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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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又回来了。他从自行车后架上取下一捆蒜苗，从车头上卸下那个拉链已经生锈而仍然可以看出一个“奖”字的黑色塑料提兜，交给母亲，接过母亲倒下的一杯水，笑着说：“主任同意了。”
我和母亲都明白，主任是指县百货公司张主任以及“同意”两字所包含的令人兴奋的内容。星期一，我就到县百货公司去了，穿着一身崭新的绿色军装，自觉很精神。张主任就把那一串叮啷作响的钥匙交到我手里。
我很快熟悉了业务，进库和出库的货物搞得一清二楚，库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常常帮助营业员把领取的货物从库房搬到柜台里去，也帮助采购组从卡车上把成吨成吨的进货搬进库房去。张主任很满意，公司的干部和营业员们也满意，众口一辞夸我不愧是从解放军那所大熔炉里训练出来的好子弟兵，不愧是老黄牛老模范的儿子。张主任在我三个月的试用期一过，就指派人给我签订下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工合同，破例为我高订了一级工资。
我心里却有一种预感，我不会在这个门板很大而窗户极小的库房里干满五年的，甚至三年也不会，似乎有比这库房更明亮更体面的去处在等待着我。我不想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只会卖土产杂货，更不想做一辈子老黄牛。我的属相是马。
出乎张主任和县百货公司所有职工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写的一篇通讯稿在省报上见报了，表扬的是张主任亲自送货到山区水库工地的事。那些神气的营业员小姐们全用一种奇异而不乏柔情的眼光瞅我。张主任平生第一回上了报纸，反而做出不骄不躁的神情压抑内心的兴奋。他私下对我父亲说，没看出你家小子装了一肚子墨水！
在我发表过五六篇供销社的通讯报导之后，张主任已经考虑要把我从库房里抽调出来，到公司里做宣传干部。他的想法还未实施，县商业局局长一把把我从库房里提起来，安置在他的办公室旁边那个办公房里，让我专门写通讯报导，向报社反映全县商业系统的模范事迹。不过，时日稍一长，我就成为一职多能的干部了，给县委或省商业厅的工作总结汇报，还有孟局长的讲话稿，都由我写。孟局长特别喜欢我给他起草的讲话稿，我自然很受宠。孟局长下基层检查工作，总喜欢带上我和他同行。
我很敬重孟局长。他是陕北那个净出俊汉子的绥德县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他人挺好，文化不高，大约也是揽工汉或者是拦羊娃出身而后参加陕北游击队的。他有一种明显的陕北人的憨实和狡黠既矛盾又和谐的气质，这气质往往给人一种豁达而又平易的极好印象。大伙既尊敬他又喜欢接近他，甚至可以当面说他生吃元宵的故事。那是解放后，孟局长进了西安，第一声感叹是：这狗日西安这么大！他看见好多人挤在一家小饭铺门口买元宵。他也买了一盒，走到街上，摸出一个来就塞到嘴里，越嚼越腥，怎么也咽不下去，还是吐了。回到单位，见人就骂：西安人真是莫名其妙，那样难吃的元宵还抢着买，白给我也不要！
孟局长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用人的标准：漂亮，起码也得五官端正。这是我从同志们的闲聊中得知的。我能入选，自觉十分庆幸。有一次下乡，我跟孟局长乘吉普车到秦岭深山一个供销社检查工作，长途行车，有点寂寞。我问孟局长关于用人是不是有“漂亮”这一条。他哈哈大笑，摆手否定，说是干部们瞎说，给他编排的笑话。可他笑毕，又漫不经意地说：“在我手下工作的人，要是有几个歪鼻呲牙的人，我就很不舒服。”
不管孟局长承认或否定这个传闻，而我看见的县商业局的二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职务的男女干部，确实没有一个歪瓜裂枣，全都人模人样，或消瘦而却俊气，或魁梧而不显臃肿。最漂亮的当数那位女打字员了。我打第一天进商业局大院就发现了这位出类拔萃的美人，不仅商业局二十多个本来就人模人样的人难以与之相比，整个商业系统千余名职工里也挑不出能与之媲美的姑娘，说是整个县城里的一枝花也绝不会是夸张。
她的打字室在后排最西头的那间屋子里。那间屋子最偏僻，想必是为了不让那单调的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干扰其它屋子里的干部的工作。然而那屋子却最热闹，客观上是它距灶房最近，每逢开饭时好多人就端上饭碗和菜盘踅到她的打字室里去用餐，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大多的话题是冲着她开玩笑、逗趣。
孟局长也喜欢和她说笑逗趣，那既是一个长辈人对晚辈人的亲近的神情，又是局长对下属的超然的口吻，更具有浓厚的陕北人的憨实和风趣：“小凤，我给你瞅下个好女婿。”
她笑说：“你给我瞅下个猪八戒。”
“我真的给你瞅下个好人儿了，我们陕北人。”
“陕北净出猪八戒！”
“你这娃！陕北的汉子一个个都赛吕布，女子赛貂蝉……”
我没有向小凤献过殷勤，更没有兴致和她逗趣。好多人端着饭菜到打字室去进餐去讨开心的时候，我端着饭碗和菜盘照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我对那些搜肠刮肚想出来的逗趣话十分反感，觉得乏味无聊，根本不值得一笑，甚至觉得他们纯粹是为了笑而笑。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大合群，与小凤的接触还是多了起来，都是纯工作性质的。
我写下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或会议通知，一经局长或有关科室领导签过字，送回我手上，我再把这些文件送进打字室交给她，说清楚需要打印的份数和完成的时限。她不看我，习惯地码着页数，然后扬起脸，又认真地点点头，表示接受了。我就说声“好”，走出来。
我正在屋子里看文件或起草材料，听到敲门声，她进来了，也不坐，站在我的桌前，把我刚刚送给她的那份需要打印的材料摊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找出那些划上了横杠的字，问我那是什么字。我让她坐。她说她整天坐着打字，倒喜欢站着。我把那些草字一一描清楚，她噢噢噢地点头，随之就拿上材料走出门去。时隔一小会儿，后排西头那间打字室里就响起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声音。
这样的时日一长，我和小凤的交往就多了，交往多了也就熟悉了，熟悉了也就自然一些随便一些了。她进我的房子时不再敲门打招呼了，一推开门，匆匆走进来，娇声怨艾地说：“哎呀呀康秀才，你这字儿写得越来越好了，好得叫我越来越认不得了！”我喜欢听这种调子，那是一种对人信赖的调子，那声音是极悦耳的。我照例在她用红铅笔划了横杠的字旁边写上工工正正的楷书，甚至故意讥笑她太笨，连这种普通的草书字都不认识。她也不恼，自己也说自己笨，要是不笨就该坐到秀才的位上而不是整天去按打字机了。
我也在写得头晕眼花手腕酸麻的时候，踱出屋子，踅到打字室里去，起初托辞说要修改一句话或一个字，后来就无需这种自我遮掩，纯粹是去和她闲坐一会儿。她却并不停下手来和我闲聊。倒给我一杯茶后，她就坐到打字机前，右手按着打字机的压键，眼睛瞅着稿纸，把打字机的机头在字盘上推前移后，拉左倒右，发出嗒嗒嗒的响声，那脸上是一种安详而又妩媚的神情。那安详的神情是用来弹奏打字机的，而那妩媚的神情是用来听我说话的。
她这样不停手地忙着打字，倒给我提供了专注地看着她的机会。我可以长久地一眼不离地看她侧对着我的脸颊，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她细长的手指的灵巧动作。我如果会画画儿，我一定会照她的神情画下一张绝美的油画，那肯定是一幅按着打字机的……维纳斯。尽管我很讨厌浅薄之人在那些乏味的爱情小说里用维纳斯作比喻已经到了烂臭的地步，我现在还真的再找不到更美好的比喻了。真的，那按动打字机的指头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那眼里像是有两滴永不枯干的晶莹的露珠儿在早春清晨的草叶上滚动，那侧对着我的脸颊说不清有多大的魅力。我只觉得，如果让我从早到晚坐在这儿，我不会再向往这屋子以外更引人有趣的事。
打字机嗒嗒嗒的响声，从后排西头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里飞出来，像山间湍流的泉水叮叮咚咚，敲击着我的心，又像是一支轻快舒展的小提琴独奏，奏出了青春的骚动。我打开窗户，让那动人心魄的响声全部倾泄进我的屋子。
她也不单是向我问字才到我的房子里来，在她打字打得困倦的时候，就到我的房子里来闲坐一会儿，进门的时候，常常用左手揉捏着右手的指头，无疑是向我说明她的手指很乏困了。她走到我的桌前，稚气地问：“你看什么书？这么厚！”
“《斯巴达克思》。刚出版的。”
“写的啥？有意思吗？”
“好极了！一部伟大的史诗！”我正被书里波澜壮阔的情节激动得无处发泄，需要与谁交流一下，她正好来到了。“斯巴达克思，一位奴隶起义的英雄，推翻了欧洲大陆的奴隶制度。他比一百个神圣的君王要伟大一千倍，因为他把历史推过了一个界碑。可他是一个奴隶，一个伟大的奴隶巨人！”
我突然看见，她端正地坐着，一只手撑着左腮，那是一种专注的神态，听我随口胡诌着的议论。我反倒不敢再说了，因为她太专注了。
“你说呀，再说下去呀。”
我不好意思说了，再说就是卖弄了呢。
“你读过好多书吗？”
“不多。”我说，“好书都禁死了。现在出版界刚开禁，这本书就是开禁的头一批出版物。唔，我前天刚读过《牛虻》。”
“就是刘心武在《班主任》里提到过的那本《牛虻》吗？”
“只有一本《牛虻》。”
“你这儿有吗？”
“有。”
“借我看看。”
我给她从抽屉里取出长篇小说《牛虻》来。
大约过了三四天，她把《牛虻》给我送来，又借去了《斯巴达克思》。她和我热烈地讨论《牛虻》。虽然能看出她对世界史太无知，然而她喜欢牛虻这个人物却是毫无疑义的。这个革命者形象被中国六十年代兴起的动乱隔绝了十多年，一经解禁，又以其强烈的光彩照耀着又一代青年。我和小凤差不多是刚学会写汉字就挂上了红小兵袖章的一代人，然而牛虻还是在我们心里引起强烈的回响了，毫无办法。
“我看你……有点像牛虻。”
“我怎么能比牛虻！我简直是个窝囊废！”
此后，她到我的房子里来，再不叫我老康了，大胆地叫我牛虻，像是开玩笑，我也不好反对。再后来，她又叫我亚瑟，还是像开玩笑的样子。尽管是玩笑，我看见她的神情里有某种异样的东西，令我的心一蹦一蹦。
我确实预感到一种似乎明朗又似乎朦胧的东西朝我逼近了，一伸手就可能准确无误地抓住的自己心里正在热切地期盼着的东西，然而又顾虑重重。我不能不随时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合同工，一个农村户籍的人。我时时刻刻都有被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