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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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当复计造，其终须当精致以图经久。民间旧钞故暗者，乞许于所在库易新。若
官吏势要之家有贱买交钞，而于院务换钱兴贩者，以违制论。复遣官分路巡察，
其限钱过数虽许奴婢以告，乃有所属默令其主藏匿不以实首者，可令按察司察之。
若旧限已满，当更展五十日，许再令变易钞引诸物。”是制既行之后，章宗寻崩，
卫绍王继立，大安三年会河之役，至以八十四车为军赏，兵衄国残，不遑救弊，
交钞之轻几于不能市易矣。至宣宗贞祐二年二月，思有以重之，乃更作二十贯至
百贯例交钞，又造二百贯至千贯例者。然自泰和以来，凡更交钞，初虽重，不数
年则轻而不行，至是则愈更而愈滞矣。南迁之后，国蹙民困，军旅不息，供亿无
度，轻又甚焉。
三年四月，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在于钞窒，有出而无
入也。虽院务税增收数倍，而所纳皆十贯例大钞，此何益哉？今十贯例者民间甚
多，以无所归，故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臣愚谓，
宜权禁见钱，且令计司以军须为名，量民力征敛，则泉货流通，而物价平矣。”
自是，钱货不用，富家内困藏镪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皆至窘败，谓之“坐化”。
商人往往舟运贸易于江淮，钱多入于宋矣。宋人以为喜，而金人不禁也，识者惜
其既不能重无用之楮，而又弃自古流行之宝焉。
五月，权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与言：“关陕军多，供亿不足，所仰交钞则取
于京师，徒成烦费，乞降板就造便。”又言：“怀州旧铁钱钜万，今既无用，愿
贯为甲，以给战士。”时有司轻罪议罚，率以铁赎，而当罪不平，遂命赎铜计赃
皆以银价为准。
六月，敕议交钞利便。七月，改交钞名为“贞祐宝券”，仍立沮阻罪。九月，
御史台言：“自多故以来，全藉交钞以助军需，然所入不及所出，则其价浸减，
卒无法以禁，此必然之理也。近用‘贞祐宝券’以革其弊，又虑既多而民轻，与
旧钞无异也，乃令民间市易悉从时估，严立罪赏，期于必行，遂使商旅不行，四
方之物不敢入。夫京师百万之众，日费不赀，物价宁不日贵耶？且时估月再定之，
而民间价旦暮不一，今有司强之，而市肆尽闭。复议搜括隐匿，必令如估鬻之，
则京师之物指日尽，而百姓重困矣。臣等谓，惟官和买计赃之类可用时估，余宜
从便。”制可。
十二月，上闻近京郡县多籴于京师，谷价翔踊，令尚书省集户部、讲议所、
开封府、转运司，议所以制之者。户部及讲议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阑籴其半，
转运司谓宜悉禁其出，上从开封府议，谓：“宝券初行时，民甚重之。但以河北、
陕西诸路所支既多，人遂轻之。商贾争收入京，以市金银，银价昂，谷亦随之。
若令宝券路各殊制，则不可复入河南，则河南金银贱而谷自轻。若直闭京城粟不
出，则外亦自守，不复入京，谷当益贵。宜谕郡县小民，毋妄增价，官为定制，
务从其便。”
四年正月，监察御史田迥秀言：“国家调度皆资宝券，行才数月，又复壅滞，
非约束不严、奉行不谨也。夫钱币欲流通，必轻重相权、散敛有术而后可。今之
患在出太多、入太少尔。若随时裁损所支，而增其所收，庶乎或可也。”因条五
事，一曰省冗官吏，二曰损酒使司，三曰节兵俸，四曰罢寄治官，五曰酒税及纳
粟补官皆当用宝券。诏酒税从大定之旧，余皆不从。寻又更定捕获伪造宝券官赏。
三月，翰林侍讲学士赵秉文言：“比者宝券滞塞，盖朝廷将议更张，已而妄
传不用，因之抑遏，渐至废绝，此乃权归小民也。自迁汴以来，废回易务，臣愚
谓当复置，令职官通市道者掌之，给银钞粟麦缣帛之类，权其低昂而出纳之。仍
自选良监当官营为之，若半年无过，及券法通流，则听所指任便差遣。”诏议行
之。
四月，河东行省胥鼎言：“交钞贵乎流通，今诸路所造不充所出，不以术收
之，不无缺误。宜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多出，民不之贵，
乞验民贫富征之。虽为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与不敛何异？
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宰臣谓：“昨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
继踵南渡，遂致物价翔踊，乃权宜限以路分。今鼎既以本路用度繁殷，欲征军须
钱，宜从所请。若陕西可征与否，诏令行省议定而后行。”五月，上以河北州府
官钱散失，多在民间，命尚书省经画之。
八月，平章高琪奏：“军兴以来，用度不赀，惟赖宝券，然所入不敷所出，
是以浸轻，今千钱之券仅直数钱，随造随尽，工物日增，不有以救之，弊将滋甚。
宜更造新券，与旧券权为子母而兼行之，庶工物俱省，而用不乏。”濮王守纯以
下皆惮改，奏曰：“自古军旅之费皆取于民，向朝廷以小钞殊轻，权更宝券，而
复禁用钱。小民浅虑，谓楮币易坏，不若钱可久，于是得钱则珍藏，而券则亟用
之，惟恐破裂而至于废也。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钱日贵而券日轻。然则券
之轻非民轻之，国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所支复敛于民，出入循环，则彼知为必
用之物，而知爱重矣。今徒患轻而即欲更造，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之轻复同
旧券也。”既而，陇州防御使完颜宇及陕西行省令史惠吉继言券法之弊。宇请姑
罢印造，以见在者流通之，若滞塞则验丁口之多寡、物力之高下而征之。吉言：
“券者所以救弊一时，非可通流与见钱比，必欲通之，不过多敛少支尔。然敛多
则伤民，支少则用不足，二者皆不可。为今日计，莫若更造，以‘贞祐通宝’为
名，自百至三千等之为十，听各路转运司印造，仍不得过五千贯，与旧券参用，
庶乎可也。”诏集百官议。户部侍郎奥屯阿虎、礼部侍郎杨云翼、郎中兰芝、刑
部侍郎冯鹗皆主更造。户部侍郎高夔、员外郎张师鲁、兵部侍郎徒单欧里白皆请
征敛。惟户部尚书萧贡谓止当如旧，而工部尚书李元辅谓二者可并行。太子少保
张行信亦言不宜更造，但严立不行之罪，足矣。侍御史赵伯成曰：“更造之法，
阴夺民利，其弊甚于征。征之为法，特征于农民则不可，若征于市肆商贾之家，
是亦敦本抑末之一端。”刑部主事王寿宁曰：“不然，今之重钱轻券者皆农尔，
其敛必先于民而后可。”转运使王扩曰：“凡论事当究其本，今岁支军士家口粮
四万余石，如使斯人地着，少宽民力，然后征之，则行之不难。”榷货司杨贞亦
欲节无名之费，罢闲冗之官。或有请铸大钱以当百，别造小钞以省费。或谓县官
当择人者。独吏部尚书温迪罕思敬上书言：“国家立法，莫不备具，但有司不克
奉之而已。诚使臣得便宜从事，凡外路四品以下官皆许杖决，三品以上奏闻，仍
付监察二人弛驿往来，法不必变，民不必征，一号令之，可使上下无不奉法。如
其不然，请就重刑。”上以示宰臣曰：“彼自许如此，试委之可乎？”宰臣未有
以处，而监察御史陈规，完颜素兰交诤，以为：“事有难行，圣哲犹病之，思敬
何为者，徒害人尔。”上以众议纷纷，月余不决，厌之，乃诏如旧，纾其征敛之
期焉。未几，竟用惠吉言，造“贞祐通宝”。兴定元年二月，始诏行之，凡一贯
当千贯，增重伪造沮阻罪及捕获之赏。
五月，以钞法屡变，随出而随坏，制纸之桑皮故纸皆取于民，至是又甚艰得，
遂令计价，但征宝券、通宝、名曰“桑皮故纸钱”。谓可以免民输挽之劳，而省
工物之费也。高汝砺言：“河南调发繁重，所征租税三倍于旧，仅可供亿，如此
其重也。而今年五月省部以岁收通宝不充所用，乃于民间敛桑皮故纸钞七千万贯
以补之，又太甚矣！而近又以通宝稍滞，又增两倍。河南人户农居三之二，今年
租税征尚未足，而复令出此，民若不粜当纳之租，则卖所食之粟，舍此将何得焉？
今所急而难得者刍粮也，出于民而有限。可缓而易为者交钞也，出于国而可变。
以国家之所自行者而强求之民，将若之何？向者大钞滞则更为小钞，小钞弊则改
为宝券，宝券不行则易为通宝，变制在我，尚何烦民哉！民既悉力以奉军而不足，
又计口、计税、计物、计生殖之业而加征，若是其剥，彼不能给，则有亡而已矣！
民逃田秽，兵食不给，是军储钞法两废矣。臣非于钞法不加意，非故与省部相违
也。但以钞滞物贵之害轻，民去军饥之害重尔。”时不能用。
三年十月，省臣奏：“向以物重钱轻，犯赃者计钱论罪则太重，于是以银为
则，每两为钱二贯，有犯通宝之赃者直以通宝论，如因军兴调发，受通宝及三十
贯者，已得死刑，准以金银价，才为钱四百有奇，则当杖。轻重之间悬绝如此。”
遂命准犯时银价论罪。四年三月，参知政事李复亨言：“近制，犯通宝之赃者并
以物价折银定罪，每两为钱二贯，而法当赎铜者，止纳通宝见钱，亦乞令依上输
银，既足以惩恶，又有补於官。”诏省臣议，遂命犯公错过误者止征通宝见钱，
赃污故犯者输银。
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钱之为泉也，贵流通而不可塞，
积于官而不散则病民，散于民而不敛则阙用，必多寡轻重与物相权而后可。大定
之世，民间钱多而钞少，故贵而易行。军兴以来，在官殊少，民亦无几，军旅调
度悉仰于钞，日之所出动以万计，至于填委市肆，能无轻乎？不若驰限钱之禁，
许民自采铜铸钱，而官制模范，薄恶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则钱必日多，钞可少
出，少出则贵而易行矣。今日出益众，民日益轻，有司欲重之而不得其法，至乃
计官吏之俸、验百姓之物力以敛之，而卒不能增重，曾不知钱少之弊也。臣谓宜
令民铸钱，而当敛钞者亦听输银，民因以银铸钱为数等，文曰“兴定元宝”，定
直以备军赏，亦救弊之一法也。”朝廷不从。
五年闰十二月，宰臣奏：“向者宝券既弊，乃造‘贞祐通宝’以救之，迄今
五年，其弊又复如宝券之末。初，通宝四贯为银一两，今八百余贯矣。宜复更造
‘兴定宝泉’，子母相权，与通宝兼行，每贯当通宝四百贯，以二贯为银一两，
随处置库，许人以通宝易之。县官能使民流通者，进官一阶、升职一等，其或姑
息以致壅滞，则亦追降的决为差。州府官以所属司县定罪赏，命监察御史及诸路
行部官察之，定挠法失纠举法，失举则御史降决，行部官降罚，集众妄议难行者
徒二年，告捕者赏钱三百贯。”元光元年二月，始诏行之。二年五月，更造每贯
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
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乃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