初期，看过张曼菱写的自传体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深深打动了我。我想，我们都有相似的经历，我也可以和她写得一样美丽。恰好这一年（1982）我因病住院。便在住院期间写出了初稿。但很粗糙，只是作保存资料似的追忆。因此只将其中个别章节投寄报刊杂志，陆续发表过几篇。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把它搁下了。直到今年暑假，闲来无事，将它重新翻出来。旧稿重温，敝帚自珍，竟把自己给陶醉了，忍不住提笔修改整理一遍。这也好，就不可避免地要用今天的眼光审视当年的人和事了。历史是离得远些有时反而看得更真切，更接近本质。我愿意更理性地剖析年轻的我。
人们多以为，写回亿录是要有资格的，凡人的回亿录无人感兴趣。深明此理的作者坚持出这本书，是他相信以深深地情感倾注在笔端写出那个年代的人性美，自有它吸引人之处。人性的光辉在常人也一样耀眼夺目。我希望对无数和我一样平凡的读者来说，读罢此书，掩卷冥思，能勾起您对自己往事的无尽回忆。跟我一样，不一定十分美好，更不可能伟大，却肯定百味俱全。
再罗嗦一句
再罗嗦一句
有读者反映，本文错别字太多。作者也很委屈。因为不知道的原因，很多词都被网络删除，自动改成了*号。为让您看明白，作者只好将*号以谐音字代替。比如文格，比如林标，甚至比如风留、雪腥。等等。这样虽让您不习惯，但比*号好猜。由此而给您带来的不便，作者深表歉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1、被自觉革命
1、被自觉革命
一九六八年，随着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全国暴风骤雨般的红卫兵运动渐渐归于沉寂。11月份，长沙的中学生都回到离别两年多的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们三中也是这时候开学的。到社会上厮混了两年多的同学重又聚集到教室。
两年的*大风暴把人吹冷了。同学们见面没有丝毫重逢的喜悦和惊异，比以往新学期开学同学第一天见面要冷淡得多。两年来，人以群分，各各的交结范围仅仅是几个因观点（不如说出身）而加入的相同派性组织中的人，不属这一范围的，两年多来没有过任何接触，甚至没见过一面。“革命”掀起的波澜使同学关系冷却成了路人，“红五类”、“黑五类”的划线伤了同学间的感情，十几岁的人之间竟一本正经地筑起了阶级的壁垒。现在回到学校，各自的角色仍在继续扮演。
一下子，我忽然感到我们真的长大了许多，倒不是班里很多同学抽烟了，也不是同学中敢于公开谈论找女朋友了（三中是男中，两年前这是最大的道德问题），而是第一次觉得，与有些同学在一起无话可说，感到别扭。两年前我们从没这种感觉，同学合得来就一起玩，合不来自然会分开，哪里感觉过冷场的难堪和深深的隔阂呢？何况这难堪和隔阂来自于我们根本不懂而自以为很懂的政治原因。
课不可能复起来，因为我们六六年就该毕业，无书可读了。革命却要不断的闹。到校才几天，“校革筹”就宣布了下一步的“闹”法——毕业分配，四个面向。班上几位红五类早已面向蓝天，到兰州入伍当空军去了。还有几个到工厂、升学校的名额该给没走的“红五类”或别的次一等的“红外围”去分了。毫无疑问，我只有面向黄土，下农村。不过当时还讲究个“自觉闹革命”，须得你自己报名申请。
终于有人报名了。班上第一个如果除去韩凯诗，（他早在十月随全市第一批自愿者去了靖县。）就是王源钊了。我是劫数之内的，听说湖区比山区好；我找杨觅知商量一下，决定还是早报为好，去常德县牛鼻滩。
杨觅知和我两年多来形影不离。他的家庭我不了解，我们在一起玩，从不打听对方的家庭出身，似乎都怕伤了对方的面子，但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使我们互相视为同道。早在初三读书时学校贯彻阶级路线，我们就预感到前途堪忧，正好又看了部电影《军垦战歌》，便萌发去新疆的热情。我们在图书室翻了不少有关新疆的资料，看到一篇关于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劳模王宗汉的报道，于是写了封信给王宗汉。请他帮我们联系去新疆。不久，回信来了，他给我们的满腔热情泼了盆冷水。那报纸上的劳模不见了，他劝我们不要来支边，那里不象电影里唱的，边疆无处赛江南。现在一想，这个王宗汉真是位实实在在的农民汉。他其实不回信也算是尽了良心了，他怕因他的事迹诱导我们误了前程，回信给我们讲真话，劝我们莫去走西口，那是受苦人的归宿，他就是从陕西流浪去的。但是我们少年气盛，去新疆的念头始终缠绕心头。
六七年二月，趁着串联坐车不要钱，又一次煽起热情，还邀了韩凯诗跟我们一起走。临上车前一刻，韩的妈妈追到车站。站外广场的灯光暗淡，她好容易寻到我们，就象生离死别一样，流着泪把韩拉回家，还把我们数落了一顿，弄得我们跟人贩子一样难堪。可怜天下父母心！我和杨觅知面面相觑，豪兴顿挫。谁都是父母生的，我和杨觅知上了火车，各想心事，一晚无话。到了武汉下车玩了七天，又回来了，再提不起到新疆的话来。
现在下乡就不是我们想不想去的问题了，非去不可。你能挑选的只是湖区、山区。正当我们还在七想八想，却没想到，没过几天，史山明竟毫不犹豫地宣布，他要下农村。这实在是意外，他的出身那可是在班上红光四射的。虽如此，闻革两年中他却是红五类中唯一跟我们经常来往的朋友，他身上一点都没有那种自来红的气息。他报名下农村，对我们似乎是个小小的安慰，毕竟我们这批人的家庭不是清一色的２１种人，替我们遮了丑。史山明报名下乡是因为他在学校最乱的一段时期，把学校的钢印搬到自己家去了。什么假证也没造，为自己挣了个干坏事的嫌疑，受到工宣队的压力，所以36计，走为上计。这在我们看来，真不算事，他都说要走，那我们还等什么？于是我们不再想它湖区山区，三人一起报了名，哪里先走去哪里。加上李歌闻、施长松，还有早打定主意的王源钊，全班共六人去了洞庭湖畔的牛鼻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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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子身上衣
2、游子身上衣
一根藤上的瓜，四姐（莽莽）的命运决不会比我好，她也是她们学校首批下放对象。班上同学两年多来的派仗，以及我下放异乡，家里不放心，促成她决定了跟我下到一起，到牛鼻滩去。家里人都觉得姐弟在一起比一人一处要好。我无所谓，十八岁的人了，我不会需要她的照顾。但是两人在一起，让家里人放心，这倒是确实的。莽莽比我大几岁，那时认识到底比我正确些。
家里一下要走两个人，气氛越来越沉闷。安置行头也是个大问题，多买一只脸盆都要挤压全家每月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空间。
我的行装极简单：一块塑料布包着一床棉被，里面夹了几件衣服；一口皮子穿了洞的小皮箱；一把小提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莽莽比我的还少，她没有琴。妈妈当然想给我们装备齐整，但她无能为力，家里就这么个状况。我大慨是觉得我应该有点办事的能力了，于是就斗胆要求学校开张证明，说明我家两人下放，无钱置办必要的生活用品，想找父亲单位借点钱。学校很痛快地开了。
我拿着这一纸证明到了医院。先找爸爸。其时“牛鬼蛇神”正集中在医院的地下室。我见了他。这时他才知道我们要下乡。他是专政对象，此处非久谈之所，我只讲了大慨情况，约定第二天在他拖垃圾的路上再相见，就匆匆走了 。
到这一年爸爸戴右派帽子已经十年，早已整得不敢乱说乱动，可还是不知为什么，近来罪又加了一等，罚他每天清运全院的垃圾。医院的垃圾特别脏，这是项又苦又累又脏又贱的活。使他斯文扫地这都不重要了，受辱已有十年，习惯了，主要是体力受不了，他已经64岁。这么一家大医院垃圾产量相当可观，他一个人每天拖一张板车，带把铁铲扫帚，把全院各个垃圾围子里边的垃圾掀进板车，运到6里地外的城郊，现时火车站的地方。一天要拉三、四趟。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休息，因为一休息，垃圾围就满了，前一天没干完，第二天还是你的，医院根本不会安排人帮忙，他也根本不敢诉苦，只能默默地干。这一干就是几年，快70岁才换了扫地的工作。
我想，出这主意惩罚我父亲的人现在想必早已退休了。他可以想象一下，今天让他来干这活，无节假，拿最低工资，一直干到70岁。他若有勇气活下去，那都算英雄，通令嘉奖。可他当年何能忍心让一个6…70岁的老头子干这么重的活？当然，这种非人道的做法，应该归罪于那条极左路线。但这些个具体主意难道不是具体的人非常具体地想出来的？极左的罪恶难道就只有路线的责任，而没有个人的担待？人性的沦丧与极左的猖獗是互为因果的。路加福音讲，耶稣对主张惩治那个失身妇人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没有一人。有这样自省精神的民族有福了。前些年，于杰等人热议过一阵全民族的忏悔，我想并非多余。我们之间谁可以拿石头打人？
第二天，我到了垃圾场，爸爸的板车停在路边，他坐在车把上抽烟等我。他抽的烟是自己切的烟丝自己卷的。我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