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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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日本称霸之后，举国上下还有另外的一层恐惧，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各种策略，已经在国际上造成孤立与敌对的压力，日本既在日俄战争上，与俄国结下历史的民族仇怨，也妨碍了美国开放中国门户利益的立场。日本知道，以俄国那种凶狠的发展野心，是绝对不会放过它的，俄国要成为太平洋强权，取得不冻港，以及夺取中国东北与塞北的富源，都会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发生直接的冲突。因此当时日本的军政领导阶层几乎都相信：日、俄第二回合的战争冲突只是迟早的问题，以及日本必须抢先在中国取得优势战略地位的先机，才能增加击败俄国的筹码。而日本在中国的独占特权与在太平洋迅速发展，也开始危及到美国的利益，因而日、美间的摩擦也开始快速的增高。当时全球有远略的政治与战略专家，就已清楚的警告，日、俄与日、美的战争冲突，已经势难避免＇1＇；日本的参谋本部早已长程计划未来与俄国进行决战的准备，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就任之后的一九三三年，也曾经召开内阁特别会议，讨论美日可能爆发战争的各种状况。
日本政府在面对这些危机的压力之下，一直抱着必须“先发制人”的观念，其政府领导人认为，日本（一个资源贫乏与战略弱势的国家）一定要先得到中国广大的资源与支持，才能在未来与美俄的决战中，取得不败的地位。因为日本立国二千六百年，从来没有被外国直接的击败或占领过，因此更为恐惧万一面临战败命运的可能性。这些背景都促使日本以抢先侵略中国与控制其广大的资源，为继续称霸东亚的优先战略选择。
此时日本内部对于如何经略中国，分成两个派系，其中一派认为，除非日本采取武力侵略中国的方式，才能控制中国的市场与资源，同时取得中国领土的优势战略纵深，未来在与美俄决战中，胜算才高。另外一派则认为，中日两国不妨以亲善合作的方法，结合彼此的利益与资源，这样日本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冲突，又可得到中国的支持，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看法与孙中山先生提倡之“大亚细亚主义”有些接近。不过，日本当时陶醉于对外战争的连番胜利，认为侵略中国比友好中国，更能满足日本渴望强大的需要。
一九二〇年代中叶（裕仁日皇即位初期），中国内部的局势逐渐出现了一种改变，那就是来自南方的国民政府，一方面联俄容共，一方面整军经武，开始展现统一中国、结束中国之分裂与衰弱的历史企图心。同时奉行共产主义的苏联，也以日本的军阀与财团政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假想敌；斯大林全力推动的苏联工业化建设，特别是在在国防工业上的发展，已有飞跃的进步。日本参谋本部估计，苏联的现代化军力，开始威胁到日本的安全。因此无论是中国之统一与复兴，或是苏联的强大与扩张，都会影响到日本称霸东亚的计划，所以日本政府需要迅速采取反制中、苏发展的策略。此外，日本政府特别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会与苏联全面的合作，对日本造成致命的威胁。
3。2 田中义一与两次东方会议
当时对于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最为狂热的人物就是日本预备役将领田中义一（Tanaka Giichi）。田中是日本当时“出将入相”的军政强人，他曾经大量收集有关中国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的所有相关情报，以及深入的调查中国的资源分布与市场发展潜力。当田中出任日本首相之后，正式在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于东京召开会议，决定日本政府今后如何推动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纲领”，历史称之为“东方会议”，这个会议总结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中国的所有策略得失，并且进一步拟定了日本今后应该如何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个日本决心完成侵略中国的历史性东方会议，前后召开了十一天，田中首相邀请所有日本重要与相关的军政、外交、情报与经贸人员，都参与这次会议，这个会议在动员所有的日本军政经贸历史与社会精英，经过完整与深入的讨论之后，日本终于完成了具体侵略中国的策略与步骤，而正式建立了指导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纲领。
不过日本政府于东方会议闭幕之后，对外发表了所谓“对华政策纲领”八条，只是约略地公布东方会议的一部分内容，而东方会议更为重要的结论，则是表现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由田中首相密折上奏给日皇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这就是历史上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田中奏折”之谜＇2＇。
这两份一明一暗的历史文件，成为了主导日本日后整个大陆政策的基本方向。在日本公开的“对华政策纲领”中，其实日本政府已经非常露骨的提出，当中国的政局发展，若是出现“日本权益受到损害”、“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以及“动乱波及满蒙”之时，日本政府将会对中国采取直接的反制行动，包括了直接干预中国的内政，以及在中国境内出兵。而在秘密的田中奏折之中，更是开宗明义地指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具体政策步骤，根据这个具体的政策，才能建立日本主导的“东亚帝国”，这个日本的大陆政策，更前瞻到日本的扩张，终必可能与“米国”以及“赤俄”发生军事冲突，因此日本征服满蒙，进而侵略中国，是日本东亚争霸，必须克敌制胜的关键战略所在。此外田中 奏折更是在如何征服满蒙上，大作文章，从炮制满蒙的主权并不属中国的理论，一直到日本最后如何以实力介入来分离满蒙，都有政策性的指导方向。
因此，依照东方会议的结论，日本未来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就是以侵略中国作为前提，而分离满蒙，则是这个侵略中国政策成败基石。所以日本政府接着又在同年的八月份，在中国的大连（或称第二次东方会议），把策略集中在如何制造满蒙分离上。从东方会议到大连会议所得的结论，已经使得日本在基本国策上，确立了由满蒙分离作为基础的侵略中国政策，而无论是日本政府、军部还是关东军，都在设法等待时机以采取实际的行动，将这个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正式地加以实现。
虽然当时驻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日本关东军，依照条约只有一个师团以及数个独立守备队，驻军总数最多只有两万人左右，但它却是日本的大陆政 策中，以军事行动分离满蒙的先锋军。当时日本军队中的少壮派军官，更是把前往关东军服役，当成实践帝国扩张，完成个人志业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关东军中服役的少壮派军官，全都是日本军官团中，最为狂热的份子以及最有野心的人士，他们毫不讳言他们的决心与企图，就是要以武力完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关东军少壮派军官，不但在中国的东北尽其所能地制造事端与惹是生非，同时更是不断地与日本中央军部的少壮派军官，建立秘密结社的特殊管道，而且这些少壮派军官，更是经常地与日本社会中的浪人，右翼的社会团体，有着非常直接与密切的关系。他们经常地出席各种相关的集会，发表煽动的策略演说，发行各种鼓吹日本必须占领满蒙的宣传刊物，因此造成日本社会中多数的舆论，对于分离满蒙、侵略中国，产生了一种近乎“天职”的错误意识：好象日本政府与军部一天不能决定入侵满蒙，就让日本多一天陷在危机之中似的。当时日本的少壮派军官，正是依照东方会议所设立的侵略满蒙方针，竞相开始设计与推动自己的分离满蒙计划。
3。3 坂垣与石原的历史密谋
一九二八年四月，日本少壮派军官中，以执行手段强硬著称的中国通坂垣征四郎大佐，出任关东军的高级参谋。同年十月，素有谋略家之称的石原莞尔中佐，调任关东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主任，这两位同属日本士官学校前后期毕业的少壮派军官，本来就在同一个秘密组织中活动，现在又在关东军司令部中共事，更可以进一步合作无间的推动侵略满蒙的政策，而他们的计划与行动，最终决定了日本武力侵略中国东北的悲剧历史。
石原本人并非一个眼光短浅的黩武军人，他策划攻占中国东北的密谋，不是因为他对于侵略中国有着特别的野心，他是从历史与全球的角度，考虑日本当时所面临的挑战与机会。石原明了日本与苏联之间的危机与矛盾，正在朝向全面决战的方向发展，他也进一步的了解到，日本会因为太平洋与东亚的战略、经济利益而与美国起冲突。因此石原决定策划关东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是为了在日后，若是日本与美苏两国决战之时，可以增加日本的战略防御纵深与作战空间，和充实其作战资源的必要先制行动。
所以石原就着手拟定“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文件，除了设计出类似闪电战般的果断作战计划之外，石原更提出了如何占领中国东北的政治规划，与进一步对苏作战，以及最后必然会与美国爆发冲突的作战准备。石原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以关东军的两万部队，与中国东北奉系二十万以上的部队进行作战，所以整个作战需要果决、集中与快速的行动，才能顺利地完成（至少在先期行动时，是绝对的需要以寡击众）。同时石原更清楚的规划，一旦能够顺利的占领中国东北后，日本应该如何治理所占领的地方、如何开发东北的资源的务实方案。石原主张日本直接设立关东督护府，在中国东北“废省设县”，由日本实施直接的统治。虽然石原有如此全盘周密的计划，但是他却不支持日本与中国进行全面作战的构想。因为石原策划日军突袭占领中国的东北前提是，扩大日本与苏联决战的战略空间，与增加日本战争资源的腹地，因为只有日军抢先攻占中国东北，才能威胁到苏联西伯利亚东部的战略安全，同时阻止中国取得在东北的国防重工业资源。
在石原开始拟定满洲事变秘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以及关东军其它的将校，也在分别地进行夺取中国控制权的策略。一九二八年正是国民政府北伐军节节胜利之际，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以护侨名义出兵山东，爆发极其凶残的济南惨案，虽然给予山东人民造成极大地损害，对于国民政府更是带来极大的威望打击，但是日本仍然无法阻止国民政府的继续北伐。因此田中决定利用军事支持与外交恫吓的手段，说服将当时东北军政负责人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掩护下退回东北，然后与日本人合作，搞一个完全亲日的东北“独立王国”，日本已经公开的警告国民政府的北伐军，绝对不得进入东北地区，而影响到日本在南满的权益。
3。4 刺杀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同时，日本政府也已经取得张作霖的口头同意，允许日本在东北全境有更多的筑路权力，以做为日本继续支持张作霖的交换条件（在当时的东北，任何一条铁路只要有日本的资本，整个铁路以及沿线的各种资源、市场都将被日本人优先控制，日本还可以派军护路，移进侨民，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