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文集-第1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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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这消息即传遍中国。新闻界表示对学生同情，一时游行示威罢工罢市如野
火之燎原。北京政府只好认错，被押学生开释，受指控之官员撤职，内阁也引咎解
职。中国出席凡尔赛和会代表团则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山东问题终在1921至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解决。美国总统哈定与国务卿休士召开这次会议，日本代表团取消
战时的秘密协定。1922年签定九国公约，中国才算收回了山东主权。
今日学生示威已是家常便饭，电视荧幕上重见叠出，confrontation（对抗）也
成了常用语，我们已难回味1919年现代通讯尚在婴儿时代期间五四事件之非常性格。
读者可以想象中国是一只潜水艇夹肉面包。虽说皇帝这一职位已由1912年取消，科
举考试也于1905年停止，社会之改造却仍未开始。迄1919年，新式工厂内之劳工估
计只在100万至250万人之间。虽说两种估计间之差别大，总而言之，较诸中国庞大
之人口，其数仍不过水桶中之一滴。这国家未曾多元化的经济可能提供的工作至为
有限，尤其缺乏现代社会之不同部门。专业工作犹集中于通商口岸，通常由外人主
持之市政府掌握。知识分子发现自己并非社会上之“不适分子”，很少人能心安理
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
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着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
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
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如果这群年轻
人觉得潜水艇夹肉面包内的莴苣叶和蛋黄酱缺乏构造的严密性，因之无从发挥应变
能力，他们无可推接，也无旁人可以责备，只能自己应声而出解决问题。这信息开
始传布时，这上面的一块面包开始变化，打破2000年来的惯例，因此成为以后50年
长期革命之工具。
这种行动成为可能，因有后面之激扰与酝酿。把这背景更向后推，我们更要提
及几十年来教士的工作和开通商口岸以来中外的接触，以及自强运动之遣派留学生。
又有伟大的翻译工作人员，如严复与林纾，他们使孟德斯鸿、亚当斯密、大小仲马、
巴尔扎克、狄更斯和其他多人的作品和中国读者见面。只因为“五四事件”不过是
学生运动，中国的作家和历史从业员认为另有“五四运动”，是为知识界准备工作，
以激荡其行动。这运动由大学教授组织，在各学府构成，尤以北京大学为最。在历
史上它可以看成以1917年为始点。经过五四事件之后，这运动传得更远大。只是行
动上更增加动力的时候，五四运动之为一种知识界运动，只持续了约2年。大概到1
921年夏天，它可说用尽了它的燃料。
知识气氛
在构成这知识气氛的工作中，贡献最多者为蔡元培。他自1917年以来是北京大
学校长。以翰林编修的背景往德法两国留学，蔡元培在中国知识界有其独特地位。
他也曾在民国政府里任教育部长。他在北大所聘的文学院长为陈独秀，陈也是前清
获得举人地位以后才留学日本及法国。从事革命多年之后，陈在1915年创办《新青
年》杂志（封面有标题．La。Jeunesse）。虽任北大教职，陈继续着他的编辑工作。
《新青年》行销达17600份，在当日可算杰出。蒋介石是这刊物的经常读者；毛泽东
自称受这期刊影响，而且曾在《新青年》发表文稿一篇。
在此杂志最为人称道的1919年一月号，陈独秀宣称他的指南针无上“赛先生”
及“德先生”，亦即科学与民主。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反响远逾于执笔者想象。陈独
秀所称科学，着重于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他的科学方法坚持有组织而经恒的
“不相信”，与培根及笛卡儿的态度相近。中国的传统，认为道德标准持久不变，
真理与威权同时由上流传至下，陈的论说因之有革命性格。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
未用以发扬去支待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
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用“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
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甚至今日）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
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在这杂志里有好几个作家尽力抨击时人认为“国粹”之传统道德。当中讽刺最
力者为周树人，笔名鲁迅。周树人早岁在日本学医．此时在教育部任佥事（科员）。
当陈独秀以论文辩说时，鲁迅以短篇小说及短篇评论发挥他笔下专长。他的一段短
篇小说，题为“弟兄”，数年之前发表于其他刊物，最能表现他观察之尖锐及他对
传统道德所持之刻薄态度。据评论家研究，事实上此文有若干自传成分。其中提及
一个公务人员平日以笃于手足情谊见重于人，有朝发现他弟弟病重。在夜晚等候着
医生上门诊治的时候，他心头感到如轴辘似的上下不定。他以为症象是猩红热，也
害怕弟弟突然死去，自己无力资送三个孩子再搭着两个侄儿上学。医生诊断发现井
非猩红热，不过是疹症，他也松了一口气。不过，夜间的紧张仍不能使他梦寐之间
忘却。那晚上他梦见弟弟死去，他让自己的孩子上学而不及于侄儿。一个侄子吵着
要去的时候他伸手给一个耳光。他看着侄儿满面流血而从梦中惊醒，仍不免汗流浃
背，喘息未定。第二天上班，同事都恭维他骨肉情深。
李大钊也是《新青年》编辑委员，与陈独秀工作时接近。在北大他是图书馆长。
李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从日本作家的笔下得与马克思思想接近。在《新青年》
里，他发表了苦于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文章。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
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
问题。李大钊于是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选择，构成他自己的一种系统。不过其结
果并非一种无光彩的妥协。不像陈独秀，他没有放弃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他也预
料到中国的革命会扯上一种强烈的农民运动。他不规避暴力，而认为引用暴力去推
翻一个以暴力起家而且用暴力作行政根据的政权并无不合理之处。他提到民主与自
由，却又用道德的名义强迫执行使之兑现，有如卢梭。在这些方面，他留给毛泽东
的影响至为深重。在北大图书馆，他也雇用毛泽东为临时工作人员。
在这群思想家之间，代表美国的影响者为胡适。他毕业于康乃尔大学，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此时在北大为哲学教授。胡对五四运动主要的贡献为提倡
白话文，以代替传统的文盲。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立场与以上的同事相反，他主张
实用，而不主张以“主义”作标榜，因此他没有被当时青年热烈拥戴。后者多为革
命之浪漫主义者，企望找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公式得到立即解放。胡的实验主义（也
是主义？），一部分来自其美国老师杜威（JohnDewey），可以用“一点一滴”的
观念概括，因之他不与同时人物的步调相符。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
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
过当时已有之辞汇。如是看来，以前所用之“主义”，全部都被歪曲或伸缩。
与以前几十年比较，中国在1919年已更向前进一步。鸦片战争结束，这国家未
做任何调整。即在自强运动期间向外学习，其范围也不外科技，仍限于与军备有关
部分。百日维新虽然失败，维新人士至少已提议将全部政府机构一井改组。现在，
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
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我们提及“西方之冲击”
（Westernimpact）时，只有采取宏观的立场才可能看出，以上“全取或全弃”
（all…or…nothing）的反应，参观了不到时间成熟以前，技术上执行的困难。
国民党与共产党
1919年5月4日之后，事实之衍进速度提高。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7月诞生。孙中
山之政党前后曾用4种不同名目，至是改称中国国民党。1924年，国民党召开第一次
全国党员代表大会时，决定改组，自此其机构仿效苏联形式。苏联及共产国际（第
三国际）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一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孙执行他的联俄政策，已让中
共党员个别加入国民党。一时很多青年志士或直接参与北京五四示威，或间接被五
四运动感化，都奔向南方，实践着革命的道路。
第一次国共合作维持了3年多。孙中山在1925年逝世，他在中国历史中最显赫的
领导人地位，经过一段明暗斗争，为蒋介石所掌握。他的北伐即开始于次年。在消
灭军阀的过程中，这军事行动甚为成功，但是自1927年4月开始，蒋发动“清党”，
初行于上海，不久之后，举凡国民党所统辖的城市都在拘捕枪毙共产党员，蒋总司
令和国民政府以自卫为解释。他们提及共产党人阴谋从内夺取政权。共产国际甚至
鼓励中共对蒋作人身伤害。中共和一部分外国人士则指摘蒋介石背信，他有了上海
金融界支持，已不需苏联援助。
美国新闻记者艾萨克（HaroldIsaacs）称这段分裂为“中国革命之悲剧”。这
“悲剧”也可以由五四运动领导人物之出处一眼看出。李大钊为中共发起人之一，
被张作霖于1927年拘捕后绞死。陈独秀也是中共发起人，并且被选为第一任秘书长。
因为1927年所受的挫折，他首先被党中人士罢免秘书长，次又开除党籍，以后他更
被国民党政府拘获而判徒刑，1942年因癌症死于狱中。蔡元培利用他为国民党元老
的身份保障人权，防制以学生运动遂行政治目的。直到1940年去世，他一直不受南
京政府〔后迁重庆）欢迎。鲁迅替上海一家报纸写专栏，也在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
自由运动大同盟里活动，却终身不离开上海公共租界，最后死于1936年，享年55岁。
胡适在国民党统治下任北京大学校长，日后他的著作极受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无情批
判。1958年后他在台北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死在任上。此外尚有五四时代的
学生领袖，如罗家伦和博斯年，都在台湾以教育家的地位著称。但是20世纪中国一
大哲学史家冯友兰留在大陆，受当局批判无数次。
从这剖面着来，即见问题之大非国民党或中共能全部掌握。1920年间，这大问
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倘非如此，这批人士
也仍会依老例以文人而任职为官僚。可是纵然如是，这种运动也方才伊始。如果要
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
和毛泽东有了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