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十五年祭-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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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要见效果，那可要慢慢来，谁的病也不会好得那么快。”
然而，尽管延安地区人民医院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他的病明显不能好转。
这时，我突然接到作协李秀娥打来的电话，说王观胜、李国平和徐志昕马上来延安看路遥。
我把情况告诉路遥，他却说：“这么长的路……唉——看又能顶了个啥。”
但是，夜里他好几次催我到大门口看他们是否来了。
我好几次走在医院大门口，都没有见到他们的人影。
原来，他们路上车辆受阻，在夜里12点以后才赶到延安，没敢贸然闯进医院。
天刚亮，他们就探望了路遥。
中午刚过，路遥就把一天的的液体全部输完，他坐在床上没事。不一会，便对我说：“我想到杨家岭去一下。”
我说：“你身体不行，又病着，去那里干啥？”
他说：“我可以。”
我看到他很想出去转一下，也再不好强迫他别去，便请示医院同意后，就让他在病房里等我，我让作协小张开的车拉他去杨家岭。
然而，当我同王观胜他们来到医院后院时，他就已经站在了院里。
我急忙把他扶上车，就驱车前往杨家岭。
车上，他兴致很浓地给我们介绍延安大学、延安卷烟厂和杨家岭的有关情况。到达杨家岭，他坐在一块石条上，让我们去参观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曾在这里住过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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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1）
返回的时候，他很疲倦，躺在车上，一声不吭，仿佛没有一点力气。
可是后来……
1992年8月28日3时，路遥因7天7夜的失眠 ，病情突然恶化。
此时，他对我说：“我肚子疼。”
我说：“让我给你揉。”
揉了一会，他说：“这样好受了一些。”
我说：“可能是气不顺。”
……
然而，正当我使劲给他揉着时，他说：“别揉了，疼得更厉害了。”
我急忙跑到护士办，给值班的冯继江护士说：“路遥肚子疼得厉害。”
冯继江给我递来一支体温计说：“你先给他查一下体温。”
我急忙拿着体温计插进他的胳膊窝，还没过三分钟，心急的我就抽出来一看，温度将近40度。
那时，我根本不相信他的体温会这么高，那时，他肚上还按着一个热水袋，于是，我就问他：“你是不是把体温计放在暖水袋上了？”
“不晓得。”他呻吟着说，“难活死我了。”
“重查一下。”我说着把降下的体温计又插到他胳膊窝，走出病房，对冯继江说：“路遥体温将近40度。”
冯继江和其他护士看着我，笑了，以为我和她们开玩笑。
“真的。”我说。此时，我一定是一脸急躁的模样。
冯继江看到我这个样子，就随我走进他的病房，将体温计拿出来一看，也惊讶地说：“哎呀，真的是度！”
她马上走出病房，把情况告诉给了值班医生屈大夫。
屈大夫走过来，看着路遥在床上翻来翻去，痛不欲生的样子，便询问他哪儿疼。
他只说肚子疼，疼得厉害。
他病得很重，说话的力气也快没有了，在床上打着滚，口里一声又一声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抱着他，使劲地抱着。但是，他因疼痛难忍，仍然在悲惨地喊叫着。
“快给他处理。“我对站在身边的屈大夫说。
“不行。”屈大夫说，“现在不能处理，过早地处理会掩盖他病情的真相。”
此时，他什么也不顾，紧紧抓着我的手，一会坐起，一会躺下。但是任凭他怎样折腾，都不能减轻他的疼痛。
时间过去很长一段，他的疼痛一点没减。
这时，他松开我的手，让我赶快把他的衣服铺在地上，他要往地上坐。
我死死地按着他，哀求他说：“不敢这样，你病太重了。”
但是，他不听，非往地下滚不可。
站在我一旁的延安报社总编李必达看到路遥悲痛欲绝的样子，含着泪对我说：“小张，就让他坐在地上。”
他在地上坐了没一分钟，还是疼得不行，便让我把他扶在床上。他呻吟得触目惊心，无比悲惨。
大约到了5时30分左右，省作协办公室的李秀娥从西安给我打来了长途电话，护士让我赶紧去接。
我正急着没法把路遥此时的危重病情告知作协，忽然秀娥这么及时地打来电话，我强迫拨开他紧紧抓着我的手，跑到电话机前，告诉秀娥“路遥病得很重，跟前再没其他人”。还没等我告诉她路遥究竟病到什么程度，就听见路遥拼命地在房里一声又一声地喊我。
于是，我一把挂断了电话，跑到他跟前，紧紧抓住他的手。
此时，已近6时。正在我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时，主治大夫马安柱从传染科后门里走进来接班。
“马大夫，快，路遥病得不行了。”
老马一听，没顾上穿工作衣就跑到病房，一看此状，他也感到很严重，立即给医疗办总值班室挂了电话。
不一会，医疗办的负责人赶来了。
手术室的主刀也通知来了。
内科主治大夫也来了。
……
原来，他们以为路遥另外患了什么病，怕要立即进手术室。但是经手术室的大夫一检查，排除了动手术。然而，一下又很难检查出他的病因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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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2）
于是，医疗办的负责人又立即通知Ｂ超室，让他们立即做好为路遥做Ｂ超的准备工作。
就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延安地区文联的高其国正好赶来，马大夫一路小跑亲自前去挂号，让我马上抬路遥到Ｂ超室做Ｂ超检查。
我取来担架，把路遥抱在担架上，就和高其国抬上往Ｂ超室跑。
Ｂ超室设在延安地区人民医院门诊大楼的三楼。
也许是我当时心情太紧张，上了一层楼，腿软得就走不动了。
我说：“赶紧放下歇一会。”
高其国说：“稍缓一下。”
于是，我们把他放在二楼的楼梯上，伸了一下腰，又抬上走。
抬上三楼Ｂ超室门口放下，我给高其国说：“你快到文联把曹谷溪叫来，再叫上两个人。”
高其国跑着下了楼。
走进Ｂ超室，很快就进入了检查。经查，腹内有水，再无异常，只是肠子上有豌豆大的一块疤痕。
大夫问路遥：“你以前是否患过阑尾炎？”
“没有。”他说。
检查完Ｂ超，马大夫决定给他拍片。
于是，我搀扶着他，再次放在担架上，由高其国和文联其他三名同志抬着走到一楼拍片室。
然而，刚刚走下三楼，路遥说：“我的一只凉鞋不见了。”
“不管它，快走。”我说。
他也再没吭声。
抬进拍片室，文联的几位同志便去外边给他找那只凉鞋。可是，怎找也找不到，拍完片扶他往担架上躺的时候，我发现他枕头底下有一只凉鞋。
“凉鞋在这。”我说。
“给我。”他说，“让我拿在后里。”
我说：“压在底下。”说着就把凉鞋又放在了他枕头底下，抬回他的病房。
此时，已是夜里９时，路遥的病略有好转，疼痛渐渐减轻。
10时；医院对路遥的病情进行了会诊。会诊期间，他们把我叫到医疗办，对我说：“初步诊断，路遥是腹水感染而引起肝区疼，再无发现异常病症。根据路遥目前病情发展状况，建议让他尽快转院治疗。”
我说：“我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请求你们告诉路遥，说的时候尽可能对他说并不是他们不治他了，而是这儿医疗条件太差。”
“可以。”他们答应了我的请求。
走出医疗办，我走进路遥的病房。看到他再不像刚才那样疼痛难忍。但是，完全可以看出他被病魔折磨得面目全非，整个身体全垮了下来。
他见我进来，仍关心着我说：“快歇一会，把你害死了。”
我乘机说：“咱赶紧转院。”
他看了看我，没说什么。过了一会，他对我说：“你看呢。”
我说：“还是转院。”
“可以。”他说。
路遥答应了转院之后，我立即将情况告知给延安地委宣传部白崇贵部长，让他尽快同省委办公厅和省作协取得联系，就说路遥同意转院，让他们尽快联系好医院，等医院联系好，我们就动身回西安。
延安地委立即用传真将情况报告省委。
这时，我又走到医疗办，见马大夫正认真地做路遥病情汇报。我高兴地给他说：“路遥同意转院了。”
他说：“很好，路作家的病很重，不敢再拖延时间了。”
我回到路遥病房。他见我进来，便对我说：“世晔，我想上宝塔山看一看。”
我说：“不行，你再经受不起一点折腾了。”
我很悔，我没能满足他这小小的要求。能原谅我吗？路遥。
过了两天，省作协就给我打电话，说医院已经落实好，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以便他们到火车站接。
在没有得到西安方面联系好医院的消息之前，绝对不敢冒险让地委或行署帮助购买火车票。因为路遥一转院就必须住院治疗，中间不能有任何偏差和时间的失误。
为此，当我得知西安已经落实好了医院，立即去了延安地区行署，找到办公室副主任樊高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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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路遥在最后的日子（节选）（13）
当地政府十分关注从这块土地上走出去的作家路遥，对任何要求毫不推辞，并一口答应用最快速度购买4张软卧火车票。
于是，樊主任问我：“火车票买到什么时间？”
我说：“最好5号。”
“没问题，我马上安排人去买。”
我说：“最好包箱。”
他说：“可以。”
火车票已经落实好，再就是赶紧告知路遥的同学朋友。这些事情全部做妥，接着就是办理转院手续。
9月4日下午4时，我把一切手续办妥回到医院时，路遥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从门里闪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经常给他送饭的妹妹。
他看见他弟来了，高兴地叫了一声：“九娃！”
这时，他让我和他妹妹到外边去一下，他有话想对天笑说。
我害怕他过分悲伤使他明天难以转院，便走出第一道门站住，听房子里的动静。
然而，不出我料，我刚刚把门闭上，就听见兄弟俩嚎啕大哭。
我一把推开门，见路遥抱着他弟天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我一下把天笑从路遥怀里拉起，责备着天笑说：“你不敢这样，你哥一点刺激也承受不了。”
但是，悲伤的泪水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抹着泪对天笑说：
“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哭得不能自制。
天笑站在他哥跟前，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说：“哥，你别说了，你会好的。”
我和泪相劝，满屋一片悲声。
就在护士进来拔液体时，这场悲伤的场面才算结束。
那夜，天笑陪着他。
18
9月5日，路遥由延安转往西安治疗。
早晨7时，我去他的病房，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脸和胡子都已打扫干静。
我说：“让我给你买碗小米稀饭，吃了好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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