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咒富士康:他们为什么自杀-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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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人一个宿舍，按照人数来说，这样的宿舍本该颇为热闹。但是，富士康为了便于管理，每个房间中的8个人都是来自于不同的车间，彼此之间的上班时间是错开的，就算是上下铺，见面的机会也并不多，再加上工作的辛苦，几乎每个人回到宿舍便倒头就睡，舍友之间的交流非常少，近距离的隔阂使他们之间的话题和信任都不多。
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从厂区到最近的餐厅，再到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在不到1000平方米的范围内移动着。
富士康的福利在代工厂之中是不错的。每月每个员工在电脑房有4个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园区也有游泳池、有娱乐场所，还有相亲的节目。
但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福利，当这些福利平均到30万的基数上的时候，作为个体的员工能够享受到的是相当稀少的。并且，在僧多粥少的情况下，资源必然和权力相联系。富士康内部的员工说，那些上网等娱乐场所必须是有“身份”的人才能去，普通的工人能够进入的机会相当少。
每天加班到20：00或者20：30后，工人很少去参与娱乐活动，只等周末“放风”外出的那一天。
于是，这样的生活，他们只想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挣钱。或许他们感觉到，这里不是自己长久停留的地方，这里只是他们挣钱的地方。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员工眼里的“军事战场”（3）
这是一个抉择的战场
在莎士比亚著名的戏剧《哈姆雷特》中，莎翁借剧中人物之口，大声疾呼一个严肃的思考：“生存还是毁灭”，这真是一个难以抉择的人生命题。然而，在富士康中，12位员工却在生命的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而且，其中一名逝者还甩开了别人救助的手，选择离去。
生命诚可贵，收入价更高，无数人为了生存而战斗。来到富士康的人，同样也是为了生存而奋斗着，努力着。那些逝者为了什么样的原因改变初衷，放弃了对于生活的抗争，对于生命的战斗呢？
亲人、恋人、朋友，他们有着那么多的留恋；花样年华，他们还有无数发展的可能。为什么却在生命的璀璨处选择放弃呢？
媒体在追问，试图找到每一种可能的因素，富士康本身也在反思，社会不断关注和猜测，各界调查和分析，然而，他们的选择却始终像一个谜。
惊动了政府，引来了媒体，专家学者甚至法师都请来了，富士康的外围十分热闹。在一个外人眼里，富士康是阴霾的，是令人恐惧的。但是，富士康招聘的门口却熙熙攘攘，想要进富士康的人排着长长的队伍，还有人为了应聘在通宵排队。俨然一个应聘的战场。
“这里的福利好些，工资能够准时发。”不少应聘者对媒体如是说。
从这个角度看，富士康是正规军。换言之，富士康的员工不是义务兵，而是雇佣兵，粮饷是低点，但粮期够稳，与拖欠绝缘，也没人敢吃空饷，更不用担心老板拍拍屁股走人。
而在一个宿舍内部，舍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每个人进厂后都是随机被分配到一个宿舍的。即使是个别性格开朗的人，也容易被这样的生活同化。
自杀的员工之一卢新就是如此。这个曾经报名参加过“快男”比赛，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的大男生，就在自己自杀的前三天，写了一条QQ签名：一切都过去了。这阴冷的话语透露出他对死亡的预警。
这个湘潭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其实早就被列入干部储备班名单，可能再熬上一段时间，就可以晋升。但是，在富士康，“干部层次一共分为14级，从师1级到师14级，新人进来从师1级开始，两三年调升1级，要调到师四五级这样的管理职位大概要10年工夫”。
一位在富士康工作十多年的男员工，今年35岁，月薪8000元，手下管理着一个900人的车间。谈到这一让人艳羡的成绩，他摊开手掌，向记者数起自己已经拿到手的各种证书和文凭，不一会儿，两只手都数完了。
“每个人在厂区里面活动，但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影子，互相连姓名都不会多问。”在富士康，不允许私下组织老乡会。
一个人在社会理应有很多层次的关系，并且成为一张网。但是在富士康，一个人除了生产线外，几乎没有其他的集体关系，仅此单一的社会关系，他们每个人都成了一个孤立的点。永无休止地面对机器，机械地劳动，机械地生活，但他们却是明明白白的有思维有血有肉的自然人，一旦遇到难以承受的焦虑与压力，最容易自杀。
如此庞大的帝国，需要一个严谨的管理体系，企业必须处于强势地位，任何员工团体的强势都有可能威胁到富士康整体的稳定性，因此，在管理上，富士康所谓的安排都有意识地将这些对抗力量分散化，把员工之间的关系距离化。
这些独立而无助的员工在面临压力时，渴望援助，但是面对强势的“援助”又会本能地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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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与不加班，痛苦中的无奈
“宁愿支付加班费，也不能让整条线停下来”，机器一关一开，损耗极大。因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窗，厂方大多数时候会通过让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受到拷问的并非只有富士康，而郭台铭的“无法保证”也并非推脱。因为，在现有的“代工模式”下，这样的惨剧仿佛早已成谶。
工人们“渴望加班”
这样的心理期盼在外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工作如此辛苦劳累，为什么还希望增加加班的时间呢？
然而，如果了解富士康的薪酬结构，这样的期盼却又是合理而无奈的——加班可以拿多一点，哪怕是少得可怜的钱。
在富士康，一个普工底薪900元——这是连深圳最低工资水平都达不到的数字。除去生活所需，工人们将所剩无几。他们所能期盼的额外积蓄只能来自于加班所得。
我们可以按照富士康公开的标准给他们算一下工资单。
假如一个普工正常工作天，平时加班小时，报酬469元；周六日加班75小时，报酬776元；工资总额2145元。这样，这名员工当月收入的60％靠超时加班挣得，总计136小时的加班，比《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最高加班时间整整多出100小时。
一位富士康员工说：“这一点儿都不稀奇，我们中的很多人每天加班都在两三个小时以上。”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对5044名富士康员工的抽查显示，％的员工超时加班，人均月超时加班小时。超时加班给员工带来巨大的工作压力，影响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机械的重复性劳动，而是在8小时以外不得不在流水线上继续重复，否则，连生存都困难。”
富士康的工人明白自己并不是在做选择题。尽管加班让人身心疲劳，但为了挣钱，工人愿意选择加班。
不加班挣钱太少，超时加班没时间放松——微薄的薪酬常常使员工陷入两难。而这样的现象绝非富士康独有，在沿海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超时加班并不罕见。
加班，无选择权
富士康过度加班的问题被曝光以后，媒体开始行使监督权。他们首先要质问的，当然是郭台铭。
在前往讲座现场的路上，《中国经营报》记者发问：
“有没有打算给更多的员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说不加班的自由？”
郭台铭当即停下脚步说：“你这个问题我可以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员工都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员工有被强迫被加班的，他绝对可以上诉。”
郭台铭的确可以中气十足地回答记者的提问，富士康的加班自愿书在理论层面上得到了很多员工的支持。
所谓的加班自愿和郭台铭的态度一样，有着一股强硬的劲儿。
按照加班必须签订的加班自愿书，如果选择加班，那将整个月都必须接受加班安排，而选择不加班，则意味着整个月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单独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时间出勤的收入，将会比选择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这份加班自愿书深刻了解工人对加班来挣钱的需求，却漠视工人因连续加班的劳累，用表面的选择权精明地取代了实际的无选择权。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价就意味着出卖更多的自由。而富士康的“优势”恰恰在于作为高效率的制造业企业，对工人的劳动潜力开发得淋漓尽致。
正如未满18岁的跳楼女工饶乐琴所说，要不停地看显微镜，将小物件放置在正确的位置上，每天10多小时重复快速做着一样的工作。
饶乐琴们在显微镜下遗忘了他们的高强度劳作，一心想着放大他们的劳动所得。
追忆凋零的生命
自2007年6月18日富士康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至2010年5月26日第12跳止，先后发生过16起员工突然意外死亡事件，其中最大的为28岁，最小的仅有17岁。
16个正值青春年华的青年在一家全球500强企业内部竟然选择用自杀的方式来结束鲜活的生命，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难以承受继续活下去之重？
他们的入职时间不长，进厂工作最长的是一年半，最短的只有28天。但是，富士康这个地方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改变了他们对生命的选择。
他们的同龄人，或许在父母的膝下撒娇，或许正在上着大学，或许刚刚开始接触新鲜的社会，沐浴着生活的阳光，享受着社会进步带来的美好。
当然，这些只是同龄人的生活，他们跟同龄人在出生之时就划分了界限。
这些孩子多数来自农村，在天然朴素中成长，但是也跟快速发展的城市有些脱离。在努力的路上，他们都选择了深圳，选择了富士康，但最后的选择让人不胜唏嘘。
他们曾经是一群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孩子，曾经是有着理想和憧憬的年轻一代……如今他们一个接一个离我们而去，追忆凋零的生命，让人掩卷沉思。
开朗的卢新
在好友曾红领眼里，已逝者卢新是一个开朗的人，唱歌、跳舞、旅游样样喜欢，和同事关系也不错。
“那天他说到那儿去看看风景，讲完这句话之后站了一会，很快的速度，把窗户拉开，跳到阳台上，再从阳台上跳下去，犹豫都没有犹豫。当时我们马上起身拉他，拉到他左臂的一点衣服，被他甩掉了。”
开朗的他在生死时刻竟然是这样的决绝！
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是富士康09菁干班的成员之一，也就是干部储备班。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比赛的卢新，有个梦想就是能当一名歌手。
卢新留下的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2010年1月，2240元；2010年3月，3541元。卢新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
“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他好像就发了1800还是1900，他寄了1500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很不错的。”同事回忆道。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日志上，有这样一段话：
“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了制造。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