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第8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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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骑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诚不足以任此。且以军法勒诸路起兵,而以寸纸罢之,臣恐后时有所号召,无复应者矣。”疏上,不报。御批日促解太原之围,而诸将承受御画,事皆专达,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纲上疏,极谏节制不专之弊。
时方议和,诏止纲进兵。未几,徐处仁、吴敏罢相而相唐恪,许翰罢同知枢密院而进聂山、陈过庭、李回等,吴敏复谪置涪州。纲闻之,叹曰:“事无可为者矣!”即上奏丐罢。乃命种师道以同知枢密院事领宣抚司事,召纲赴阙。寻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纲具奏辞免。未几,以纲专主战议,丧师费财,落职提举亳州明道宫,责授保静军节度副使,建昌军安置;再谪宁江。
金兵再至,上悟和议之非,除纲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纲行次长沙,被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师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康王至北军,为金人所惮,求遣肃王代之。至是,康王开大元帅府,承制复纲故官,且贻书曰:“方今生民之命,急于倒垂,谅非不世之才,何以协济事功。阁下学穷天人,忠贯金石,当投袂而起,以副苍生之望。”
高宗即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趣赴阙。中丞颜岐奏曰:“张邦昌为金人所喜,虽已为三公、郡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礼;李纲为金人所恶,虽已命相,宜及其未至罢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语塞而退。岐犹遣人封其章示纲,觊以沮其来。上闻纲且至,遣官迎劳,锡宴,趣见于内殿。纲见上,涕泗交集,上为动容。因奏曰:“金人不道,专以诈谋取胜,中国不悟,一切堕其计中。赖天命未改,陛下总师于外,为天下臣民之所推戴,内修外攘,还二圣而抚万邦,责在陛下与宰相。臣自视阙然,不足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乞追寝成命。且臣在道,颜岐尝封示论臣章,谓臣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如臣愚蠢,但知有赵氏,不知有金人,宜为所恶。然谓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则可,谓为金人所恶不当为相则不可。”因力辞。帝为出范宗尹知舒州。颜岐与祠。纲犹力辞,上曰:“朕知卿忠义智略久矣,欲使敌国畏服,四方安宁,非相卿不可,卿其勿辞。”纲顿首泣谢,云:
臣愚陋无取,荷陛下知遇,然今日扶颠持危,图中兴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无左右先容,陛下首加识擢,付以宰柄,顾区区何足以仰副图任责成之意?然“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臣孤立寡与,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于君子小人之间,使得以尽志毕虑,虽死无憾。昔唐明皇欲相姚崇,崇以十事要说,皆中一时之病。今臣亦以十事仰乾天听,陛下度其可行者,赐之施行,臣乃敢受命。
一曰议国是。谓中国之御四裔,能守而后可战,能战而后可和,而靖康之末皆失之。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自治,专以守为策,俟吾政事修,士气振,然后可议大举。
二曰议巡幸。谓车驾不可不一到京师,见宗庙,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则为巡幸之计。以天下形势而观。长安为上,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皆当诏有司预为之备。
三日议赦令。谓祖宗登极赦令,皆有例程。前日赦书,乃以张邦昌伪赦为法,如赦恶逆及罪废官尽复官职,皆泛滥不可行,宜悉改正以法。
四曰议僭逆。谓张邦昌为国大臣,不能临难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改号,宜正典刑,垂戒万世。
五曰议伪命。谓国家更大变,鲜仗节死义之士,而受伪官以屈膝于其庭者,不可胜数。昔肃宗平贼,污为伪者以六等定罪,宜仿之以励士风。
六曰议战。谓军政久废,士气怯惰,宜一新纪律,信赏必罚,以作其气。
七曰议守。谓敌情狡狯,势必复来,宜于沿河、江、淮措置控御,以扼其冲。
八曰议本政。谓政出多门,纪纲紊乱,宜一归之于中书,则朝廷尊。
九曰议久任。谓靖康间进退大臣太速,功效蔑着,宜慎择而久任之,以责成功。
十曰议修德。谓上始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俭,以副四海之望,而致中兴。
翌日,班纲议于朝,惟僭逆、伪命二事留中不出。纲言:
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当道君朝,在政府者十年,渊圣即位,首擢为相。方国家祸难,金人为易姓之谋,邦昌如能以死守节,推明天下戴宋之义,以感动其心,敌人未必不悔祸而存赵氏。而邦昌方自以为得计,偃然正位号,处宫禁,擅降伪诏,以止四方勤王之师。及知天下之不与,不得已而后请元佑太后垂帘听政,而议奉迎。邦昌僭逆始末如此,而议者不同,臣请备论而以《春秋》之法断之。
夫都城之人德邦昌,谓因其立而得生,且免重科金银之扰。元帅府恕邦昌,谓其不待征讨而遣使奉迎。若天下之愤嫉邦昌者,则谓其建号易姓,而奉迎特出于不得已。都城德之,元帅府恕之,私也,天下愤嫉之,公也。《春秋》之法,人臣无将,将而必诛;赵盾不讨贼,则书以杀君。今邦昌已僭位号,敌退而止勤王之师,非特将与不讨贼而已。
刘盆子以汉宗室为赤眉所立,其后以十万众降光武,但待之以不死。邦昌以臣易君,罪大于盆子,不得已而自归,朝廷既不正其罪,又尊崇之,此何理也?陛下欲建中兴之业,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谁不解体?又伪命臣僚,一切置而不问,何以厉天下士大夫之节?
时执政中有论不同者,上乃召黄潜善等语之。潜善主邦昌甚力,上顾吕好问曰:“卿昨在围城中知其故,以为何如?”好问附潜善,持两端,曰:“邦昌僭窃位号,人所共知,既已自归,惟陛下裁处。”纲言:“邦昌僭逆,岂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与邦昌同列,当以笏击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上颇感动。伯彦乃曰:“李纲气直,臣等所不及。”乃诏邦昌谪潭州,吴幵、莫俦而下皆迁谪有差。纲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鲜耻,不知君臣之义。靖康之祸,能仗节死义者,在内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国,愿加赠恤。”上从其请,仍诏有死节者,诸路询访以闻。上谓纲曰:“卿昨争张邦昌事,内侍辈皆泣涕,卿今可以受命矣。”纲拜谢。有旨兼充御营使。入对,奏曰:
今国势不逮靖康间远甚,然而可为者,陛下英断于上,群臣辑睦于下,庶几靖康之弊革,而中兴可图。然非有规模而知先后缓急之序,则不能以成功。
夫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诚号令以感人心,信赏罚以作士气,择帅臣以任方面,选监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迎还二圣,此所谓规模也。至于所当急而先者,则在于料理河北、河东。盖河北、河东者,国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后中原可保,而东南可安。今河东所失者忻、代、太原、泽、潞、汾、晋,余郡犹存也。河北所失者,不过真定、怀、卫、浚四州而已,其余三十余郡,皆为朝廷守。两路士民兵将,所以戴宋者,其心甚坚,皆推豪杰以为首领,多者数万,少者亦不下万人。朝廷不因此时置司、遣使以大慰抚之,分兵以援其危急,臣恐粮尽力疲,坐受金人之困。虽怀忠义之心,援兵不至,危迫无告,必且愤怨朝廷,金人因得抚而用之,皆精兵也。
莫若于河北置招抚司,河东置经制司,择有材略者为之使,宣论天子恩德、所以不忍弃两河于敌国之意。有能全一州、复一郡者,以为节度、防御、团练使,如唐方镇之制,使自为守。非惟绝其从敌之心,又可资其御敌之力,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最今日之先务也。
上善其言,问谁可任者,纲荐张所、傅亮。所尝为监察御史,在靖康围城中,以蜡书募河北兵,士民得书,喜曰:“朝廷弃我,犹有一张察院能拔而用之。”应募者凡十七万人,由是所之声震河北。故纲以为招抚河北,非所不可。傅亮者,先以边功得官,尝治兵河朔。都城受围时,亮率勤王之兵三万人,屡立战功。纲察其智略可以大用,欲因此试之。上乃以所为河北招抚使,亮为河东经制副使。
皇子生,故事当肆赦。纲奏:“陛下登极,旷荡之恩独遗河北、河东,而不及勤王之师,天下觖望。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谓已弃之,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勤王之师在道路半年,擐甲荷戈,冒犯霜露,虽未效用,亦已劳矣。加以疾病死亡,恩恤不及,后有急难,何以使人乎?愿因今赦广示德意。”上嘉纳。于是两路知天子德意,人情翕然,间有以破敌捷书至者。金人围守诸郡之兵,往往引去。而山砦之兵,应招抚、经制二司募者甚众。
有许高、许亢者,以防河而遁,谪岭南,至南康谋变,守倅戮之。或议其擅杀,纲曰:“高、亢受任防河,寇未至而遁,没途劫掠,甚于盗贼。朝廷不能正军法,而一守倅能行之,真健吏也。使受命捍贼而欲退走者,知郡县之吏皆得以诛之,其亦少知所戒乎!”上以为然,命转一官。开封守阙,纲以留守非宗泽不可,力荐之。泽至,抚循军民,修治楼橹,屡出师以挫敌。
纲立军法,五人为伍,伍长以牌书同伍四人姓名。二十五人为甲,甲正以牌书伍长五人姓名。百人为队,队将以牌书甲正四人姓名。五百人为部,部将以牌书队将正副十人姓名。二千五百人为军,统制官以牌书部将正副十人姓名。命招置新军及御营司兵,并依新法团结,有所呼召、使令,按牌以遣。三省、枢密院置赏功司,受赂乞取者行军法,遇敌逃溃者斩,因而为盗贼者,诛及其家属。凡军政申明改更者数十条。
又奏步不足以胜骑,骑不足以胜车,请以车制颁京东、西,制造而教阅之。又奏造战舰,募水军,及询访诸路武臣材略之可任者以备用。又进三疏:一曰募兵,二曰买马,三曰募民出财以助兵费。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齐愈将极论之。”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时朝廷议遣使于金,纲奏曰:“尧、舜之道,孝悌而已,孝悌之至,可以通神明。陛下以二圣远狩沙漠,食不甘味,寝不安席,思迎还两宫,致天下养,此孝悌之至,而尧、舜之用心也。今日之事,正当枕戈尝胆,内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国强,则二帝不俟迎请而自归。不然,虽冠盖相望,卑辞厚礼,恐亦无益。今所遣使,但当奉表通问两宫,致思慕之意可也。”上乃命纲草表,以周望、傅雱为二圣通问使,奉表以往。且乞降哀痛之诏,以感动天下,使同心协力,相与扶持,以致中兴。又乞省冗员,节浮费。上皆从其言。是时,四方溃兵为盗者十余万人,攻劫山东、淮南、襄汉之间,纲命将悉讨平之。
一日,论靖康时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至终夜不寐,然卒致播迁,何耶?”纲曰:“人主之职在知人,进君子而退小人,则大功可成,否则衡石程书,无益也。”因论靖康初朝廷应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