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近作及书简-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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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的一生，成为历史现象的现代遗存。虚拟和现实编织了莎拉的生命。作为一个人，尽管莎拉有挥洒不尽的财富，赋予她可以随心所欲差遣别人的权力。她想抗衡，想逃避，想卸掉却终生未能卸掉的是对善的负疚感，什么规模的财富也救助不了这个。神秘之家的所有举措，以共振的声波向观众证明了这一点，尽管触目皆是不祥的13，莎拉并没有获得“祥”的惬意。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莎拉以她特有的方式对“善”进行了不懈的赎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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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赵树理
1952年春天，体验生活到了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块最贫困的土地，是因为他们坚决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热情激发了我。我渴望农业社这个社会主义的魔术箱能帮助我这个资产阶级文人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领袖是这样号召的，虔诚的我深信无疑。
使我喜出望外的是：名作家赵树理和川底社的妇女主任一起接待了我。老赵，和我在北京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接触时一样，微微地笑着，神态诚挚又怡然。我高兴极了，相信他会在以后的共处中给予我众多教益，他一向的坦诚将使我毫无疑虑地吐露心曲。
他笑眯眯地引我到了一个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窑洞，一进窑门我就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触眼的是一口白木茬的新棺材靠着东墙威然而立。就在我这欲进又止的当口，老赵抢先一步，跨进室内拍着棺材盖说：“多好的桌面！平整光滑，写起字来保准顺手！”他见我不动，随手拉过来一个崭新的麦秸蒲团坐下来比划着写字的架式，补了一句：“你看，高矮也合适！”
我把行李放在与棺材平行的靠西墙的土铺上，禁不住轻轻地叹了口气。老赵见我这样，坦率地说：“实话告诉你，社里找不出一张桌子供你使用。这里一向是木材珍贵，战争中支前又毁了个罄尽。现在才陆续解决了一些门窗。这是房东老汉省下来盖窑洞的木料打的。我想，你需要张桌子，又认定你不会忌讳这个！是我向社里建议安排你住这儿的！”
“放着好好的门窗不做，却偏要打棺材！”我冒出这样一句没掂量轻重的话儿。
老赵脸上的笑容猛然消逝，瞧了我足有一分钟，才轻轻地说：“这是个古老的心愿，从爷爷的爷爷时就留下来了。从前，只有地主老财能够满足……”
虽然我认定这个心愿愚不可及应该改造，我还是被老赵那沉甸甸的忧思慑住了，我没再说话。直到他走去，我才回过味儿来，明白了我与他感情上的差距。他是这块土地的儿子，他和这里的农民血肉相连，他和他们一样淹没在解放了的“脱水火”、“登衽席”的巨大欢喜之中，他完全理解一个捣了一辈子土坷垃的老汉最向往的是什么，完全理解用胼手胝足的劳动要去换回什么。而我，只不过是从字面上认识解放了的农民，认识社会主义，想当然地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该是什么。
给我编蒲团凳子的夏景，也就是我年轻的女房东。生得少有的俊俏，一和她对面我便想及太行出美女的俗话。很长时间我摸不清她是房东老俩口的媳妇还是女儿。她有时按照当地习俗，把云发盘成发髻；有时又像大姑娘一样垂着墨黑的发辫。我和老赵都在她家里吃派饭，这是社里对我们的照顾。夏景能把掺了菜和糠的粮食做得特别顺口，她抻的黑面条（面粉中掺上一半的榆树皮粉）像她的秀发一样绵长细润，吃得我十分香甜。
日子一久，我对夏景由喜欢转为亲密，当我弄清楚房东家的独生儿子——夏景的丈夫，参军7年（经过了抗日、解放两次大战的胜利）仍然毫无消息时，便想按着婚姻法的规定，帮助夏景办理离婚手续。我背着夏景先来征求老赵的意见。像我们最初涉及棺材的话题时一样，老赵的笑容当时消逝，直视起我来。我被他严峻的目光盯得惶惑了，不知道这件本来可以说是合情合法的建议为什么会招致他如此忧思。好一会儿，老赵才轻轻地问我：
“你和夏景谈过了？”
“没有，还没有！”
“那就先不要谈。”
“为什么？那个抗日志士肯定是早已为国捐躯了。不能让夏景这样下去，这不合乎人道！”
“你听我说：你是中央来的！你的话影响面广，这不是夏景一个人的事。像夏景这样的女娃，这一带很多、很多。你要帮助夏景，就等于拆了这个家，更可虑的，这会在这一带引起连锁反应。我相信你早已看清了，夏景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啊！”
我很想用鲁迅的“总是死的拖着活的”这句话来顶撞老赵，却没敢说出口，改了语气说：“离婚有什么关系，我相信夏景会照样照顾老两口的！”
“这里人们的心理、风俗都做不到这一点。”老赵说。
我虽然被老赵折服了，可心里总不是滋味，很久才宽慰了一些。我注意到，在老赵面对夏景时，眼睛里有比我还浓烈的同情又夹杂着无可奈何的神光。我开始憎恨起那口白茬木棺来了，我时时感到它在向我示威，嘲笑我的无能，我眼睁睁地看着夏景向它献上青春作为祭礼，赎买民族的沉疴。
1956年当高级农业社的浪潮淹没了全国时，人们告诉我夏景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了。我不敢问及夏景是不是继续奉献着“青春”。我只能暗暗祷祝，盼望这个殊荣对她是解脱而不是捆缚。虽然我明白，这不见得可能。
如今，近40年的岁月弹指而去，夏景和我一样进入暮年。曾和我们朝夕相处的老赵，用生命作祭礼，祭奠了他的社会主义理想。我只盼夏景有个黄土高坡婆姨们乐道的晚年，能够儿孙绕膝。
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1）
两个女人：一个是中国的关露，一个是日本的田村俊子；一份妇女杂志，是1942年5月在上海创刊、1945年7月终刊的《女声》杂志。
关露和田村俊子，分别是当时的中国文坛和日本文坛受到瞩目的女作家，又是演艺界的活跃分子。两个人的遭遇同样是毁誉交错、悲喜相叠，道不尽的风光和说不清的烦恼。如果定要挖掘两个人的共通之处的话：应该说，支撑她俩面对纷纭世事而能自立自决的是一种信念——那种为实现理想而付出的坚韧。
民国初年，生在作县官父亲家里的关露，随着父亲官场上的失意，目睹的是父亲日甚一日对母亲的作践。小小的心灵里，铭刻的是母亲遭受的凌辱，是封建家庭中的多种残暴。是坚韧的母亲庇护了她，想方设法为她谋划了受教育的机会。当她有机会进入大学，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明白了中国要铲除封建，只有在共产党掌握的政权中才能实现，那些和母亲同样受欺凌的女人才能以一个独立的人生活在社会中，便一心一意地投靠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冒着各种危险，为共产党夺取政权进行各种斗争。在卅年代的上海，她和她的“左联”同志们，到工人夜校教书、参加纱厂女工的###、参加要求全面抗日的群众示威游行。她以她特有的机智，在险象环生的境况中，一次次完成了党交付的任务。她生活得很实在很愉快。
一次，由上海去南京，碰巧遇上下关车站临时大搜查。她的手提箱中有份党的秘密文件，隐藏是来不及了，逃更不可能。关露急中生智，打开手提箱，把文件掖进大衣的敞口衣袋，像掖进一份看过的画报那样从容自然。随即把箱子推向宪警主动配合搜查。搜查者对这位落落大方的女士没产生半点怀疑。看了看，箱中是女人用的小物件、化妆品和换洗衣衫，便顺利放行了。关露可是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上，思谋着如果不测，怎样消灭文件。
日帝占领上海之后，文化人纷纷出走。“左联”的成员更以投笔从戎为荣，相继秘密奔赴延安。关露接到了地下党的指令，不但令她留在上海，而且要她打入《女声》去做编辑。党说：这是另一条非常重要的抗日战线，她是党的一双伶俐的眼睛，可以窥见汉奸的内幕。
理解关露的“左联”人，为关露惋惜。说她不该踏上《女声》这片烂泥塘污了手脚。不甚了解关露的人，说她原本就是只精致的花瓶，正可以摆在汉奸的厅堂里，作为点缀。对这些来自各方的蜚论，关露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感，默默承受。因为她胸中汹涌的是为新中国催生的激情。进入《女声》，镇日忙碌之余，回到自己的小巢，用来排遣孤独的是“左联”好友林楚君送给她的海涅的诗：“我来到莱茵河畔，我歌唱。我歌唱爱，我歌唱爱中的恨，我歌唱着牺牲。”
关露也不时写下自己的诗。
是谁织就了江山的锦绣；
谁就该占有锦绣的江山！
黑暗的夜，我们不向你哀号，
也不惧怕你的凄厉！
我们的明日要来，
夜将要逝去。
生于1884年的俊子，在27岁的1911年，发表小说《鲜血》、1912年发表小说《誓言》、1913年发表小说《木乃伊的口红》、1914年发表小说《炮烙之刑》、1915年发表小说《她的生活》，以每年一部名篇的惊人速度跃登日本文坛。同时，这位女作家还以佐藤露英、花房露子的艺名活跃在演艺舞台上。这样一位多才多艺的丽人引起社会的关注，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事。1916年以降，俊子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
席卷廿世纪初叶的马克思主义涌到了日本，俊子被强烈地吸引着了。在当时的日本，这是桩不合时宜的信仰，俊子由此和丈夫田村松鱼产生龃龉并导致婚姻破裂，苦恋起献身工人运动的铃木悦来。1918年追踪铃木悦到了加拿大。在温哥华一住就是一十八载。铃木悦突然急疾谢世，痛定之余，俊子也就告别了冲动的青春年华。但是已融入血液的妇女解放思想反更炽烈。环顾亚洲，特别是祖国日本，男性中心的社会形态并未改善，姐妹们时时受到欺凌。归去吧！去为妇女的合理地位拼搏一番，能做几件实事最好。
当时的日共领袖宫本显治和夫人百合子接纳了俊子，俊子又得到了同是女权主义者的女作家窪川稻子的深厚友谊。俊子安顿下来，准备为社会主义事业竭尽才智。不久，多情的俊子坠入了新的爱河，千不该万不该，热恋的对方竟是知友窪川稻子的丈夫窪川鹤次郎。鹤次郎沉湎在这种如妻如母的狂恋之中。面对小于自己廿岁的鹤次郎，俊子无时不在痛苦的自责之中。尽管她用自己是在反抗“老夫可以少妻、老女却碍难纳男”的旧习俗以自慰，却无法脱却背叛知友的负罪之感。俊子毕竟是俊子，她毅然脱却这个情羁，逃离出日本。
1938年12月，俊子以日本权威杂志《中央公论》特派记者的身份到了上海。原计划只停留三两个月，却直到1945年4月再没踏上归国之途，在上海住了7年又半。
俊子在上海由暂住到长留，其中的曲折耐人寻味，不过有一点可以排除，那不是物质原因，因为俊子舍却的是远比上海为高的日本环境。也没有发现又有新的爱情产生，只能从精神生活中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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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女人和一份妇女杂志（2）
从一跃登文坛就以咄咄逼人的女权主义者姿态问世的俊子，七弯八折，萦记心头的仍是受男人欺凌的女性。既然在故乡有那么多的生活尴尬，作为社会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