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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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鹰展翅飞起,所有这一切,都在兴起战士们对于敌人的愤恨,对于战争生活的向往;也强烈的吸引着周围那些从事耕种的农民。
祖国现在进行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规模巨大组织坚强的民族解放战争。吕正操司令员,高庆山支队长,高翔政治委员,站在墩台上检阅了他们所领导的、由冀中区青年农民组织成的抗日部队。
阅兵完毕,高翔作了政治报告。他说明抗日战争的性质,战争的过程,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才能争取到最后胜利。他打击了亡国论,揭发了投降论,也批评了速胜论。他的报告比起去年十月,更确切,更有事实的根据。他指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描绘了大牙交错的战争,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又详细解释了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原则。
他讲的很生动通俗。经过一年实际战斗的战士们,都感觉政治委员是总结了他们每个人的经验,指出了军民全体奋斗的目标。这总结和每个战士的思想结合,加强了他们的信心,鼓舞了他们的力量。
他们能够理解,受到鼓动,听得十分入神。坐在地下,抱着枪枝,相互称赞他们政委的讲话的才能,分析的能力。部队里的知识分子,平日虽有些自高自大,一听这样卓识远见的分析,也感觉到自己的理论水平太低,和政委比较起来,是相差太远了。
高翔的报告,依据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八年五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同年同月在延安讲演的《论持久战》。
这两本书,是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指南针,是通俗的兵书战策,是必胜的决算,民族解放胜利的保证。
《论持久战》,在冀中军区最初只油印了几百本,随后由印刷厂大量铅印出版了。这本书由“钢板战士”们精细刻写,由印刷工人们夜晚赶印,它有各式各样的版本,用过各式各样的纸张。这本书由干部研究,向战士传达,由部队向老百姓宣传。随着它,部队前进,根据地建立,抗日武装扩大了。
它把必胜的信念注射到民族每一个成员的战斗血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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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
一九三八年七月,冀中区创办了一所抗日学校。这所学校,分做两院,民运院设在深县旧州原来的第十中学,军事院设在深县城里一家因为怕日本、逃到大后方去了的地主的宅院里。
部队保送芒种到军事学院学习。行前,他捎一个口信给春儿,说到深县学习去了。他带着组织介绍信来到深县,学校里到的人还不多,房舍也正在改造修理,看样子得过几天才能开学。他闲着没事,到旧州去玩了一趟,顺便打听:民运院是不是还招收学生,前来学习要经过什么手续?教务处回答说:现在人数还不齐。学生入院,一般的要经过考试,如果是地方上保送,文化程度低一些也没多大关系。芒种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道旁大麻子棵下边,掏出钢笔日记本,给春儿写了一封信。叫她见信就来深县投考。
把信折叠好,赶进深县城,今天正是大集日,可是因为正在秋忙,遇不见一个他们那边来的熟人。把信交到交通站,又怕耽搁,他就站在十字街口等起来。
直等到晌午大错,才遇见一个贩蜜桃的,托他把信带到子午镇。小贩怕忘记了,把信压在桃堆里。
这些日子,春儿在家里倒比较清闲。她家地里的庄稼已经锄过三遍,今年雨水不缺。青纱帐期间,战争情况也不紧张。村里的群众基础,比过去巩固了,工作也顺利。自从父亲回来,她也有了照顾,新来的后娘,待她很好,帮她做饭做活。她自己觉得:这么大的一个姑娘,现在竟有些娇惯起来了。
这天晌午,天气很热,人们都在歇晌。春儿似睡不睡的,听到街上有卖蜜桃的声音。这个孩子,从来很少买零食。今天,她忽然从蜜桃联想到深县,想起吃个桃儿来。她跑到街上,卖桃的小贩刚进村,正把桃子放在南房凉儿里。春儿过去望着堆在筐子上面的小桃奴儿说:
“多少钱一斤?”
“五百。”小贩蹲在两个筐子的中间,用一块白布手巾扇着汗。
“这么小的桃儿,”春儿说,“这样贵?”
“别不懂眼,这是真正的深州蜜桃,给西太后进贡的东西。”小贩说,“你尝尝,保管顺嘴流蜜!”
“我不尝你的。”春儿笑着说,“称半斤吧!”
她随手就刨开桃堆,正要挑拣,一封折叠着的信,像认识她一样,从桃堆里挺了出来,她立刻看见了那亲切的字体和自己的名字。
小贩正要向她打听这个叫春儿的住在哪街哪头,她已经把信打开,看的入了迷。她告诉小贩,不称桃了。谢谢他给带了信来,问他是不是到家里坐坐喝碗开水?就跑回家里去了。小贩也高兴碰得这样巧,虽说半斤桃的买卖没有做成。他想:对于这位姑娘,这封信的内容,一定是比深州的蜜桃还要甜蜜。
刚刚看过了信,是要她去学习,春儿很高兴。可是当决定明天就走,她也像那些第一次离家远行的孩子们一样,心里有些烦乱起来。
她经过村、区、县,写好了介绍信。她又和本村的同志姐妹们告别。她到五龙堂去看望了姐姐。回来,一夜差不多没有合眼,年老的父亲就催促着母亲起来给她煮赶路的饺子了。
她带了一个挂包,装着她珍惜的纸笔和文件;一个小包裹,里面只有一身替换的单衣和一双新做的鞋。
子午镇到深县有六十里,走到双井村,天气就热上来了,一个人走远道,有些累得慌。过了双井村,净是沙土道,走着更费力。好在这一带大道旁边,果木树很多,随时有树荫凉可以歇息。雨水勤,梨儿挂的很密。起晌以后,春儿就到了旧州。
旧州实际上只是一个小乡村,并没有春儿想像的那样热闹。原来的第十中学却占着很大的地势。红油的大门旁边,有两棵一般粗的大柏树,一棵树下面蹲着一头白石大狮子。春儿很少见过这样大片的青楼瓦舍,和这比较起来,她村头一份的田大瞎子家的宅院,也不成什么规模。一眼望过去,这个学校,给了她个大庙的印象。
校门口,有一个战士,来回走动着站岗。春儿想起,她是要进到这里面去学习,是来这里投考了。她的心很快的跳动起来,脸也腾的红了。
她被人领进教导主任的办公室,教导主任是一个年轻人,看来是刚从部队上调来,春儿还好像在哪里见过他,顾不上问,忙把自己的介绍信交过去了。
年轻人详细的问了问春儿在村里的工作,和她的家庭生活,就叫人来测验一下她的文化。前来测验文化的是一个年老的教员。他虽然也很喜爱眼前这个女孩子的活泼态度,却为她回答试卷的情况皱了眉头。
“我没有上过学,”春儿不住的用手擦着脸上的汗,把卷纸也染湿,“我只是在冬校识字班里,念完了一本书。”
“你考的可是学院,”教员笑着说,“是大学哩。”“文化可以慢慢提高,”教导主任解释着,是在安慰春儿,“她有一定的政治认识和工作经验。”
“那你就听候榜示。”教员摇摇头,拿着那张如果没有几处污手印,就是一张完全的白卷出去了。对于榜示,教导主任又给春儿解释一番,就叫人带她去吃饭。
这一顿饭,春儿吃得很不安心。她不知道这究竟算考上了没有?如果考不上,又怎样回到村里?她奇怪:为什么对着一张纸,坐了那么一会儿,身上就这样不舒服,比三伏天锄几亩小苗还觉累?对于文化,她真有点害怕起来。后来又想,既是叫她吃饭,就有几成儿,心里一宽,才吃完那拨搅了半天咽不下去的一碗小米干饭。
吃完饭,有一个比她年岁大些,穿军装的女同志来叫她去做游戏。春儿一听这个女同志的口音,就和她攀起乡亲来。
女同志说:
“把你那包袱放到我屋里,晚上就和我一块睡觉。”
春儿出大门,就看见那片大操场,一大群男女学生正在那里拣拾烂瓦和砖头。他们要把“七七”事变学校南迁以后,久经荒废的操场清理出来。在这群青年学生里边,有些是穿制服的,更多的是穿着便服。他们多数是原来北平、保定的大学和中学里的学生。女学生有的是玉白色士林布短大衫,下边光着腿;有些是短袖漂白小褂,露着胳膊。这些当然都是富家小姐,有的脸上还擦着脂粉。她们的手很小很白,她们轻轻的蹲下身子,一只手小心的提着衣裳襟,在那里喊叫加油。干这种勾当,春儿觉得比答试卷要超脱得多,她的活泼熟练的动作,立刻引起了那些女学生们的注意。
然后,她们牵起手来,拉成一个大圈子,那些女学生很自然的把手伸给男同学,春儿找好两个女同学的中间,插了进去。把圈子拉圆,她们围着操场转。按照旧有的习惯,春儿觉得,她,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是幸运的参加到这些学生们的队伍里来了。但等到跑步开始,这些学生们就能看出:不仅在姿势和动作上,春儿可以作为她们的表率,在认真努力和坚持不懈的精神上,这个女孩子更是远远的超越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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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节
榜示以后,春儿也跟着人们跑到大门口墙壁上去看榜,她从最后面找寻自己的名字,她的心怦怦的跳着,然而她的名字却列在了榜的前端。她是正式录取了,学院也正式开了课。她们没有星期休息制度,芒种在一天黄昏的时候,来看了看春儿,给她送来一个他自己裁订的笔记本,还有一条用棉被拆成的夹被。春儿都收下了,在人群里红着脸送他出来,说:
“你有什么该拆该洗的,就给我拿过来。”
“这些事情我都会做了,”芒种说,“我们都在学习,哪能侵占你的宝贵时间。”
学院是军事组织,制度很严,春儿把他送到门口,就赶紧跑回班里去了。当时,即便女同学们在一起,也并没人追问这些关于男女的事情。至于那些男同学,虽然平日对春儿很有好感,自从看见芒种来过一次,也只是从心里知道,像春儿这样一个女同志,好像是已经有主儿的人了。
学院的学习很紧张,上午是政治科目,下午是军事科目。雇来很多席工,在大院里搭了一座可容五百人的席棚。这里的教员都称教官,多数是从部队和地方调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参加工作较早又爱好理论研究,抱着抗日的热情来教课,在这样宽敞的大席棚里,能一气喊叫着讲三点钟。
春儿对军事课很有兴趣,成绩也很好。政治课,她能听懂的有“论持久战”和“统一战线”;听不懂的,有“唯物辩证法”和“抗战文艺”。虽然担任这两门功课的教官也很卖力气,可是因为一点也联系不到春儿的实际经验,到课程结束的时候,她只能记住“矛盾”和“典型”这两个挂在教官嘴边上的名词。
春儿认识的字有限,能够运用的更少,做笔记很是困难。在最初一些日子里,每天下午分班坐在操场柳树下面讨论,她发言也很少。在这些时刻,她就时常望着远处地里的庄稼,想到在那青棵棵下面工作,虽然热得流汗,也比在这里“讨论”好受一些。她愿意讨论些乡村里的实际事儿,现在主要的是要记些教条。在一些日常生活里,她也有时感觉和这些学生们相处不惯。主要的,她觉得有些人会说会写,而实际上并不爱去做,或根本就反对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