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初记-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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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这样,他们是不守这县城了。那些穷光蛋,没家没业的人们,可以跟他们打游击去,你说我们这些户,搬不动,挪不动的,到底怎么办呀?”
“不搬!”拿腰子的说,“这有多么干脆。”
“你不搬,他就说你是汉奸,这名帖儿可不大好听!”拿草珠子的说。
“到那时候,他们不知道早跑到哪里去了,还顾上叫这叫那哩!”拿腰子的说,“目前是怎么想法不叫他们拆城,拆城对咱们终归不利!”
“已经在那里扑腾着拆了,还有什么办法?”李菊人说。
“显个灵验给他们看!老百姓一害怕就拆着没劲了。”拿腰子的小声说。
“叫谁显灵验呢?”李菊人问。
“我们分头去进行,”拿腰子的对拿草珠子的说,“你到圣姑庙,叫老道姑在这两天里使个招儿,迷惑那些乡下来的妇女们,我和老菊去西关天主堂找外国神父,也叫他想个法子,威吓那些男人小伙子们!你们看怎样?”
“真乃妙计!”李菊人说着就又和他们出去了。
“你们造罪吧!”女人回脸对着窗户上的小镜儿说。
圣姑庙在北门里,这是一座工程浩大的庙宇,修在一座极高的土台子上,有一百零八级白石的阶梯。河北省流传王莽赶刘秀的故事,说赶到这里,看看拿住,圣姑正在井口打水,放过刘秀,摘下头上的簪子一划,就地成了一条大河,就是现在的滹沱河。是一段形式美丽的传说,封建统治者利用了这个传说,鼓励了这个迷信。圣姑庙因为修建的庄严,粉画的秀丽,远近朝拜,香火很盛。圣姑的塑像,就是一个精采出众的艺术作品,老百姓认定这是圣姑的真身,她那灵活的富于情感的眼睛,注意和安慰了每个膜拜的人。庙里的道姑,又多方面铺张,给圣姑安排了婆家娘家的谱系,她是受婆婆虐待的,娘家是河北里河村一个贫苦的农家,每年夏天,里河村的群众,要迎接圣姑过河歇伏。
妇女们特别迷信圣姑,因为她出身贫苦并且受婆婆虐待。加上这一带,旱涝连年,兵灾不断,在那黑暗的年月,圣姑庙就成了附近几县妇女信仰的寄托。
关于西关的天主教堂,也有一段传说,不过是悲惨一些罢了。义和团事件的第二年,两个外国教士来到这个县城,看好一家小店,要强买这片庄基,并且打伤了那年老的店主。附近的农民,激于一种崇高的情感,背上火枪火炮来帮助,他们在西关的土寨后面,和鬼子调来的洋枪队开了火,整打了三天三夜,没让他们进来,农民的妻子儿女来往运送着火药和饭食。县知事出卖了抗战的志士,叫马快手在背后夹击,农民们失败了,洋鬼子进城,杀死了那老店主和七个不离寨墙的青年农民,没等扫清他们的血迹,外国人就强迫着居民替他们修盖起教堂,安上了十字架。
自然,以后这教也传布开了,附近很多农民也在了教。可是,他们忘不了这段经过,五十岁上下的人,都还记得死者的姓名和容貌,能演说当时火热的场面和悲惨的结局。大涝之年,寸草不收,外国人弄些高粱来,设粥厂,每个人赈济几斤山药,农民们就在了教,他们不明教义,一般的都说在的是山药教。
抗战刚刚开始,农民们也曾向圣姑庙和天主堂求助,天主堂只答应他们,日本人来了,教友可以进教堂避难,但是不久就听说日本人打进了正定的教堂,还强奸了修女。至于圣姑庙上的道姑,就只能说这是劫数,圣姑也到峨眉避难去了。
当时的农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才坚决的走上抗日的道路,并且建立了政治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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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节
很快,周围城墙的垛口就拆的不见了。子午镇民工队,并起大沙篙,斜倚在城墙外面,妇女们把送过来的砖,一个连一个滑到护城河外面的平地上去,那里的老年人们垒了起来,叫大车拉走。
城墙上有一层厚厚的石灰皮,很不容易掀起,大镐落在上面,迸起火星儿来,震的小伙子们的虎口痛。后来想法凿成小方块,才一块一块起下来。李佩钟也挽起袖子,帮助人们搬运那些灰块,来回两趟,她就气喘起来,脸也红了,手也碰破了。
“县长歇息歇息吧!”挑着大筐砖头的民工们,在她身边走过去说,“你什么时候干过这个哩!”
“我来锻炼一下!”李佩钟笑着说,用一块白手绢把手包了起来,继续的搬运。看见春儿也挑着一副筐头,她说:“春儿,给我找副筐头,我们两个比赛吧!”
“好呀!”春儿笑着说,“识文断字,解决问题儿,我不敢和你比,要说是担担挑挑,干出力气的活儿,我可不让你!”
她们说笑着,奔跑着,比赛着。男人们望着她们笑,队长老常督促说:
“别光顾的看了,快响应县长的号召,加油吧!”
只要有女人在队伍里严肃的工作,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动员。男人们,镐举的更高,铁铲下去的更有力量,来回的脚步更迅速了。
春儿年轻又有点调皮。她只顾争胜,忘记了迁就别人,她拉扯着李佩钟,来回像飞的一样,任凭汗水把棉袄湿透,她不住的叫着刺激性的口号:
“县长,看谁坐飞机!你不要当乌龟呀!”
李佩钟的头发乱了,嘴唇有点儿发白,头重眼黑,脊梁上的汗珠儿发凉。两条腿不听使唤,摇摆的像拌豆腐的筷子。“春儿!”老常劝告说,“叫县长休息休息,她不像我们,就这么一骨突一块的活儿,有多少公事等着她办理呀!”
春儿才放下担子,拉着李佩钟到姐姐那里,喝水休息去了。
民工队里也有老蒋,他斜了李佩钟一眼,对人们小声说:
“你们看看:哪像个县长的来头儿?拿着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城里李家的闺女,子午镇田家的儿妇,一点儿沉稳劲也没有!整天和那拾柴挑菜的毛丫头,在一块儿瞎掺伙!”“这样的县长还不好?”和他一块担砖的民工说,“非得把板子敲着你的屁股,你才磕头叫大老爷呀?”
“干什么,就得有个干什么的派头,”老蒋说,“这么没大没小的,谁还尊敬,谁还惧怕?这不成了混账一起吗?”“什么叫新社会哩?”那个民工说,“这就是八路派。越这样,才越叫人们佩服。过去别说县长,科长肯来到这里,和我们一块土里滚、泥里爬吗?顶多,派个巡警来,拿根棍子站在你屁股后头,就算把公事儿交代了!现在处处是说服动员,把人们说通了说乐了,再领着头儿干,这样你倒不喜欢?”“我不喜欢,”老蒋一摇头,“总觉着没有过去的势派带劲,咱们拿看戏做比:戏台上出来一个大官,蟒袍玉带,前呼后拥,威风杀气,坐堂有堂威,出行有执事,那够多么热闹好看?要是出来一个像她这样的光屁股眼官儿,还有什么瞧头?
戏台底下也得走光了!”
“你这脑筋,该受受训!”那个民工不再理他,催着他赶快工作。
李佩钟喝了一碗开水,心里亮堂了一些。她整整头发,看见秋分坐在地上,正一手一个往下送砖头,她问春儿:
“这是你大姐吗?”
“是呀,”春儿说,“你们见的面不多,过去,谁上得去你们家的高门台儿呀?”
“你就是高庆山同志的……吗?”李佩钟又问秋分。
秋分笑了笑,春儿接过来说:
“啊,她是高庆山同志的‘吗’。‘吗’是个什么称呼呀?”“这是你们的孩子?”李佩钟笑着抱起秋分身边的小孩来。“别叫他弄你一身土!”秋分说,“是我们给人家养着的,他娘叫日本的飞机炸死了!”
“我说哩,”李佩钟说,“高同志回来还不到半年呀!这孩子很苦,好好的养着他吧。我们给你妈妈报仇!你要在战争的炮火里长大成人呀!”她拍打着孩子的小屁股,孩子爬在她的腿上,啃着她的膝盖,她痒痒起来。
“高同志知道你来了吗?”停了一会李佩钟又问。
“还不知道吧!”秋分说,“我们还没看见他。”
李佩钟说:
“他正在开会,我回去告诉他,叫他来看你,你们住在哪一家?”
“住在西城根一家小店里。”秋分说。
“回头我给你们找间房子,你和高同志轻易不在一块儿,趁这个机会该团圆团圆了!”
秋分红着脸没有说话。春儿说:
“你看这县长有多好!”
一句话把李佩钟的脸也说红了。
太阳已经掉到西边的几块红色的云彩里,民工们吹哨子收工了。在城外野地里觅了一天食儿的乌鸦,成群的飞回来,噪叫着落在街头的老槐树上过宿。
晚饭以后,李佩钟在城里找好一间屋子,就去叫秋分,秋分嘴头儿上不愿意,春儿说:
“既是县长好心好意的找了房子,你就去吧。我一个人睡在这炕上,才宽绰哩!”
李佩钟给她抱着孩子,把秋分带到房子里,又写了一个纸条,求老乡送到支队部,一会儿高庆山就来了,一看是这么回事,就说:
“她们是来拆城的,这影响不大好吧?”
“没人笑话你们。”李佩钟说,“谁不知道你们长久分离,难得相见?要不这样,老百姓才说我们不合人情哩!”
“你这县长也太操心了!”高庆山笑着说。
“算我做了一件民运工作。你们安排着休息吧,我走了。”
李佩钟笑着出来,回身给他们关上了房门。
路过娘家的大门,李佩钟顺便看了看母亲。家里只有母亲一个人,刚刚点上了灯。母亲见了女儿,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先抱怨起来:
“你这孩子,早把娘忘到脊梁后头去了吧!你还有家吗?
走错了门儿吧!”
“没有。”李佩钟笑着说,“我爹哩?”
“你爹?”她母亲沉吟了一下,“无非又和他那些狐朋狗友们出去瞎逛吧,叫人捏好了饺子,他也不家来吃。你来的正好,等我通开火,煮熟了咱娘儿俩吃!你这是干什么去来呀?
看身上那些土,快过来,我给你扫扫!”
李佩钟背过身去,母亲给她打扫着说:
“我说钟儿,你到底还到田家去不去?”
“不去了。”李佩钟说。
“就这样疯跑一辈子?”母亲停下手来问,“一个女孩子家,能跟那些当兵的们跑到哪里去呀?”
“哪里也是家。”李佩钟笑着说,“根据地的地面儿大着呢,我到哪里工作,也是自由的,也是快乐的。在外面,有人照顾我,心疼我;也有人教管我,指引我。娘不用操心惦记我好了。”
“我管的了你呀?”母亲叹了一口气,“听!外面有人推门,准是你爹回来了。”
“他回来,我就该走了,”李佩钟说,“我们说不到一块儿!”“对了,”母亲小声说,“你们拆城,他们编法儿反对哩!
你做工作,也得多多留神呀!”
李佩钟刚转身要走,她母亲又叫住她小声说:
“听人说,你和那个姓高的支队长很要好,是吗?”
李佩钟沉静的说:
“我自己已经饱尝婚姻问题的痛苦了,我不愿意再把这痛苦加给别人。我和他只是同志的关系。他家里有女人,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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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节
父女两人,到底在院里碰上了,李菊人又喝了酒,酒气扑人的问:
“是佩钟吗?”
“嗯。”李佩钟答应着,“父亲到哪里去来?”“到了个倒霉的地方,”李菊人很生气的说,“外国鬼子越来越不拿中国人当人,在他们眼里,我们简直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