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朽的光荣--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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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驻屯军”的指挥,准备参与教训中国的作战。日本参谋本部同时对驻屯军新任司令官香月清司,颁布了日军在华北作战计划,“以打击中国第二十九军为目的,战事局限于平津地区”、“军事行动开始之时,速以武力膺惩中国第二十九军,第一期应先将北平郊外之敌扫荡至永定河以西”。而朝鲜军司令官小矶国昭大将,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以及其属下的少壮派军官,更是直接与主动地对香月发出讯息,要求他能够把握机会,不负众望地给华军致命的一击,以实现华北分离的计划。他们保证会在战场与军部,全力支持驻屯军的任何强硬行动。因此香月在热烈地请战情绪影响之下,又刚走马上任,自然无法让大家失望,因此他立刻决定,要给华军强烈的教训,以加速推动“华北自治”。
19。6 宋哲元处置失当
而宋哲元在七月十一日才迟迟地回到任所,根本不理会蒋介石多封指示机宜的电报,更没有将司令部移防的准备(更为离奇的是,宋哲元根本不向南京报告所有情况,也不请示任何的机宜,完全独断专行,害得南京国民政府,无法掌握最新状况,所有消息要靠军统局电台的报告)。宋哲元当天立刻就直接前往天津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与香月直接接触。
香月在日本的援军尚未抵达之前,先与宋哲元进行缓兵之计的交涉,提出严厉的七条件,内容是要宋将任何“反日”的党政军力量,全部撤出河北,宋哲元竟然一口答应香月所有的要求。宋哲元认为只要二十九军让步,日本也就会伸手不打笑脸人,而得以“大事化小”。因此宋哲元在七月十五日,公开发表声明,表示卢沟桥问题只是小事一件,目前已经得到合理解决,并婉谢中国境内各方的支持二十九军备战的捐款。
宋哲元的逆来顺受,却引动日军更大的野心,香月清司在十七日派参谋通知宋哲元,要宋哲元一定要在十九日之前,以正式的文字协议,完全接受日本的要求。十八日,宋哲元参加前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的丧礼,与香月见面,正式向日军道歉,并且下令张自忠与日本代表签订接受日方要求的协定。七月十九日夜晚,中、日终于双方达成撤军协议,约定双方军队将于七月二十二日,各自撤离军事冲突的交战前线,以缓和华北冲突的局面,二十九军并正式道歉。因此在七月十九日,宋哲元为此再一次发表声明,认为整个事件已经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希望大家不要听信谣言,中日双方应该互信互谅、和平相处。
宋哲元回任之后,一再示弱的表现,的确令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吃一惊。蒋介石特别感到不安,因为所有宋哲元的行动与交涉,一直没有片纸只字的回报南京;对于蒋介石之指示:“对于日本的要求,不可以轻易的让步,同时应将司令部迁移到保定,集结军队以备不测,”也根本不加理会。因为蒋介石已认为,在日本压力之下,任何表现善意的让步,任何没有实力备战为后盾的交涉,都会让日本觉得可以得寸进尺,终于会诱使日军采取武力行动。
无奈宋哲元担心蒋介石会以抗日为名,将中央的力量,重新回到冀、察发展,因此宁愿向日本低头,以求自己能够继续成为南京与东京之间的缓冲。而宋似乎不了解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是崇拜强者、轻视弱者,因此宋哲元一再忍让与低头的表现,正好给香月一个错误的印象,认为抗日英雄宋哲元,不过尔尔,因此香月已经决定,要在援军赶到之后,在河北给二十九军一个狠狠的教训,以报日军曾在喜峰口受挫之仇。
这时候,事情的发展逐渐接近失控的状态,宋哲元这一系列的表现,不但让全国人民感到失望与困惑,就连蒋介石也感到事态不妙。全国人心开始浮动不安,日军的行动更为大胆,因此蒋介石在庐山连日与政府军政首长以及社会的名流会商之后,于七月十七日,正式发表庐山谈话,宣布中央政府坚定的立场。
在庐山谈话里,蒋介石代表了所有的中国人,发表了决心迎战的心声:
“卢沟桥事件发展的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此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
蒋介石在谈话中清楚地指出,假如日军强行占领卢沟桥,必然会进一步进逼北平,而假如北平不保,日本接着当然会进犯南京,因此若是卢沟桥事变不得到妥善解决,那么中国将会面临最后关头的选择。但在和平尚未绝望前的一秒钟,中国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中日双方能够以外交方式解决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进而提出中央政府对于卢沟桥事变解决的最低四点原则:一、不能侵犯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二、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能有任何不法的改变。三、政府任命的官员不得撤换。四、二十九军的防区不得变更。蒋介石指出,这是一个弱国最低条件的外交立场,希望日本能够设身处地的考虑,不要逼迫两国关系达到最后关头,不要造成中日两国的世代仇恨,应该能够适可而止。
蒋介石一方面代表中央政府发表了捍卫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立场声明,并且清楚指出,假如日本真的还要进一步的侵略中国,那么这就是迫使中国面临全面抗日的最后关头了。蒋介石仍然进一步的电告宋哲元,在进行谈判时,千万不要轻易地相信日本的援兵之计,同时蒋介石已经在南京开始与日本使馆进行直接的外交接触,但是日本使馆却明白表示,卢沟桥事变是地方事务,将由华北驻屯军与宋哲元进行直接的谈判,日本政府只是藉着外交管道,警告南京国民政府,不要煽动仇日的“爱国活动”。
不过在北平的宋哲元,对于蒋介石维护主权的庐山谈话,根本充耳不闻,还是完全的接受日本无理的要求,宋哲元还以为卢沟桥问题就此告一段落,因此他一方面下令二十九军依照协议撤军,并且拆除在北平备战的防御工事,此时宗哲元才将七月十一日的中日旧协议(不是最新十九日的城下之盟协议),电告南京,并且要求中央停止派孙连仲等部队北上,同时不接受中央提供的备战军火。
蒋介石在七月二十日赶回南京,接到宋哲元过时的报告,为了避免在大敌当前,出现中央与华北当局的不和,只有勉强同意宋的协议报告,但是希望宋哲元能在协议上,为中国争取到更多的人事自主权。蒋介石一方面星夜派遣与宋哲元熟识的戈定远、熊斌北上,亲自向宋解释中央抗日的决心与立场,希望他能够加以配合。
就在宋哲元完全向日本压力屈服的第二天,日本在丰台的皇军,不但不按照协议撤军,反而对宛平的中国守军,发动军事突击,以密集的重炮,猛轰卢沟桥与长辛店的中国守军阵地,华军团长吉星文受伤。同时日本的内阁受到宋哲元示弱的鼓励,以及认为这是南京与华北之间的立场对立,因此计划从日本国内出兵,增派三个师团部队,直接增援华北,以对宋哲元的部队,进行猛烈的打击,并且乘机完成华北自治的计划。
虽然来自南京与东京的消息,都对宋哲元的做法,产生了极大的否定讯息,但是宗哲元仍然坚持自己对日本让步的做法。七月二十二日,宋哲元下令第二十九军各部,仍然要依照协议撤军,但是日军却根本毫无移防的迹象,反而是大军源源不绝的从关外以及朝鲜等地,进入平津地区。局势已经非常的明显,日军在平津一带开始形成合围的优势兵力。对香月而言,这是一个全面重击二十九军,彻底解决华北自治问题的最佳时机,但是宋哲元却拒绝面对事实与危机,仍然相信日本人会遵守协议,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
19。7 日军决定攻占平津
七月二十五日,日本朝鲜军增援的先遣部队,已经到达北平南郊的廊房,这是平津之间的交通要地,日军不顾一切的进犯廊坊车站,引起守军的反击,双方的部队再次爆发新的战斗,中国守军不敌,因此被迫撤退。宋哲元这才发现大事不好,紧急下令二十九军备战(又是仓皇应战,事前根本没有完整与全套的作战参谋作业)。而当天夜间,日军准备派遣部队混入北平城内,做为接战时的内应,但是被守军发现,于是设下圈套,先让日军进城,然后在半途加以围歼,这就是令日军颜面无光的“广安门事件”。
香月闻讯之后大怒,此时东京军部电报指示,日本援军已到,驻屯军可以掌握战机动用武力。香月于是在七月二十六日,对宋哲元发出限两天内自动撤离北平驻军的“最后通牒”,宋哲元接到日军最后通牒之后,这时才如梦初醒的发现,华军已经陷入战争的危机当中。于是宋一方面严拒日本的要求,发出自卫抗日的通电,一方面加速调兵布防,并且要求中央紧急军事援助。七月二十七日,日本参谋本部下达临参命第六十五号,正式调动日本第五、六、十等三个师团,直接由日本本土增援华北。于是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既然已经重兵在握,当然把握机会,下令日军开始对北平与天津,发动正式攻击。
这时候宋哲元的兵马调动,可以说是已经太迟了。七月二十八日,准备驰援防卫北平的二十九军部队,于行军途中,在北平近郊的南苑,突然遭到日军陆空夹击,二十九军在来不及散开布防之下,死伤惨重,副军长佟麟阁,以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日阵亡。宋哲元这才发现,二十九军这些年来,没有积极的提升总体的战力,只坐享割据一方的利益,而日军战力已经更有进步,因此二十九军在与日军正面作战之时,已经无复当年之勇,因此军心大乱。
虽然南京电令宋哲元应在平津重镇,力战却敌,但是宋哲元发现,自己的部队已经遭到日军多面包围,战力不足,在接到香月敦劝宋退出北平,以免古都遭到兵灾的电报之后,宋哲元只有匆促地进行安排,由张自忠代理其冀察政务委员会职责,于七月二十九日夜晚,率军连夜奔逃。但撤离北平如此重大的决定,宋哲元事前事后,连一封电报都没有报告南京。日军当晚进入北平,蒋介石是收听日本广播,才知道北平沦陷,宋哲元已经不战、不告而走了。
二十九日的当天,驻天津的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联合天津的警卫部队,对天津的日本租界与机场车站,发动攻击,进展相当顺利,攻克多处阵地,直逼日本在天津租界中心的海光寺,而此时部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伪军,也枪杀日本的警卫队,以及俘虏伪政府汉奸主席殷汝耕,向二十九军起义投诚。不料宋哲元已经仓皇逃走,起义的部队找不到接应的华军,结果被日军追击而溃散,殷汝耕才得以脱逃。
而在天津战场,华军居于优势,因此遭到日军空军猛烈的轰炸,南开大学等地因此被毁,而此时日本从本土调动的增援部队,刚好开始到达天津的外港大沽,因此立刻向天津华军发动攻势。由于天津守军听说宋哲元已经逃跑,北平也同时沦陷,当然也就从天津撤退,因此在七月三十日,日军就占领了天津,自此平、津就完全陷入日军的手中了。
宋哲元(昔日的“抗日英雄”)及所率之二十九军,与经营多年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就从此正式的走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