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时代-第1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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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赫尔曼（德语Hermann）即阿尔明（Armin，Arminius），约公元前17　年——公元21　年，后称阿尔明为
舍罗斯克（今汉诺威附近）人赫尔曼。赫尔曼曾率领日耳曼部落反抗罗马异族统治。公元9　年条陀堡森林
一役，予敌重创，歼灭三个罗马军团。——译者

接受西方的影响，并决心使社会和政府现代化。然而，浪漫主义激情却是在
奥地利找到了施塔迪翁伯爵那样的实践者，而在普鲁士，爱国运动的首领最
后竟为国王所屏弃。因此，非常激动人心的1809　年危机证实了德意志二元状
态社会矛盾所产生的令人沮丧的影响。
二、普鲁士
古老的普鲁士是由官僚统治的，它的军队则由贵族率领：要是换在别的
这类国家里，遇到1806　年的灾难，会归罪于官僚和贵族，很可能会引起一场
革命。的确，拿破仑是不会容忍发生这样一场革命的，因为，剥削被征服国
家的最简单方式是保留它的旧统治机构。由于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普鲁士
人不可能起来反抗；改革派就是从高级官僚之中产生的，并得到少数贵族和
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协助。其特点是这些贵族既是保守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
者，他们相当明白事理，察觉到必须进行国家改革，他们也有足够的道义力
量来贯彻他们的观点。假如说创立现代的普鲁士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一直延
续到整个十九世纪，那么他们至少是开了一个头。
提尔西特的第二天，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又定居科尼希斯贝克。在沙恩
霍斯特和格奈森诺的领导下，一个委员会负责清洗整顿军队的指挥机关，他
们两个慢慢地又取得格罗尔曼、戈特曾和博于恩的帮助。另一个委员会的任
务首先是改组整个东普鲁士，在该委员会主席施勒特尔主持下，舍恩、尼布
尔和阿尔滕施泰因参加了这项工作。自从7　月10　日起，施泰因在拿破仑本人
的推荐下被召回来了，大概是因为拿破仑知道了他在被解职后路经柏林回来
因地区时，给法国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于9　月30　日才抵达科尼希斯贝克，
随身带了他在夏天拟就的一项改革方案，就是著名的“纳索备忘录”。这些
改革家中有些人，如舍恩、施勒特尔、克劳塞维茨和博于恩等都出生于普鲁
士，但是，最有名的人物都来自德意志的其他地区：格罗尔曼是威斯特法利
亚一个地方官吏的儿子；戈特曾是弗兰科尼亚的伯爵；沙恩霍斯特原籍汉诺
威；格奈森诺原籍萨克森；施泰因出身于来因地区的帝国骑士。他们中间也
有一些出身普通家庭的人物，如：沙恩霍斯特的父亲是个副官；格奈森诺是
一个军官的儿子，在冒险事业中成长起来。普鲁士没有奥地利那么死板，又
被1806　年的激荡所解体，因而形成了德意志的一股民族活力。
由于出身和气质不同，这些人物相互之间差别很大，因此对于鼓舞着他
们的精神是什么，他们的事业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意见不完全一致也就不
足为奇。一些人只把他们看成是开明专制的普鲁士传统的继承人；可是，由
于他们决心通过使人民参加革新事业来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显然已突破
了这种传统的框框。不要忘记，容克们是激烈地反对他们的，国王本人也并
不喜欢他们。另外一些人却把他们视为德意志道德和宗教文化的代表，热衷
于把改革和民族历史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说哲学的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对
他们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话，那么，同样确实的是他们的计划的某些特点更自
然地表明了西欧的影响。事实上，没有人会怀疑已经谈到的关于英国的影响；
也没有人否认施泰因阅读过孟德斯鸠的著作，并且大概了解重农学派的思想
及杜尔果与杜邦·德·内木尔①的计划。相反，在法国革命影响的问题上却引
①　杜尔果（1721—1781　年），路易十六时任过财务大臣，推行改革受到特权阶级反对而失败。杜邦·德·内

起了争论。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普鲁士，有些人对法国革命是很熟悉的：科
尼希斯贝克的警察总监弗雷在1808　年拟订整顿市政府的条令时，肯定已经读
过法国制宪议会的法律；而曾经递呈一份宪法计划给施泰因的西里西亚贵族
雷丁杰，也通晓西哀耶斯的著作。格奈森诺看来最明白可以从法国经验中吸
取什么东西。他说过：
“多少无穷的力量蕴藏在这个民族内部而没有得到发展和利用啊！当一
个帝国在虚弱和耻辱之中苟且度日的时候，一个恺撒或许正在最贫困的农村
推犁，而一个伊巴密农达②正在辛勤劳动，依靠双手糊口度日。”
不论他们对英国和法国多么注意，人们还是毫不困难地一致认为：他们
从来没有打算效法英国采用议会制度，他们也屏弃了法国大革命的精华，即
平等主义精神。在现代普鲁士，资产阶级和农民应该参与国家生活，但是，
权力仍将留在国王手里；社会等级应该废除，但是，容克的社会权势仍将保
持。这是介于西欧国家和旧制度君主政体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创造，尽管它与
后者的关系比前者更为密切。
科尼希斯贝克政府的任务并不是令人羡慕的，一方面要跟达　律商讨安排
赔款的偿付，另一方面还要忙于恢复劫余的乡村，这样，农业改革就提上日
程。重建农庄，重新扶持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种子，甚至在象现在遭灾时
为他们提供食物，这副担子落到了封建领主身上。但是，领主自己的日子也
不好过。于是，对于他的抵押债务不得不给予宽限或者延期。在领主的心目
中，最简便的办法是把遭到蹂躏的农民的份地和他自己的领地重新连成一
片，而使这些农民沦为短工。由于法律禁止夺佃，领主要求废除“农民保护
法”①，而自己反过来却不付出任何代价：农民仍然是“仆从”。官员们的看
法却不是这样，他们深受亚当·斯密和杨格学说的熏陶，特别是舍恩，表示
赞同大规模经营，决不反对废除“农民保护法”；但是，自由经济的首要原
则是废除封建制度。尽管王室允许资产者以个人名义购置土地，并且在王室
领地上比较彻底地废除农奴制，使承租领地的佃户改为土地所有者，然而，
它还从来不敢触动容克土地所有制的垄断权，不敢打击划分等级的制度，也
不敢干预领主庄园的内部事务。
现在王室抓住了这个机会，而这就是1807　年改革的重要性所在。一方
面，王室以取消农民的“仆从身份”作为废除“农民保护法”的交换条件；
另一方面，它允许资产者和农民占有土地；王室在取消了对贵族的削贬身份
制度时，相应地准许贵族从事那些直到当时只让资产阶级从事的业务，同时
也给农民同样的权利。王室已开始以阶层、就是说根据财富和职业划分的阶
级来代替等级制度。东普鲁士省议会只好服从，并于1807　年8　月原则上决定
在该省实行改革。阿尔滕施泰因没有征询其它各省议会的意见就立刻建议将
改革推广到整个王国。拿破仑正在华沙大公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里按照法
国原则改组社会；这种榜样起到了一些影响，因为它即使不是招致普鲁士居
木尔（1739—1817　年），重农学派经济学家，1789　年当选三级会议代表。——译者
②　伊巴密农达（公元前420—410　年间生，362　年死）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民主派领袖之一，英勇善战，为
国捐躯，成为希腊史上有名的爱国者。—译者
①　“农民保护法”是普鲁士国王在十八世纪颁发的一系列敕令，主要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在1719，1738
和1739　年颁发的敕令，内容是要保护向国王纳税并为国王服役的农民，免遭领主夺佃与体刑。容克反对国
王为保证财源和兵源的这些敕令，以致它们实际上已多成为一纸具文。——译者

民外移，也可能激起不满情绪。
施泰因只是在9　月30　日才抵达，因此，他并不是改革的创始人。此外，
他的《纳索备忘录》也没有谈到改革；他不赞成资本主义，至于他对农民问
题的态度，人们至少可以往意到他并没有解放他自己的农奴。他实际发挥的
作用只是支持阿尔滕施泰因，并在无条件废除“农民保护法”问题上做了某
些保留，这个问题便推延到以后再解决。1807　年10　月9　日，国王签署了改
革敕令。至于“农民保护法”，放弃了采用一个全王国统一的法律的想法，
而代之以各省的法令。各省法令在1808　年到1810　年间先后公布，事实上都
表现为一种妥协折衷办法：“新的”租佃地，就是说根据各地情形从1752
年或1774　年以来所租佃的份地，可以收回租佃权；“旧的”租佃地，只能在
这样的条件下才可以和领主的领地联结起来：建立农庄的总面积相当于已经
消失了的租佃地的总和，但是，比其中任何一块租佃地都大得多。王室领地
仍然比私人庄园走在前面；1807　年10　月29　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在自
己的领地上取消了农民的“仆从身份”，这只是在西里西亚才有其重要性；
1808　年7　月27　日，他把先前在其他各省公布的敕令扩大到东普鲁士，这些
敕令宣布凡已缴付补偿费和强制赎买封建租税的佃户，便可以取得土地所有
权：可以肯定说，这个省有三万农民因此成为土地所有者。
1807　年的敕令和它的补充法令在德意志和英国引起了异口同声的称
赞。我们可以很公正地说其中有些赞扬是过甚其辞的。这些改革措施的动机
首先是为了财政和经济的目的，改革的主要成果是有利于国家和容克。正如
所预期的那样，国库增加了可观的收入；授予农民土地所有权，国王就摆脱
了惯例上对农民的种种责任，同时也取消了农民对国王自己土地，主要是他
的森林的使用权，他从而获得很大的收益。在私人庄园里，让与农民的利益
主要是法律上的；从1810　年起，农民的“仆从身份”不得不取消了，尽管没
有作出明文规定。可以认为，此后允许农民随意离开耕地，可以自由结婚，
使其子孙免于“仆役劳务”；但是，其他许多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是对
农民不利的。租税和劳役还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所得到的份地也完全是不稳
固的。领主保留了司法权，这种权利使他继续担任村子里的行政长官，掌握
制订治安条例和处罚，甚至体罚的权力。就真正取得了的进步而言，它对好
多的农民是得不偿失的，他们由于土地被收回而变成短工了。在王室领地上，
赎买的重担和自然灾难使他们不得不出卖土地，使土地集中得以实现；甚至，
谁也不想把抵押贷款的好处给予农民，然而却给予资产阶级。至于贵族的特
权，除了垄断土地所有权以外，则全部原封未动。
这次改革促进了土地的再集中和习惯权利的消失，因而促进了农村公社
的解体。经济自由同样要求工商业的大改革。在东普鲁士，施泰因进行了一
些这样的改革：废除了好几个行会，取消了领主的磨坊专利权，宣告城乡平
等，这使得农民可以就地买卖。最后这项改革严重地影响了货物税的收入，
这种货物税是集中在城市里征收的，因此，这项改革成为征税制度改革的预
兆。事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