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谢洪尼耶遗风-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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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七十至八十年代，马克思学说已开始在俄国先进分子中传播，工人罢工运动也一再爆发，但是由于谢德林未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他不可能从工人阶级的个别事件中判断俄国历史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因此，他虽然正确地批判了自由民粹派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无济于事的恐怖活动，却未能对于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新的历史力量——工人阶级予以应有的估价。
由于沙皇政府书刊检查机关的刁难和迫害①、对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激烈斗争、繁重的杂志编辑工作，谢德林积劳成疾，不得不于一八七五年出国治病。在国外治病期间，谢德林实地观察了西欧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和政党活动。一八八○至一八八一年，谢德林写下了一本出色的讽刺特写集《在国外》。当时俄国自由派报刊拜倒在西欧文明的脚下，把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当做自己政治理想的化身。谢德林在国外看到了并承认了俄国无论经济文化都比英、法、德等国落后，他向人民指出了这一点，但他丝毫没有被西欧文明所迷惑，却“非常精彩地嘲笑了扼杀巴黎公社社员的法国，嘲笑逢迎俄国暴君的银行家的法国，说法国是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列宁）。《在国外》后来被列宁誉为讽刺文学的经典之作。
①谢德林的每一部作品都密切结合时代，对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抨击，因此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被沙皇书刊审查机关大加砍伐。杂志也一再被罚停刊。
一八八一年，民意党人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成功。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继位后，采取极端反动措施，设立秘密特务组织“保皇队”，残酷迫害进步力量。资产阶级宣布完全效忠沙皇政权，自由民粹派也公开宣传放弃革命道路，恣意诽谤革命民主派，完全成了叛徒。《祖国纪事》杂志内部的自由民粹派企图将杂志转到迎合反动派的立场。谢德林对他们进行了势不两立的斗争。在《现代牧歌》这部讽刺作品中，谢德林尖锐地揭露沙皇政府的白色恐怖和自由民粹派的摇尾乞怜。
反动派对谢德林恨入骨髓，沙皇政府中开始拟议逮捕谢德林，只是慑于谢德林迥非寻常的社会声誉，大臣们才迟迟未敢下手。一八八四年四月，沙皇政府大臣特别会议终于作出决定，以“危害社会安宁”的罪名，下令将《祖国纪事》杂志永远封禁，企图借此迫使谢德林停笔。但谢德林并没有放下武器，仍然“时时刻刻把笔杆握在手里”。在一八八四至八八九年四月患脑溢血逝世的短短四、五年里，不顾沙皇政府的重重压迫，忍受着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肝病和肾脏病、两手和面部抽搐症等多种疾病的煎熬，谢德林创作了《生活琐事》、《童话集》的大部分和《波谢洪尼耶遗风》这最后的三部出色的作品。
在八十年代俄国革命低潮期间，一批知识分子离开解放运动，提倡做些“小事”，做些脱离政治的小规模的文化工作。谢德林在《生活琐事》里抨击政治反动的同时，对这种“小事”论加以辛辣的讽刺，号召人民挣脱“琐事的束缚”，对产生阴森、停滞、麻木的生活的整个社会制度进行搏斗。
一八八六年二月是俄国废除农奴制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沙皇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吹嘘“解放”农奴的“德政”。反动派和自由派大写文章，歌颂“皇恩浩荡”，掩盖“农村改革”法令的阶级实质，粉饰换汤不换药的“改革”后的社会政治生活。在一片颂扬声中，谢德林坚持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和现实主义的传统，于是年秋着手写《波谢洪尼耶遗风》，至一八八九年病逝前三个月，不得不“简单的结束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在此期间，沙皇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措施，重新审议六十至七十年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准备把俄国拖回到改革前的农奴制社会，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父亲般的庇护”的旧制。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同沙皇政府调和妥协，日益深沉地和反动派勾结起来，越来越远离六十年代革命民主派的传统。谢德林曾对友人说：“如今，咒骂六十年代和当时从事活动的人们，已经成了时髦的玩意儿。他们一无例外地低毁所有的人，他们已开始诽谤起涅克拉索夫来了”。因此，他“要把这部作品①献给已故的涅克拉索夫”，为反农奴制的英勇战士涅克拉索夫的正义事业辩护。《波谢洪尼耶遗风》是革命民主派给八十年代企图复辟农奴主国家的各色反动派的一个有力的反击。它通过对“改革”前农奴制俄国生活的广泛、鲜明、真实的描写，让人民重温过去的恶梦，对比自己所处的八十年代的现实，帮助他们得出“改革”前后的社会并无本质区别的结论，看清长期农奴制在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风尚、生活习俗、心理活动中留下的深刻烙印，从而激起人们的觉悟和反抗。
①指《波谢洪尼耶遗风》。
谢德林是主张用革命方法争取农民解放的革命民主派的杰出战士，他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紧密联系着时代，对社会政治生活痛下针砭。正如高尔基所说：“不假谢德林之功，要了解十九世纪下半期的俄国历史，一般地是不可能的”。
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反对农奴制压迫，反对自由派的伪善，是谢德林毕生奋战的三大任务。在他的作品中，以反对农奴制压迫为主要内容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波谢洪尼耶遗风》更是其中具有总结意义的一部巨著。
地主庄园生活，是六十至七十年代许多俄罗斯作家注意的中心。他们写下了不少传诵后世的佳作。但是贵族出身的作家们有意无意地把贵族地主阶级的生活加以美化，往往怀着深切的忧虑和惋惜描写本阶级的堕落和衰竭。谢德林与他们截然不同，他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真实地写出了“一个买卖人口的国家的惨酷景象”（别林斯基）。谢德林在一八六八年的一篇书评中说：“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反对这样的作者，他企图叫公众相信，似乎每一个庄园都是一座爱的舞台，地主花园里每一丛树下都坐着一个‘绝代佳人’。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在一八七一年的另一篇书评里他又说：有的作家把农奴制生活描绘得“多么温煦、光明、舒适、慷慨而恬静啊！可是事实上，在这宁静的外貌下该掩盖着多么惨酷的内幕”！谢德林在《波谢洪尼耶遗风》中，也象在他的其他作品如《戈罗夫略夫一家》中一样，严峻而愤怒地揭开了地主阶级的“惨酷的内幕”，“教导俄国社会要通过农奴制地主所谓有教养的乔装打扮的外表，识别他的巧取豪夺的利益，教导人们憎恨诸如此类的虚伪和冷酷无情”（列宁）。
《波谢洪尼耶遗风》由三十一章既能独立成篇，又是浑然一体的四个有机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一至六章）写波谢洪尼耶贵族尼卡诺尔生活于其中的贵族之家。第二部分（七至十六章）写这家人的亲族。第三部分（十七至二十五章）写农奴尤其是家奴的悲惨遭遇。第四部分（二十六至三十一章）写村邻地主、贵族长和贵族理想主义知识分子。四个部分又可归结为“主人肖像”和“奴隶肖像”两个画廊，在广阔的背景上，通过对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众多形象的描绘，交织成整个俄国农奴制黑暗生活的画幅。这里，贯串全书的“主人公”是农奴制度。联系所有人物的统一情节，是农奴制下的“日常生活”。
在“主人肖像”画廊中，谢德林无情地鞭挞贵族之家的寄生性和腐朽性。作者把红果庄的恶霸地主安娜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刻划出她的贪婪、吝啬、专横暴戾，刚愎自用等当权农奴主的典型特征，同时把她的丈夫瓦西里加以对照，写出没落农奴主的精神空虚、卑微猥琐等另一些典型特征。在描写红果庄庄园生活的同时，谢德林给予贵族地主阶级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少篇幅，揭示农奴制的腐朽道德怎样腐蚀下一代的过程，并以此弓！导读者不由地得出一个唯一结论：农奴制思想不可能培养出有益于社会的人。
从红果庄引发开去，作者接着在读者面前展示出一大群邻村的、县城里的、省会里的、首都莫斯科的地主贵族、高官卑吏的典型形象。这里有凶神恶煞、如狼似虎的萨维里采夫夫妇；有敲骨吸髓、锱铢必较的“模范主人”普斯托捷洛夫；有骄奢淫逸、尔虞我诈的“商业贵族”巴维尔外祖父一家；有腐化堕落、伤风败俗的“公职贵族”斯特利任雷少校；有颟顸无能、尸位素餐的贵族长斯特隆尼柯夫，等等。他们各各具有自己的鲜明个性特点，但又无不受着专制农奴制思想意识和生活力式的支配。
在这个画廊中，初看上去，除了估恶不俊的地主群像，还有几幅颇带几分“田园色彩”的肖像画。“美食家姑母”拉伊莎是其中的一个，她表面上不象其他地主那么残暴，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好”地主，归根到底，也是靠她为官的丈夫鱼肉百姓的“余泽”，坐享其寡居的优渥生活，她的人生目的仅限于吃得更好，住得更舒适，她的存在于社会毫无裨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布尔马金是其中的另一个，他心地善良，为人正派，他嫉恶如仇而又孤高自赏，他怀抱理想却又远离人民。面对冷酷而复杂的现实，他束手无策，终其一生，一无所成，只能归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的行列。
通过这些广泛的描写，谢德林坚定不移地表明了整个贵族地主阶级的必然灭亡。“模范主人”临终时说：“该死了”，这也是作者对地主阶级的最后判决词。贵族长的结局，更无异是作者对贵族阶级未来命运的预言；这个预言在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由寓公而仆役而葬身异域的白俄身上，得到了验证。
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塑造出两种类型的奴隶群像。一种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奴，一种是供主人家庭驱使的家奴。前者受六日劳役制的残酷剥削，披沉重的劳动折磨得精疲力竭，生计维艰。但由于他们是主人养尊处优生活的物质提供者，因而多少还能得到主人的一点“爱惜”：毕竟还有利用夜间和节假日料理自己可怜的一点“家业”的“自由”，得以苟延残喘。而后者，整日价处在主人的淫威下，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草芥”，生杀于夺，全凭主人的好恶，他们是农奴中最底层的奴隶，被蹂躏得“失去了人类的形象”。在“奴隶画廊”中，谢德林浓墨重笔，把自己的深切同情和悲愤大部分倾注在这些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家奴群身上，通过对人物的言行举止、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的具体描写，塑造出各有特点的栩栩如生的形象。同是安贫守命的家权，逆来顺受的柯隆，沉默得象一个幽灵，贫乏得连夜里做梦也只会重复白日的劳作：捅炉子、扫地、侍候主人用餐，等等。而农奴制的消极揭发者安努什卡则喋喋不休，一遇机会就要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