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妨是书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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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对自己的出处做出决定，傅斯年即一肩扛下，“有所见命，当效力耳”。然而，当陈寅恪于1942年从香港脱难转赴桂林之后，即拟领“专任研究员薪留桂”，暂不欲往史语所的常川驻地四川李庄一行，傅斯年便不以为然，主张陈寅恪如果要支领“专任研究员全薪，须以在李庄为前提”。傅斯年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当时的研究所组织通则明白规定：“专任研究员须常川在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陈寅恪不能为例外。傅斯年向陈寅恪剀切言之，自己的办事原则是：
凡事关人情者，当对同事尽其最大之帮助；然事关规例者，则未可通融。
面对傅斯年的要求，陈寅恪委婉以对，只说自己可能“迟早必须入蜀，唯恐在半年以后”。话虽如此，然而，他始终未曾踏入李庄一步。
坚持以“非得安眠饱食，不能作文；非是既富且乐，不能作诗”为信念的陈寅恪，在战争困局下，“得过且过，在生活能勉强维持不至极苦之时，乃利用之，以为构思写稿之机会”，终于奋力写定《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这两部巨著，学术成就可观。然而，学术是一回事，规矩是另一回事，对比于傅斯年的行止，陈寅恪大概难被视为公务人员的模范。
傅斯年领导下的史语所，成就业绩空前未有。只是，那些学术成绩的基础，并不只局限在学术范畴之中而已。身为学术社群的领导人，在“私”领域，傅斯年以身作则，无可挑剔；在“公”的范畴里，傅斯年于“人情”与“规例”之间，谨守分界大防，也无可诟病。显然，所长之所长，应该就是对“公”、“私”之交涉及其分界，拿捏得当，与同仁相处相得。在傅斯年波澜壮阔的生命历程里，史语所所长任内的一切，总会有诉说不完的故事；他的所长风范，也必在研究院的院史上，留下光彩的一页。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1）
在20世纪中国学术界里广受推崇（当然，也颇受批判）的钱穆，著作等身，也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在钱穆的众多著述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回顾记录了不少现代的学人风采与学林往事，深富兴味。可是，即如钱穆的得意弟子余英时的述说，这部书的文字“太洁净、太含蓄了”，因此，“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第13页）。例如，钱穆对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所所长傅斯年（孟真）的一些回忆，就很有意思，颇有值得探索玩味的空间。钱穆的回忆里，有这么一段话：
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彼（按：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然监督甚严。有某生专治明史，极有成绩，彼曾告余，孟真不许其上窥元代，下涉清世。然真于明史有所得，果欲上溯渊源，下探究竟，不能不于元清两代有所窥涉，则须私下为之。故于孟真每致不满。（《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147页）
所谓“凡北大历史系毕业成绩较优者”，傅斯年“必网罗以去”，确是历史实情。正如史语所创所*之一，后来也接任所长的考古学大师李济的指陈，傅斯年专门铸造了“拔尖主义”一词，意指网罗各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加入史语所的研究队伍，“往往使各大学主持历史系的先生们头痛”（李济：《值得青年们效法的傅孟真先生》，第69页）。正如身受傅斯年教化栽培之恩的邓广铭的回忆，傅斯年自己与史语所同仁于1930年代初期都在北大史学系兼课，既是培英育才，“要把金针度与人”，也兼有直接为史语所考评选拔新血的用意。（见邓广铭：《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第8页）
至于钱穆说傅斯年对进入史语所的这批新秀“监督甚严”，基本上也非凭空虚构之论。盖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进青年，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是“三年内不许发表文章”。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就比喻说，这乃是傅斯年对青年学者的“下马威”。董作宾也指陈说，平素相处，傅斯年对这群小青年确实“管理又是很严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助理员某君在院中散步较久。次日，傅请别位同仁一起到外面晒晒太阳，偏偏就是不让某君出门，还向他说：“你昨天已经晒够了。”因此，董作宾说，史语所的这帮青年学人，对傅斯年固然“爱之敬之而且畏之”，但是，只要受过傅斯年的“训”的人，“敬”同“畏”却又压住了他们的“爱”。
史语所避徙四川李庄的时候，扮演多重角色的傅斯年，往来于重庆、李庄之间，一旦回到李庄，这帮青年学人的行止动作，便大有不同，特别对他，好似“敬而远之”。傅斯年不在李庄时，由董作宾代理主持所务。这群青年和这两位“领导”相处，态度举止大大不同，让傅斯年“大惑不解”，他就问过董作宾个中原由究竟何在：
他们立在院内或大门口，一群人有说有笑，你去了，加入摆一套龙门阵，我去了，他们便一个一个，悄悄溜了，这是为什么？
董的回答是：
这正是我无威可畏，不如老兄之处。
傅斯年听罢，只得“长吁了一口气”。也难怪同样在李庄的研究院社会所所长陶孟和，会对董作宾说：
第四章 “胖猫”与“小耗子”（2）
胖猫回来了，山上淘气的小耗子，这几天敛迹了。（董作宾：《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学术上的贡献：为纪念创办人终身所长傅斯年先生而作》，第3—4页）
陶孟和将身材肥胖堪称“重量级学者”的傅斯年比喻为“胖猫”，相当传神；他把史语所这群青年学人视为避“胖猫”唯恐不及的“小耗子”，则更若众口铄金之论，在学界传颂不已。像是台大历史系毕业的中韩关系史专家张存武就回忆曰，系里的资深教授以研究中西交通史而扬名的方豪，总是“笑嘻嘻地说”，出身史语所的秦汉史大师劳干看到傅斯年，“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第18页）
这样看来，傅斯年对史语所的新秀，确实“监督甚严”，他的作风，往往也让这批青年俊彦心生惧畏，“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可是，傅斯年对青年学人的“监督”，会严厉到连他们的读书范围都要插手一管的程度吗？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钱穆所说的这位既是“北大历史系毕业”而且“专治明史”，又被“拔尖”进入史语所的“某生”，应该就是王崇武。王崇武在1932年进入北大，与日后史坛名家邓广铭、张政烺、傅乐焕以及王毓铨等人是同班同学，他与邓、张及傅三位，更被称为北大的“四大傲人”（见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正可揣想其青春风采。王、邓、张、傅四位会被冠以这样的“雅号”，其来有自，盖风华正茂的他们，还没戴上学士方帽之前，都已经各在学术上交出可观的成绩单。
以王崇武来说，就读北大期间，他就已经在顾颉刚创办的《禹贡》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明代史事的专业论文。像王崇武对于明代屯田制度的研究，成果丰硕，近四十年之后，台湾的明史专家徐泓教授检讨评述这一课题的研究，就特别介绍了他的多篇论著（见徐泓：《六十年来明史之研究》，第396—397页）。可以想见，还只是大学生的王崇武，苦心完成的研究成果，确实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不过，王崇武在1936年毕业之后，却先担任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助理员，至翌年方始加入史语所的队伍。
王崇武进入史语所之后未几，就遇上了“卢沟桥事变”，从此随之转徙漂泊西南天地之间。面对战乱变局，王崇武“胸怀抑郁，无可发泄，只有靠读书来排遣”（张德信：《王崇武的明史研究》，第6页），埋首史籍，耕耘不辍。因此，顾颉刚在1940年代末期点评中国史学研究的业绩，指称在明史研究领域里，王崇武和吴晗的“贡献为最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3页），正展现王崇武的学术业绩，已然深受学界肯定。
仔细检讨王崇武这一时期的论著，对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的求索，亦是他的研究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研治明清易代之史，甚为困难，“欲纂修南明清初历史，非博求野史，加以选择，互相印证不可”（谢国桢：《明清史料研究》，第180页）。那么，王崇武向这个领域“进军”，如未广涉清代史书文献，恐怕难能有所成就。如王崇武考证《敬修堂钓业》一书的作者是明代遗民查继佐，搜索史料，罗掘俱穷，考证细腻，令人叹为观止。像为了证明查继佐的父亲名唤大宗，母亲姓沈，他引证了黄石斋（黄道周）的《沈尔翰传》等资料，还特别注明曰，这篇《沈尔翰传》的来源“据沈氏《年谱》引，清道光福州刻本黄《集》无此传”（王崇武：《查继佐与〈敬修堂钓业〉》，第596页）。显然，王崇武引征黄道周《沈尔翰传》的时候，必然查核过清朝道光年间福州刻印的黄氏《文集》，却毫无所得，只好从沈尔翰的《年谱》转引。举此一例，即可揣想，王崇武非仅广阅史籍，甚且读书精细，校核史料，绝无轻忽。傅斯年尝言：
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前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载《傅斯年全集》，第1册，第58页）
因此，即便不能排除王崇武是在“私下”场合窥涉元清两代之史籍的可能，一旦他能以“细密”“确切”的态度来追索访求史料，并进一步地开展考证工作，探索史事，业绩确实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