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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5部分

孙犁散文集-第1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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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引起我的兴趣。

我开始留心文坛事迹之时,狂飚运动,已经过去了。我倾心的是当时正在炽热的左翼文学运动。狂飚运动,这一名词虽然响亮得很,鲜明得很,但在社会上,甚至在文艺界,似乎并没有留下多少使人记忆的事迹和影响。我知道高长虹这个人名,不是从他的著作、文章,而是从鲁迅和别人的文章。

有一次,我在北平的冷摊上,遇到一本狂飚周刊的合订本,也没引起购买的想法。这说明,热闹一时的狂飚,已被当时的文学青年所冷落。

任何运动的兴起,都必有时代思潮做基础,狂飚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的一个余波。它体现的还是爱国精神和民主科学两个口号,但时代思潮,继续向前发展,狂飚的主将,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也没有这方面的热情,很快就被“时代的狂飚”,吹到了旁边,做了落伍者。因此,他们的运动,也就成了尾声。

高长虹书读得是多的,文笔是锋利的,也有股子干劲,也具备一种野心。但据我看,他是个个人主义者,也有些英雄色彩。但不与时代同步,不与群众结合,终于还是落到无用武之地的寂寞小天地里去了。

他的一生,追求探索,无书不读。只身一人,一囊一杖,游历数国,也不知他是如何生活的。他好像没有固定的信仰,也不做任何实践,甚至也不愿系统地研究一种学问。一生牺栖皇皇,不禁使人发问:夫子何为?

最后,终于感到,这样大的天地,这样多的人民,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落脚之地。这不是时代的悲剧,只能说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的悲剧。

耕堂曰: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在延安,住桥儿沟东山。每值下山打饭,常望见西山远处,有一老人,踽踽而行,知为高长虹。时距离远,我亦无交游习惯,未能相识。

另,我长期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山西之盂县,曾多次路过。以当时不知为高氏故乡,故亦未加采访。今读此传,甚为高夫人行为所感动。以她的坚贞死守之心,高唯一的一张青年时照片,得以留存,使后人得睹风采。高紧闭双唇,可观其自信矣!

1990年12月27日

传略引高氏文章:军阀是些被动的东西,他们被历史、制度、潮流夹攻着而辨不出方向,他们没有自觉,没有时代,他们互相碰冲而无所谓爱憎,他们所想占据的东西是实际上并没有的东西,他们冲锋陷阵在他们的梦想里,他们全部的历史便是,短期的纷扰与长期的灭亡。

读着这段文章,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文艺界的一些英雄豪杰身上去。

次日又记

《文人笔下的文人》

岳麓书社出版,凤凰丛书的一种。

最近,孙玉蓉女士,送我这样一本她参与编辑的书。在鲁迅条目下,有郑振铎、夏丐尊、林语堂、郁达夫,写的四篇悼念鲁迅的文章。

青年时,我对有关鲁迅的文章,是很有兴趣的,见到必读。

我在抗日时期,还编写过一本小书,题名《鲁迅、鲁迅的故事》。上部是我改写的鲁迅的小说,使它更通俗一些,简短一些。下部,就是凭借我记忆的,别人写的有关鲁迅的材料,编写成鲁迅日常生活、日常言行的小故事。这本小书,一共有五、六万字,在晋察冀边区铅印出版,沙可夫同志还给我写了一篇序。

书中所记材料,是我在北平流浪时,有机会读到的。一九三六年暑期以后,我就到农村教书去了,阅读杂志报刊的机会就少了。尤其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上海出版的书籍刊物,在敌后就很难见到了。

所以这四篇文章,我过去都没有读过。现在年老无事,每晚在灯下,总是看点书解闷,在得到这本书以后,就先读了起来。

这是有原由的。年老了,朋辈不断物故。自己舞文弄墨惯了,常常写些悼念文章。也加强了这方面的学习参考。最近把积存多年的《金石粹编》、《金石文钞》,以及字帖中的碑传墓志,都找了出来。翻翻看看,古人是如何写作这类文字的,知道其中问题不少,经验也很多。

耕堂曰:悼念文字,实亦传记文学之一种,或为传记文学之素材。然其写作,优劣差异甚大。传记重事实,重言行。

熟悉者,当推死者的家属、亲戚、仆从。但自古以来,又以家属之言多亲情,仆从之言多忌讳,亲戚之言多掩饰,不为史家所重视。因此,又求之于与死者既有交往,所知较多,能够直言,且善于用文字表达者。此亦难矣!

综观以上四篇,文如其人。郑文重情感;夏文重事实;郁文重全面、系统;林文则重个人意气,以私情代事实,多臆想、夸张、推测之词。最不足取,且不足为训也。近日颇有人提倡反面文章、不同意见。但不管什么意见,也必根据事实,即死者生前之言行说话,以符天下公论。

古今传记文字之难,在于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名人之传记文字尤难,在于谬托知己,借以自炫。或生前多倾轧,身后多颂词,虚伪之情,溢于言表。

夏氏之文,只记亲身所见、所闻,知道多少就记多少,不求惊人,不涉无稽,简单明了,实事求是。此乃教育家兼作家之文章,长者仁者之言语,是我们学习的范文。

1990年12月28日

《船山全书》

这是岳麓书社近年正在进行的一件大工程,实际负责编校者为杨坚同志。每出一册,必蒙惠赠。书既贵重,又系我喜读之书,深情厚意,使我感念不已。我每次复信,均望他坚持下去,期于底成,因为这是千秋大业,对读书人有很大功德。

过去,寒斋藏书中,有金陵书局,曾氏木刻本《读通鉴论》,上等毛边纸印,字大行稀,天地宽广,虽字体有些笨拙(就是后来常见的金陵刻经处所刻佛经那种字体),然仍不失为佳本。

书有棕色大漆木板夹,全书有一尺多厚,搬动起来,很不方便,然分册甚薄,把持方便,甚便于老年人阅读,故为珍藏之一种。

此外,我还买过世界书局出版的《读通鉴论》,洋装厚本。

因素不喜世界书局所印书籍的字型和版式,后送给邹明。今邹明逝世,彼家恐无人问津此类读物矣。

又在天津古籍书店,见过太平洋书店所印之《船山遗书》,平装,大字,分册多,阅读亦方便,当时尚不知重视王氏著作,疏忽未收,价钱不会太贵的,至今很是后悔。

我还藏有四部备要本《宋论》。

近年,我还陆续购买了中华书局印行的王氏零星小书,如《楚辞通释》、《黄书》、《噩梦》等。

现在,岳麓所印全书我已经收到六册,王氏的主要著作,已包括在内。他们是在前人的工作基础上,再进行精细的工作,并用新发现的珍贵抄本作依据,重新进行编校。其优越之处,是不言自明的。

我对王氏发生敬仰之情,是在读《读通鉴论》开始。那是六十年代之初,我正在狂热地购求古籍。我认为像这样的文章,就事论事,是很难写好的。而他竟写得这样有气势,有感情,有文采,而且贯彻古今,直到《宋论》,就是这种耐心,这种魄力,也非常人所能有的。他的文章能写成这样,至少是因为:

(一)他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政治经验;(二)他有丰富的人生阅历,了解民情;(三)他有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文字能力;(四)他有一个极其淡泊的平静心态,甘于寂寞,一意著述。(五)这很可能是时代和环境造成的,无可奈何的人生选择。

等到我阅读了他另外一些著作后,我对他的评价是:

(一)他是明代遗民,但有明一代,没有能与他相比的学者;(二)他的著述,在清初开始传布,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但有清一代,虽考据之学大兴,名家如林,也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三)清初,大家都尊称顾炎武,但我读他的《日知录》,实在读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其他著作,也未能广泛流传。人们都称赞他的气节,他的治学方法,固然不完全是吹捧,但也与他虽不仕清廷,却有一些当朝的亲友、学生,作为背景有关。自他以下的学者,虽各有专长,也难望王氏项背。因为就博大精深四字而言,他们缺乏王夫之的那种思想,那种态度,那种毅力。

他是把自己藏在深山荒野,在冷风凄雨,昏暗灯光之下,写出真正达天人之理、通古今之变的书的人。

他为经书作的疏解,也联系他的思想实际,文字多带感情,这是前人所未有的。即以楚辞而论,我有多种注释本,最终还是选中他的《楚辞通释》一书为读本。

1991年5月10日

《刘半农研究》

载《新文学史料》一九九一年第一期。

材料共三篇:刘氏日记通读;徐瑞岳作刘氏研究十题摘读;其他一篇未读。

刘氏著作,我只买过一本良友印的他的《杂文二集》,精装小型,印刷非常精美,劫后为一朋友借去未还。

记得刘氏逝世后,鲁迅先生曾写一文纪念,我至今记得的有两点:一、刘氏为人,表现有些“浅”,但是可爱的;二、有“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思想,常受朋友们的批评。我一向信任鲁迅先生的察人观世,他所说虽属片面,可能是准确的。

红袖添香云云,不过是旧日文人幻想出来的一句羡美之词,是不现实的。悬梁、刺股,凿壁、囊萤,都可以读书。唯有红袖添香,不能读书。如果谁有这种条件,不妨试验一下。

但文人性格中,往往会存在这么一种浪漫倾向。以刘氏请赛金花讲故事为例:当时赛流落在北京天桥一带,早已经无人提起她。是管翼贤(《实报》老板)这些人发现了她,当做新闻传播出去。最初听赛信口开河的有傅斯年、胡适等人,听得欣然有趣。但傅和胡只是听听而已,不会认真当做一件事,去收集她的材料,更不会认真地为她树碑立传。因为这两位先生,城府都是深远的,不像刘半农那么浅近。

赛虽被写进《孽海花》一书,但并非正面人物,更无可称道之事。当时北京,经过八国联军入侵之痛的老一辈人还很多,也没人去恭维她。刘送三十元给她,请她讲故事六次,每次胡乱说一通,可得五元,在当时处于潦倒状态的老妓女来说,何乐而不为?

刘就根据这个谈话记录,准备为她立传,因早逝,由他的学生商鸿逵完成,即所谓《赛金花本事》一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当时东安市场小书摊,都有陈列,但据我所知,很少有人购买。因为华北已处于危亡之际,稍有良知的,都不会想在这种人物身上,找到任何救国图存的良方。有人硬把赛金花的被提起,和国难当头联系起来,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根据的。

刘氏这一工作,是彻底失败了。当然,他成功的方面很多,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徐瑞岳文章中,引叙齐如山对刘的劝告。齐说:“赛金花自述的一些情况,有些颇不真实,尤其是她和瓦德西的关系,似有生拉硬扯和修饰遮掩之嫌,撰稿时要多加谨慎。”并说:“以小说家、诗家立场随便说说,亦或可原,像你这大文学家,又是留学生,若连国际这样极普通的情形都不知道,未免说不过去。而且你所著之书,名曰本事,非小说诗词可比,倘也跟着他们随便说,则不但于你名誉有关,恐怕于身份也有相当损处。”朋友之间,能如此直言,实属不易。

同样,我也佩服钱玄同对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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