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作品集-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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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将军（1807…1870），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的统帅。
②Soap，双关语，另有收买的意思。
作战部部长问我是不是内阁成员，我说我是内阁成员。他又问担任什么职务，我说我是参议院贝类委员会的文书。于是他下令以藐视法庭罪将我逮捕，限制了我一天的自由。
打那以后，我真想不再吭声，随政府去，它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可是使命在身，我不得不听从它的召唤。我访问了财政部长。他问我：
“您要点儿什么？”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防备。我说，“甜酒。”
他说：“你有什么事情到这里来，先生，你就说，越简短越好。”
我说，他话题转得这么突然，我感到遗憾，这种做法令我反感。不过，在同前情况下，我不计较这件事，谈正事要紧。我接着恳切地告诫他，他作的报告长得出奇。我说作这么长的报告是浪费时间，没有必要，而且结构别扭。其中没有描写，没有诗，没有感情——没有主人公，没有情节，没有插图——连一幅木刻都没有。没有人会读这种报告，这是明摆着的事。我奉劝他不要因为写这样的报告而坏了自己的名声。如果他想在文学方面搞出点名堂来，他写的时候一定得多搞点花样。枯燥的细节绝对不能往上写。我说日历片之所以受大众欢迎，就是因为它上面有诗句，有谜语，他的财政报告要是处处插进一点谜语，销路一定更好，比他写进报告里去的国内税收项目来劲得多。我谈这些问题的时候态度十分诚恳，可是财政部长大发雷霆。他居然说我是一头蠢驴。他存心报复，咒骂了我一通，还说如果我再敢来干涉他的工作，他就把我从窗户里扔出去。我说，既然我得不到与我官差身分相称的待遇，我就取帽告辞。我这就走了。这号人活像新冒出来的作家。他们的处女作快发表了，就自以为比谁都强。你甭想对他们提什么建议。
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好像我凡是履行职责的时候，总是碰一鼻子灰。然而我做的事，我打算做的事，用意都是为我们国家好。我受了冤屈，痛苦万分，没准会逼得我得出不公正的、有害的结论，但是在我看来，国务卿、作战部部长、财政部长和我其他同僚准是一开始就想把我撵出政府。我在政府供职那会儿只参加过一次内阁会议。那一次就够我受的了。白宫看门的那位公仆好像不情愿为我放行，后来我问他内阁其他成员都到了没有。他说都到了，我这才走了进去。他们都在场，但是没有一个人请我坐下。他们两只眼瞪着我，好像我是外人似的。总统说：
“先生，您是什么人？”
我把我名片递给他，他念道：“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马克·吐温”。接着他把我从头看到脚，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这个人。财政部长说：
“就是这头捣乱的蠢驴跑来对我说，要我在报告里写诗句、出谜语，把财政报告当成日历片。”
作战部部长说：“就是这个人做白日梦，他昨天跑来给我出主意，叫我用教育的办法把一部分印第安人教死，其余的印第安人统统杀光。”
海军部长说：“我认识这个年轻人，就是他这个星期再三干扰我的工作。他担心法拉库特上将率领整支舰队是在旅游，用他的话说，是在旅游。他发神经病，建议海军乘木排旅游，荒唐透顶，我没法重复他说过的话。”
我说：“先生们，我看你们都想对我做的每一件公务抹黑；而且我看得出你们都不想让我参与商议国家大事。今天这个会，我什么通知都没有接到。靠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要开内阁会议。可这些事我就不说了。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这是不是开内阁会议？”
总统说是内阁会议。
“那好，”我说，“咱们马上讨论正事，时间宝贵，不能浪费，不要互相揭老底，这不像样子。”
这时候，国务卿开腔了，他用最亲切的口气对我说：“年轻人，你想错了。国会各个委员会的文书不是内阁成员。就好比国会议会厅看门的不是内阁成员一样，你听来好像觉得奇怪。因此，我们虽然在审议国事中很希望能听到你超群的见解，但是根据法律规定，我们不能这样做。审议国内大事，你不能参加；万一有不测的事发生，这是常有的事，你会感到难受，但你用自己的言行竭力制止过，这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安慰。我祝福你。再会了。”
他这些话说得温和妥贴，我不安的内心得到了安慰；我就离开了会场。但是，国家的公仆不知安宁为何物。我刚回到国会大厦我那间小办公室，拿出议员的派头刚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贝类委员会一位议员气冲冲地闯了进来，对我说：
“你这一整天到哪里去了？”
我说，如果此事与他有关，那么我是去参加内阁会议了。
“内阁会议？我倒想知道，你去参加内阁会议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出主意的——为论证的需要，我还说此事从各方面讲都同他有关。他当时极为无礼，最后说什么他找了我3天，要我抄写一份有关炸弹壳、鸡蛋壳、蚌壳还有什么乱七八糟贝壳的文件，可谁也找不到我。
这太过分了。他这根羽毛一加上去，我这个抄写员的骆驼背压折了。我说，“先生，你以为我是为6个美元一天在干活吗？你要真是这么以为，那么我建议参议院贝类委员会另请高明。我不是什么党派组织的奴隶！你那些降低我身份的差使，给我收回去吧。不自由，毋宁死！”
从那一刻起，我就不再担任政府工作了。我在那个部门坐冷板凳，受内阁的奚落，最后我想讨好的那个委员会主席训了我一顿，我蒙受迫害，被迫远离我那既冒风险、又吸引人的伟大的工作，在危急的时刻抛弃了我那正在流血的祖国。
但是，我为国家尽过力，我呈上报销单：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博士
向美利坚合众国报销：
作战部咨询 50美元
海军部咨询 50美元
财政部咨询 50美元
内阁咨询 免费
往返耶路撒冷旅费①，途经埃及，
阿尔及尔、直布罗陀与卡迪斯②，
行程14000英里，每英里按20美
分计 共2，800美元
参议院贝类委员会文书薪金，每
天6美元，共6天 36美元
总计 2，986美元
①准州（指待成立。尚未正式批准的州——译者）代表的旅费都按往返旅程报销，尽管他们一去不复返。我为什么不能这么报，百思不得其解。——原注
②西班牙西南部一海港。
除了文书薪金36元这个小数目之外，报销单上各项竟没有一项照付。财政部长逼得我山穷水尽，拿起笔来把我其它各项支出统统划掉，只在边上批了“不准”两字。居然赖账！这国家完蛋了。
我的官场生涯眼看是完了。让那些愿意上勾的文书留下去干吧。据我了解，各部门许多文书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内阁会议；他们对于战争、财政、商业有什么高见，国家领袖从来不去询问，好像他们不是政府里的人，而实际上他们天天在办公室干活！他们知道他们的工作对国家来说多么重要，他们一举一动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你瞧他们在饭店里点菜时候那副神气——但他们是在工作呀。我认识一位文书，他得把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各式各样小纸片贴到剪贴簿里去——有时候一天要贴八张、十张之多。他贴得不怎么样，可是他拿出了最大的本事去贴。这活儿是最累人的。它淘空你的才智。可是他只挣1800美元一年。那位年轻人有这么好的头脑，要是愿意干别的行当，他可以攒起好几千好几千美元。可是，他不——他的心向着祖国，只要祖国还剩下一本剪贴簿，他就甘心为祖国去贴。我认识几位文书，他们不知道怎么写，可是他们有多少知识就把多少知识尊敬地奉献在祖国的脚下，累死累活，受苦受难，就为这2500百美元的年薪。他们写的东西，有时候别的文书不得不重写，可是你已经为国家尽了力，国家还能埋怨你吗？有些文书，找不到文书的活儿，就等啊，等啊，等什么时候有个空缺——耐心地等待一个为祖国效劳的机会——而在他们等的时候，只给他们2000元一年。这可真惨——太惨了，太惨了。如果国会议员一位朋友很有才能又没有工作，无法施展他伟大的抱负，那位议员就会把他交给祖国，安排他在一个部门当文书。那个人就得当一辈子奴隶，为了从不替他考虑、从不同情他的国家的利益而同文件去开仗——就不过为了两三千元一年的薪俸。我要是把几个部门所有文书的情况统统列举出来，说明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拿的又是多少钱，那么，你会发现文书还差一半，就他们干的活儿说，工资也还差一半呢。
田纳西的新闻界
孟斐斯“雪崩报”的总编辑对一位把他称为过激派的记者给予这样温和的抨击：“当他还在写头一句话的时候，写到中间，加着标点符号，他就知道他是在捏造一个充满着无耻的作风、冒出造谣的臭气的句子。”——“交易报”。
医生告诉我说，南方的气候可以增进我的健康，因此我就到田纳西去，担任了“朝华与约翰生县呼声报”的编辑职务。我去上班的时候，发现主笔先生斜靠着椅背坐在一把三条腿的椅子上，一双脚放在一张松木桌子上。房间里另外还有一张松木桌子和一把残废的椅子，两者都几乎铺满了报纸和剪报，还有一份一份的原稿。有一只盛着沙子的木箱，里面丢了许多雪茄烟头和“香烟屁股”，还有一只火炉，火炉上有一扇上下开关的搭下来的门。主笔先生穿着一件后面很长的黑布上装和白麻布裤子。他的靴子很小，用黑靴油擦得很亮。他穿着一件有皱褶的衬衫，戴着一只很大的图章戒指，一条旧式的硬领，一条两端下垂的方格子围巾。服装的年代大约是1848年。他正在吸着一枝雪茄烟，用心推敲着一个字，他的头发已经被他抓得乱蓬蓬的了。他皱眉瞪眼，样子很可怕，我估计他是在拼凑一篇特别伤脑筋的社论。他叫我吧那些交换的报纸大约看一下，写一篇“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把那些报纸里面所有的有趣的材料通通简缩在这篇文章里。
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么一篇：
田纳西各报要闻摘录
“地震”半周刊的编者们关于巴里哈克铁道的报道显然是弄错了。公司的方针并不是要把巴扎维尔丢在一边。不但如此，他们还认为这个地方是沿线最重要的地点之一，因此决不会有轻视它的意思。“地震”的编辑先生们当然是会乐于予以更正的。
希金斯维尔“响雷与自由呼声”的高明主笔约翰·布洛松先生昨天光临本城。他住在范·布伦旅舍。
我们发现泥泉“晨声报”的同业认为范·维特的当选还不是确定的事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但在他没有看到我们的纠正之前，一定会发现了他的错误。他当然是受了不完全的选票揭晓数字的影响而作了这个不正确的推断。
有一个可喜的消息：布雷特维尔城正在设法与纽约的几位工程师订约，用尼古尔逊铺道材料翻修那些几乎无法通行的街道。“每日呼声”极力鼓吹此事，并对最后成功似有把握。
我把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