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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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社里已经工作过近十年了。那一天，在公社机关不算太大的院子里，我看见马罗大叔的背影。那硕大的头颅，粗而短的腰身，现在却教人感到是一具粗大的骨骼，而且背也略微驼了。我把他叫进我的住屋。
“吃饭了没？”我问。
“吃——咧！”他拖着声儿爽声朗气地说。
“可别做假！”我说，“虽不到开饭时间，馍和咸菜很现成，你随便吃点。”
“啥时代把你马罗叔饿下了？”他得意扬起头，“五保户没定量……”
我信了。马罗大叔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他的吃穿，由生产队里包着，虽然不能说富裕，却也能填饱肚子。这个生活水准，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农村，应该说是可以过得去的了。
“你到公社来有啥事呀？”我随便问。
“屁事也没！”他响亮地说，很轻松的神气，老虽老了，说话仍是一派刚阳之气，“我逛到镇上来，到公社院子转转。訚！我才不受忙迫，办訚啥事！我不打搅你了，你忙。我浪呀！逛呀！”说着就站起身要走了。
我送他出门，看着他从公路上摇摇晃晃走过去，拐进供销社的大门，就折回身来，办我要办的事情去了。
当我再次从院子走过的时候，却又看见了马罗大叔的背影。他大约也发觉了我，竟然有点怆慌地从墙角消失了。我有点疑心，他大约不像他嘴说得那么轻松，浪呀逛呀。我瞅瞅他走过的这一排房子，一间里头住着妇联干部，一间里头住着共青团专干，都是与他不会发生什么联系的部门。另一间屋子住着民政干部老乔，我意识到一点什么，就走了进去。
“刚才是不是有个老汉到这儿来过？”
“马罗儿，你们村子的五保老汉，刚走。”老乔说，“老汉领贫寒救济款来了。”
“给老汉救济了多少钱？”我问。
“嗨！现在还谈不上补多补少的问题。”老乔说，“队里不给马罗老汉盖章，说他……”
我虽然分管民政工作，冬季贫寒救济的具体事项却是由老乔办理，我不太过多干预。老乔是位老同志，人又公正，完全可以放心他做好这件极容易闹矛盾的工作。现在，面对马罗大叔的救济问题，我却忍不住甩出点子来了：“该给老汉救济多少，你定个数儿，队里不盖章拉倒，我签字负责！”
“咱们有些村子的干部……真不像话。”老乔也因此而发牢骚，“马罗老汉刚才来给我说，去年的贫寒救济款和物资，全由干部悄悄地私分了。当然，咱们工作上也有漏洞，马罗说他不为要钱，为闹事！老汉大喊大叫，说他要把这事闹得全村都知道，还要寻县委反映。他说他才不在乎那几个钱，十来二十块地也发不了家……”
“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刚才他和我见过了，可是一句未提……只说是浪哩逛哩！”
“这老汉倔得很。”老乔说，“我给他说，让他找你反映反映，他可直摇头，我还当是他和你不合卯窍哩……”
我没有再说话，走出老乔的办公室。马罗大叔对我只字未提，甚至有意躲避着我，本能地使我记起他说过的“不求回报”的话，自己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心头了。
我还是坚持我甩出的点子，让老乔给马罗大叔送去了救济款和棉布棉花。老乔回来时，详细叙述了经过，他做得更严密，把棉布棉花直接交给妇女队长，让她给老汉缝制棉衣棉裤。我初听时很欣慰，稍一思忖，又不禁慌然，这难道是合他本意的么？
一孔窑洞中间，停放着马罗大叔的棺柩。今日午时已经入殓盖棺，我再也看不见那宽大的蒜头鼻子了，以及那两条深刻在脸颊上的大动脉似的皱纹。窑里和窑院的一切空间，全被男女老少围塞满了，门口仍然涌进一溜连串前来送纸的乡亲。他们在灵桌前放下麻纸，点燃一炷紫香，插进用瓷缸代用的香炉，鞠一鞠躬，就参加到人堆里说闲话去了。
我在灵桌前站住，放下纸，从香筒里抽出一支香，在蜡烛上点燃，插进香枝已经十分稠密的香炉，照着所有庄稼人的规矩，抱住双拳，举齐额头，向马罗大叔鞠一鞠躬。当我深深地弯下腰，虔诚地低下头去的时候，一个镜头闪现在脑际了——
在一座十分雅致的高层大楼上，我应邀参加一个规模不小的宴会，来自南方北方的新朋老友，杯盘交盏，词恳意切。我亦兴之所至，敞怀痛饮，酒过数巡，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马罗大叔一把甩到我怀里的那个烧烤成黑色的包谷棒子来！细一瞅幻觉消失了，桌上是狼藉的鸡骨鱼翅，桌下是软茸茸的红地毯，哪有什么鬼包谷棒子的踪迹……我可没有醉！
紫香焚烧的青烟，在灵堂上飘绕，空气里有一缕幽微的香味。我停立在灵桌前，脑子里又变得一片空白了，直到我被谁拥撞了一下，才发觉后面已经拥着一堆等候进香的男女，我立即让开位置。
她——马罗大叔的阿克西尼亚——站在灵桌前头了。她点燃一支香，插进香炉的时候，手指抖着，竟然两次把香弄断了。她的表面倒装得沉静，跪下去，磕了头，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角渗出的泪痕。
所有老年女人们都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招呼她喝水，没有讥诮和轻薄的意思，她倒有点忸怩了。
我很快弄清，这场丧礼葬仪是由几位热心人组织的。土地下户以后，马罗没有心思抚养庄稼，在一亩多责任田里全部种上了树苗，还没来得及卖掉，自己却死了。他仍然被村民们推举为护田人，统一看守各家各户的庄稼，按照田亩分摊给他一定的报酬。刚进腊月，本年的酬金还没领，他却死了。于是，村民们就形成一条动议，把他看守庄稼的酬金按户收齐——甭亏了马罗！再把树苗折价，由队里暂且垫付。把这两笔款子合起，筹办马罗的丧葬大事。
“八挂五”的乐人班子（十三人）已经在窑院里唱起《祭灵》，公社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正在打麦场上挂银幕，满村巷里都洋溢着欢悦的浪花。马罗生时寂寞，死时却热闹，能得到这种死而无怨的结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乡亲们中间，抽烟，喝茶，听大伙儿高声说笑，看众人跑前跑后地忙呼的身影，心里却不时闪出那个甩到我怀里来的烧熟的包谷棒子，那是怎样美好的一顿野炊晚餐……
1984。10草改于西安东郊
鬼秧子乐
鬼秧子乐
鬼秧子是我一个远门堂叔的绰号，他的注入户籍卡的名字，是一个单字：乐。村里人提起他来，总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绰号，就唤作鬼秧子乐了。这种啰嗦的称呼本来并不符合庄稼人说话喜欢简便的习惯，可是仍然喜欢这样叫，时日长了，似乎说来顺口，听来也顺耳。
单从这个绰号的字面上直观，就可以肯定他不属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举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与人交手，总显出一副诡的样子；实话少，空话多，绝不会显山露水；有人概括说，鬼秧子乐要是说他去西京，实际准是去了东京，你要是按他说的到西京去找他，准会扑空上当了。
许是自幼受到这种民间舆论的蛊惑，我对堂叔自觉保持着一定距离，一种警惕和戒备；甚至看见他瘦小的身影，轻快的脚步，比一般庄稼人灵活的手势，也无不产生一种诡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额，深藏在眉棱下的那两只细小而灵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秘的气象了。庄稼人对于过于精明，精明到诡秘程度的人，就大大减低了信赖的心理依据，自然地表现出敬（卑？）而远之的保留态度了。我虽不敢卑视我的长辈，却也不敢与他过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灯时分，一进门便看见鬼秧子乐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亲扯着闲话。他平时极少到我家来串门，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约要说什么话，或者要办什么事。因为他和母亲的闲聊，完全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明显是在消磨时光。
“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他惊叹地说，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刚刚和我见过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见过似的，“嘿呀！我说公家干部这碗饭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劳心伤脑哩！劳心的事比劳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劳心劳神瘦成啥样了……”
我自知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百二十斤的体重也没有减少，不过听了鬼秧子乐叔的话，似乎总比听到谁说“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听人说，县城的街道里，有小贩儿摆摊儿了，油糕桌子、凉粉案子都摆出来了。”鬼秧子乐叔说，完全是一种与己无关的闲谈的口气，“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说，“政策允许了。”
“政策怎能允许私人开铺面，做生意？”鬼秧子乐叔不解地说，“共产党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中央从几十年的失误中总结教训，清醒过来了，对农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双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手里那只油腻的黑色羊皮烟包，悠悠地挖着。凭直觉，我觉察出他很专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摆出并不在意的架式，甚至连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艺么？”母亲插嘴说，“几十年没派着用场，现时用得上了。”母亲说着，又问我，“你记得不？你乐叔跟你二爷（乐叔的父亲）在五里镇摆油糕桌子那阵儿，红火得很哩！一街两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数你乐叔家的生意好。你乐叔炸出的油糕，黄亮、酥脆，咬在嘴里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样好的油糕了。”
我隐约有一点记忆。五里镇街心的水渠边，撑开一座篷帐，一张四方桌子周围，摆着四条长板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庄稼汉男女。那位已经去世的二爷在满面笑容地招呼顾客，而正当年轻的乐叔，站在翻滚着油浪的炸锅前，两只手灵巧地捏着面团儿，把一个个扁圆的油糕贴着锅帮溜进油锅里，立时冒起一团儿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乐叔用筷子夹出来，架在铁丝网架上……我曾经馋涎欲滴地在那油锅前踅磨过，怎能完全忘记呢！
“哈！那当然，咱们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掺半，青红丝，核桃仁，桔饼，吃来啥口味？”鬼秧子乐叔自豪地感叹起来，“而今国营食堂里卖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东大街一家甜食店买了俩油糕，全是干壳子！皮子硬得像皮带，咬都咬不动。我算是把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镇摆开炸锅，保准红火。”母亲说，“老人们还都记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号营生了！”鬼秧子乐叔慨然说绝，“投机倒把那营生，咱绝对不能干。”
“那不能说成是投机倒把……”我说。
“纵然不叫投机倒把，也不是正经路嘛！”鬼秧子乐大叔摆出一副慨然的面孔，“党教育咱几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图自个先……”
看着他激昂慷慨的面孔，听着他的冠冕堂皇的话，我的心里立即反射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意思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