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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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在东北大地上长起来的青少年，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想知道关内，也就是中国大陆上的各种情况。“满洲国”成立以后，关内的书籍一律不准进境。中学虽然学的仍是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刊行的课本（“满洲国”还没来得及做出自己的课本，1938年以后便全改了），但那都是过去式。我们需要了解现时，需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需要探究未来，我们东北的年轻人，是背负着几代人的被侵略的苦难长大的。我的那个富有的家族，我的那个一心想振兴实业的父亲，是在不断地跟租界的洋老爷们打交道，拼搏过来的；他的发家史，步步伴随着难耐。具体到女人身上，悲惨到凄绝人寰。我的祖姑姑据说是美甲一方，日俄战争后，横行在东北大地上的沙俄军仓皇溃退，他们用来购粮强塞给老百姓的沙俄纸币——羌帖，一夜之间成了废纸；祖爷爷在家无隔宿粮的情况下，把祖姑姑聘给一位土地主的病儿子换回来果腹的高粱。祖姑姑在备受欺凌的情况下，20岁上便郁郁而死。我的姑姑用那花花绿绿的纸币给我们折叠偶人游戏，告诉我们老百姓是怎样受羌帖的跌宕而家破人亡，就是这位姑姑也因为姑父吸食鸦片夭折而年轻守寡，不得不依靠娘家度日。英国人强送给中国人民的鸦片，“满洲国”成立以后，成了公开的娱乐品，我的堂兄，20岁不到便陷入了吸鸦片的毒坑而一蹶不振。侵略者造成的各种伤害，是嵌在我们的骨髓之中的，我们无法回避身陷水火的处境。松本老人给我的启迪，至今难忘。
卅年代的东京，中国留日的学生有个组织——中华同学会，人们告诫我，去那里，会受到满洲特务的监视。我没有被吓倒，终于打听到了，我们吉林女师的一个叫颜毓荷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去北平读了民国大学。常在中华同学会出入。于是，在颜毓荷那响着风铃的贷家小屋里，我见到了一群颜的朋友。他们悄悄地为我唱起了东北流亡学生的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指引我去内山书店看中国大后方的书，指引我去逛神田街的书市……那是些什么样的书啊！朱光潜的《论美学》、郭沫若的《屈原》、何其芳的《画梦录》……还有萧红的《商市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的视野扩展到了中华大地，我的同胞在我的眼前活生生地站立起来，我找到了中国人的感觉。民族的温暖使我心潮激荡，我忘记了我的东京女大，我在上着中国人的大学，在日本帝国的心脏——东京。
神田街的书市拓宽了我的思维，我看到了日本人重视文化的一面，那结晶着人类智慧的书带着馨香溶入了我的躯体，书摊旁的盏盏小灯，合着夜的深邃向我述说着世事沧桑，向我介绍了马列主义，给我说明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我浮沉在书海中，上着真正的大学。
这时我结识了我的丈夫柳，他在北平辅仁大学学数学，中途来到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学经济，他说中国的落后，病根在于没有现代的经济。他是个非常非常好学的人，正着迷于早大的早期毕业生、当时是名记者的石桥湛山关于中日两国国情的论述，他说，石桥的论述说尽了中日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卢沟桥的炮声，证明了石桥论断的准确。给我上了关于故乡沦陷的主课。
丈夫考进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做记者后，我转学到了神户女子大学，那间私立的，由东京女大早期毕业生主持的大学是培养贵妇人的温床，日本很多女名人、很多外交官的夫人都出自该校。我选择了家事课，只因为家事课的功课比较轻松，我要腾出时间来读我自己选定的课业。
当时的日本，把席卷20世纪的马列主义作为学术研究对待。他们也抓共产党，但不禁书，就说列宁的《论国家与革命》吧，就有两三种不同的由俄文、德文译成的日文版本。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读经济的于明仁，在奈良女高师学历史的田琳，同是大阪《每日新闻》记者的鲁凡，雪萤和我及丈夫成立了自发学习的小团体，像吞食食粮一样地猎食着这些红色书籍。想起那时的热忱，至今仍然心动。一位哲学家曾总结说：20世纪初期的青年，不信仰共产主义是没有心，真是一语中的。
随着华北的王克敏傀儡政权的建立，南京汪精卫的伪政权建立，我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有如目睹，我完全丧失了对国民党可以抗日取胜的信心。我在中华同学会看到过的资料证明，是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日军而丢失了东北的。张学良在我的心中有一定的威望，父亲当年的创业是张学良的改良政策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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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生活（3）
我们如饥似渴地寻觅着救国之路，究竟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能打败侵略者，我们互相辩论，互相启发，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在日本的古都奈良，凌晨走出夜读的田琳的小屋，奈良温婉的小鹿呦呦地叫着走过来接受人们的抚摸时，我总是泪在眼眶里转，把自己的宵夜——白薯干送到小鹿的唇边。那时，日本人果腹的白米已经短缺了。我们学校里也有了所谓的“勤劳奉仕”，不定期地到被服厂去协助缝制军衣。庞大的军服需要，说明战争的激烈化程度，被媒体煽起来陷入战争泥淖的日本百姓也朦胧地觉察到了大东亚帝国很可能是个难圆的梦。
神户女大家事系的主课是古文学、美学、茶道、花道及外国语（英语、法语还有德语）。茶道所营造的人生气氛，对我影响很深，那是个洗涤灵魂的场所。学校里的茶道教室，围在一丛绿竹之中，我们按照茶道祖师千利修的规则，洗盏、泡茶、静心、修身，把世俗尘声锁定在翠竹之外，意静神驰地享受茶香中的恬淡人生。彼此奉茶时，我注意到了忧愁已经悄悄地爬上了这群淑女的眉梢，她们中的亲人——哥哥或弟弟，甚至是未婚夫、丈夫，出征后已经做了他乡之鬼。再恬淡，也无法脱开这种亲人遽亡的伤楚。
花道是个酬答天籁的课业，是再现自然和谐的美育课，我把黄玫瑰插在凸花的暗色玻璃瓶里，配上新生柳枝那白茸茸的毛毛狗，就感觉到春天在轻轻走近。如果换上褐色的芦荻来配黄玫瑰，那感觉便是秋天主管了人间。我们的花道老师，一个名叫美智子的高雅女士，对我在插花中的创意很为欣赏，但我们总是不欢而散。课业之后，她常常说：“这种课业，满洲没有吧！”我很想回答一句：“满洲的蔷薇是泡在血泊里的”，来刺刺她那把大和民族看得高于人类的傲慢，却几次都忍了下来，因为随着战争残酷的具体显现，我已经脱却了姑娘的鲁莽，我明白这种情绪的发泄，只能招致灾难。我只能保持我这个满洲淑女的形象才能顺利地学完课业。
神户女大的古文学课，以紫式部的《源氏物语》为重点，是必修课。我好不容易弄懂了日语古文语中的句式，才啃读了日本的这部关于两性爱情的千古绝唱。书里讲述的爱情坚贞得肝肠寸断，和我们中国的帝王一样，帝王可以移爱多方，皇妃和姬却总是忠于一身，非常非常的缠绵悱恻，非常非常的男性中心，我不喜欢书中那些仪态万方的女人，因为她们距离现实太远了，这当然是我对古文学的无知。其实是那个悲情时代，使我们这群背负着国恨家愁的热血青年无法接受爱情至上的信念了！
珍珠港的炮声，媒体吹嘘到了歇斯底里的境地，老百姓的反应却很淡，勿须说已经有人越来越明白战争怕是要赌不赢了。我们居住的小镇上，贴着出征之家标志的门户似乎一下子就冒出了很多，背负着婴儿的小母亲，手持“千人针”伫立街头，请你为她缀上祈福一针的景象是那样地令人心酸（“千人针”一条长布，上面画了一千个针点。日本的母亲们相信，只要一千个不相识的人都缝上祝福的一针，这条长布便具有了保护战场上兵士的神奇力量）。
女大的课业结束了，我得到了同学们的惜别礼物，不但是我们，连这些日本的淑女们也不再提什么日满一体了。她们和我一样，悄悄地品味着民族的苦难。在这美丽的岛国里，尽管很多绿地都改种了水稻，果腹的稻米的配给量在减少、减少。而我，这个被共产主义洗涤了的头脑里，已经灌满了这样的思维：只有共产党才能拯救我的祖国。这是我的大学中最为紧要的一课。
柳辗转地接受了一项工作，我们想方设法不露痕迹地在我们居住的小镇上，在奈良、在京都、在大阪每次买上三日份的磺胺制剂留存起来，抗日战场上极缺这种新药。留存我们融入了抗战的外围，我们筹措着返回祖国，我的远离硝烟中的大学怕是要移地而上了。
我与日本（1）
说起我与日本，真格是千丝万缕，恩怨相叠。从我不懂事的时候起，每过农历新年，我总会有件大红的细绒线衫穿。那红彤彤、软绵绵的衫子装在一个长方形的白色盒子内，捆着特制的红白两色的丝带，上面写着“娘样”，这是专门给我的礼物。我的学伴牵着我的衫襟，摸了又摸，摸了又摸，得出一致的结论：“这衫子不但暖和，还比棉衣好看。”娘那些贵胄夫人的女伴，对我的红衫子更是啧啧地赞不绝口。不过，我很早就暗暗地明白了，她们赞的不是衫子，而是赞的显赫一时的父亲，说的是：“你家二爷真能干，连日本人都对他上心。”
稍稍大了之后，我知道开在长春车站广场上的金泰洋行，地基是父亲帮助买的，那楼也是父亲帮助筹划盖的。买时，长春只不过是南满铁路② 的一个二等车站。随着火车的启动，长春县兴旺起来，地价年年上涨，金泰洋行的生意也越做越加红火，我家总是有各色洋货由金泰送上门来，所有货品都只收出厂价。父亲说：“这金泰的老板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不忘旧。”如此，我便打扮得俨然日本的贵胄小姐，常常被老师、同学侧目相看。这种有异于一般的感觉，使我很是尴尬，甚至一看见那矮矮的老板亲自带着店员送货进家的时候，便在心里暗骂：“就你们日本人会做买卖，把我们的钱都挣去了！”
是这个精于商贾的日本老板，在我们那还处于农耕意识的环境内，给我上了商业的第一课。
那位与父亲在神案前三跪九拜结为生死之交的木村叔叔，是我少年时最佩服的人物之一，他是满铁东方研究所的成员，讲一口地道的长春方言。他在去长白山腹地考察的时候，（扮做收购珍贵兽皮的中国商人）被当时吉林省境内威名赫赫的女土匪马宅龙所掳。是父亲想方设法救了他出来，他就暂住在我家里养伤。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地质学家，十分相信长白山的草药，他全身都是马宅龙用鸦片烟枪烫伤的溃疡。他只许孩子们称他穆叔。他讲起长白山的黑熊，长白山的野猪，讲得十分惊险有趣。他给我辅导地理课，不要说东北、华北、中国甚至是太平洋、大洋洲，不用看地图，三笔两笔便能简捷地画出那儿的地形地貌来。我常常摇撼着他的胳臂，问他是不是真的是日本人，他说，他投错了胎，没投到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