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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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军的乡村性格使它元气容易恢复，为国民党军队所不及。
可是毛泽东的农村改造更有长远影响。中国的农业问题在战前已由贝克（John
LossingBuck）、陶尼（RichardH．Tawney）和费孝通等人提出。这问题的根源
也可以从各种方志上看出，总之是耕地短绌、人口过剩、农民负债。可是及至详细
情形经过实地报告提出，当中问题之庞大与严重，仍足以使从事工作者惊讶。佃农
问题并非一切不平的所在。耕地有时分割得如房间大小，耕牛无从转身。有时所谓
地主与佃农只有大同小异，彼此距挨饿不过只两三步。放高利贷已是千篇一律，及
于放贷者的亲戚与邻舍。所谓剥削也包括雇人工作而给予低过生活费之工资。在这
种情形之下，即是要劫富济贫，也难划分界线。这种种现实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事
迹。当初农村问题本已严重，最少近几十年来又无人过问，只令之江河日下，况又
内外煎逼，农村且还要承受战争与灾荒的后果。
毛泽东乃是古今一大宣传家，他认为“蒋介石与美帝”应对这情形负责。在他
笔下，凡是中国传统内之事物全可以称为“封建”。内战期间，凡是青年男女受过
教育或只有几分教育的，都全部募来组织战线后面的工作。中国既已有了整个年轻
的一代对现状不满，中共不愁召集不到充足的干部。
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Hinton）已将山西省一个村庄里土地革命的情形写成
专制《翻身》出版，也可视作一种古典型的纪录。斗争以恐怖政策起头。一批乡间
的流氓地痞先进入乡村将这村庄制住，中共的干部也用威胁利诱的手段鼓动村民。
村民因为过去文教的束缚不愿出头，几经怂恿才提到各人恩怨。等到情绪被激起，
他们即将村中若干生活过得去者的家产没收，也有好几个过去为恶的人被当场打死。
可是这一切也还不过是一段序幕。一到中共的控制稳定，整个地区也在掌握中，另
有一批新干部进入。过度的行为被检点；对过去之事寻差报仇也不再继续。村民开
始行使他们的选举权，整个地区内共产党员的名单也开始露白。所有党员都要—一
在人民面前对账，称为“过关”，凡是被村民否定者不得为共产党员，或也要改造
学习。各干部将马克思的劳力价值说（一切价值出于劳力）教与村民。重新分配土
地时固然视家庭内之需要，也顾及其已有之劳力。事无大小，共产党员均不厌其详
的—一区分。其所作调查统计之细超过任何习惯之标准。用道德规劝的时候也贯穿
各人良心。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执行土地改革之精，确实令人惊讶。读《翻身》，一
个读者可以体会到整个社会实际上已解散，一切重新做起。卢梭所谓“高尚的野蛮
人”在此时出现，也开始组织他们的“社会契约”。主要的行动全经过协定，详细
规划，初步试验、修订，付之实施、重新检讨，到第二次修正才能算数。在村庄之
外，地区工作人员检讨他们的工作时，其扩大会议可以纠集到几百个代表讨论上好
儿个星期。韩丁提出，在1947年的一次会议，有1700个代表参加讨论了85天。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
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
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它们又有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体支持。
某些单位等于选区。有了这样的力量摆在他们后边，中共从此对付国民党的军队已
无实质上的困难。国民党军所辖疆土日蹙，防线也愈退近各市区的城垣。
1950年间的成功，加上与美军作战至少也打得一个平手，大为增进了毛的威信。
经济方面的成功也不难道出：1949年以前中国可谓有三个不同的经济体系。在东北
原来有“日满鲜”体系，东北的生产和分配只向日本与朝鲜的配合。沿海的城市经
济大体向外，由国际力量支配。中国内地既为农民丛集之区，一向被遗弃如孤儿。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三位一体，全部经过共同管制。苏联援助数量极为有限，但是
无耗费的放在有效之处实施，也发挥了功用。农地集体化，除去了当中的阡陌，减
少了荒废，也节省了人工。中国的工业本来就级位低，又受多年战争损坏，所以经
整顿培植，新状态就和以前豁然不同。只是以上的条件都只一次有效，而缺乏循环
性。到1958年，所有有利条件或已用尽，或无从继续。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
都可解决。“后院炼钢”成为一时风尚。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
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当经济内服务性质的事业用到尽头时，他
认为即地生产可以省除必要的交通，并规避科技之需要。这样一来他创造了一种新
的原始经济，凡他力所能及，所有因素都超过限度做到极端。他力之不及，则虽必
需却令其付诸阙如。自此，这些原始的细胞之间产生了各种不平衡，即使各自有成
也无法利用。这和现代经济原则相违。后者抓住各地区和各因素间之不平衡，将一
种互为协定的办法使一切整体化，而在更大的地区及更高的层次取得平衡。大跃进
的灾害已经传遍。可是在这错误的后面仍有一种不同的人生哲学。1958年年底，刘
少奇指摘毛泽东时以为他已创造了无阶级社会，平等取得日常生活之必需品即是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样就算得上共产主义，中国的社会也无须进入社会主义
阶段了。这一切，刘综合称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①。
经济企划失败，加上苏联收手及收成无起色，毛泽东的命运跌至最低点。可是
他不甘心。他以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度出场。这看来也奇怪：如何一个人会有这
样的力量？而事后全国都认为这一切都是“错误”、“离奇谎言”、“恐怖空气”？
这样，我们如何说明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
简概说来，文革不能以参与者的言行解释，甚至不能因在其近旁观察者而获得
适当解释。它在历史上的意义可能尚在毛泽东本人理解之外。毛做农民运动前后40
年，也解决了历来在中国历史里使每一代人都感棘手的大问题，他并作诗自为炫耀。
在其过程中，他也有两弟一妹一妻一子惨死，他却觉得他的权力足以保全他创下的
运动。同时，不要高层机构着手的广泛群众运动也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既有人之弱
点，也可能在给新兴官僚和一班文学艺术家打击时感到恶意的满足。很少人提及，
毛所创的低层机构从未与上端构成组织结构上的联系，而只因事情不能以固定的意
识形态为凭。一到实际的政治作风露出真相时，毛泽东即想不出自己为何必须放弃
他做中国革命发言人的地位。这时候他只要和林彪联络，又动员红卫兵，就完成了
重新夺取领导权的一切准备。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
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
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
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
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从过去的经验看来，这种制度纵有政府下令保护，
亦无从防制日后的侵蚀。毛好像不是对此毫不知情。他是否确曾嘱咐江青不要搞
“四人帮”，暂且不说。无可否认，最后几年他已与林彪疏远而决绝，而且让周恩
来与尼克松及基辛格接触。至此看来，他已经在寻觅另外的对策。
经济成长与法制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
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因此经济也务必要多元化，尽力将互相
交换的条件提高，做到高度分工合作。如此，中国解剖学上的型式——一个潜水艇
夹肉面包的模样——才可一去不复还。要是能做到这田地，则文革没有白费。虽说
十年离乱，它也供给了一个新改组的机会。况且它的摸索也产生不少教训。文革也
显示中国在毛的布置之下虽执拗而不能稳定，他仍需要上下之间的法制性联系才能
谈得上革命最后成功。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很多国家一经现代化，总是随着有经济上的生长扩充。
当中的步骤不能全部预先筹措，大致上只能因内外压力之逼而形成。只是一遇到突
破阶段，这运动已替它自已选择了当前的大道。政府的扶助与督导仍然必要，却已
处于次要。多元化的社会（pluralsociety）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
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
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中国缺乏西方式法制，既有好处也有坏处。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
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
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因为
它的原故，中国上下在过去100年内业蒙受重大牺牲。今日它被铲除，只有极少的人
为它流泪。这样的背景使我们想见今后几十年内是从事中国法制生活人士的黄金时
代。他们有极多机会接受挑战，尽量创造。针对物质生活的新范围，必有新法律产
生。这种工作过去无从提前先做，有如汽车尚未发明之际无从预先构成高速的现代
交通管制法案。英国17世纪的经验又使我们体会到，起先看来互不相容之观念，一
旦被环境逼迫，到时也可能同时为法律容纳而调和。即是立法程序不及，也仍可以
利用司法机关审案的机会补救。
再回到上面提及的一个问题：是否中国已在实验资本主义？我们看来，这问题
的本身即应重新考虑。当一个10亿人口的国家以超过一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段前所
未有的革命，则以前的名词和词汇都有重新审订的必要。现在中国所产生的问题和
她背景上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生活条件攸关，因此也有不尽能由西方经验所产生的
语词全部笼罩之事例。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
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
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
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
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总之就是民法无从展开，私人财产权的各种奥妙也不能
在法律面前发挥。反面言之，资本主义之展开必待政府参预。因为将资金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