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人那些事儿-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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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板桥（3）
公元一七三七至一七四二年间郑板桥匆忙的身影像一架短途客机在江南的几座大城市里不停地飞来飞去。那时他的现实身份已是“赐进士出身”，却令人沮丧地什么职务也没有。他当然希望立刻弄到实授。设计中的方略仍然是通过对江浙官场位居要津者的献诗——恭维加自我推荐——这样毫无新意的公式。他诗集里的一大批谄媚之作即集中写于此时，诸如《上江南大方伯晏老夫子》《谢大中丞尹年伯赠帛》《读昌黎上宰相书因呈执政》《送都转运卢公四首》之类。几年以后当他在维县县署中为诗歌界的恶俗痛心疾首，认为“近世诗家题目，满纸人名……其题如此，其诗可知，其诗如此，其人品又可知”时，显然已经忘了当初他自己也是这方面的一个顶尖高手。好在他的健忘症使他一生中对自己的言行不一始终都能保持从容的态度与恬然的心境，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可能还要提到。这里有一个特殊人物必须进入我们的视线，那就是郑板桥诗中谦恭有加的都转运使卢公——即乾隆初年扬州政界商界的领袖人物——两淮都转运使卢见曾。这个被袁枚戏称为卢矮子的家伙，本身就是一位名气很大的诗人，加上又身处财富与权势的中心，其对四方穷愁潦倒文人的吸引力可想而知。由于清廷的盐政像今天的烟草一样采用严格的专卖制度，官督商销，从沿海产区运往内地，其中的利润最高竟有百分之五百之巨。而都转运使大人就是掌握盐引（食盐专卖证），权势熏天，想让谁发财就让谁发财的那个人。商人们手携珠宝与美妓整天围绕着他的情景，如同一群饿犬围绕着一块肥肉，而朝中大佬因为每年都指望他丰厚的“炭敬”和“冰敬”，与他的关系自然也就非同寻常。以至这个职位在后世的经济学家眼里，被视为官僚资本、商业资本黑箱运作的一个典范。打秋风的文人墨客在考虑对象时往往也视此为首选，何况慨然以一代宗师自命的卢矮子以及稍后的曾宾谷风雅的生性，使他们对有求者基本采取来者不拒的态度。以这个从三品官职年俸银一百三十两的区区收入，要支持这样体面豪奢的生活显然非常困难。受贿以及巧立名目侵吞公款，于是也就成了当时情况下可供选择的主要手段。可怜的卢矮子后来终因江南盐政案的全面爆发而伏诛。继任者曾宾谷的下场自然也同样倒霉。“曾为盐政时，有孝廉某谒之，冀五百金不得，某恚，授以诗曰‘破格用人明主事，暮年行乐老臣心’，上句谓其谄和坤得进，下句谓其日事荒宴。言官以上诗上闻，曾遂得罪永废。”（《清诗纪事》第十四册）此事后来被龚自珍写入他那著名的《咏史》一诗，其中除郁达夫先生所激赏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以外，尚有“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贫狎客操全算，团扇才子踞上游”云云，俨然一副扬州政治、商业、文化的众生相。确实如此，如果你想要了解清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在现实人生中的真实嘴脸，应该找不到比扬州更好也更深刻的舞台。
郑板桥上诗一事发生在卢刚到扬州上任后不久，在这满纸谀词的四首律诗中，为了求得卢的力荐，竟然将他比作是王昌龄、李白和杜甫，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吹捧了一通卢的父亲以及家世的清德，然后才婉转地提到自己“惟余引对又空还”的不幸现状。最后又突然笔走边锋，以退为进，自称“吹嘘更不劳前辈，从此江南一顽梗”，其精义完全符合司空图论诗所要求的“不着一字，尽得*”。在巴结其他权贵人物时，郑使用的大致也是这种高明手段。但他的未能如愿以偿主要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他的寻常诗才还不足以引起这些南方政界权要的重视，二是卢当时适逢朝廷突然检查财务，惊恐不安，以至无暇他顾。在经过将近两年的漫长等待与失望后，郑只好又跑到北京去另找门路。神通广大的李复堂为他引见了乾隆的叔父慎郡王允禧，其间，也不知郑使用了什么秘密武器，以至迅速讨得了这位小他近二十岁的王爷的欢心，仅半年不到，一顶山东范县知县的乌纱帽旋即到手。可以想见这个堂堂七品正职对多年来一直担任乡村教师兼流浪画家，尝尽穷愁滋味的郑的重要意义。在当年由郑亲自手写刀刻，承揽全部出版活计，并为之撰写跋文的慎郡王的两册诗集《随猎诗草》与《花间堂诗草》中，显然出于感恩戴德的理由，郑一口气拉来五位唐代大师加一位宋代名将——杜甫、韩愈、王维、杜牧与韦应物，还有岳飞——来形容这位年仅二十余岁的诗歌爱好者的艺术成就。（“英伟俊拔之气，似杜牧之。春融澹泊之致，似韦□□。□□清远之态，似王摩诘。沉□□□□□，似杜少陵、韩退之。”“紫琼道人深得读书三昧，便有一种不可羁勒之处。试读其诗，如岳鹏举将兵，随方布阵，缘地结营，不必武侯八阵图矣。”郑燮《随猎诗草、花间堂诗草跋》，原文有脱字。）就算我们不去过多指责这种所谓评论骨子里的谄媚与不负责任，甚至相信他当初写作态度的真诚——为了在最大程度上报答自己的恩人。但我们又如何理解此前此后他对别人巴结豪门、挟权贵自重的鄙夷和愤怒呢？我有一个痛苦的发现那就是，当我们对擅长搞政治的那位郑板桥的了解越深，我们和传统印象中的那位搞艺术的郑板桥的距离也就越远。任何推崇他的人都乐于举出他的清正与骨气作为立论依据，但恰恰在这一点上，他像画在纸上的那些自我标榜清高的梅兰竹之类一样，根本经不住现实风雨的淫浸与吹打。郑板桥对今天的文学史家的意义显然在于他用文字为自己塑造的那个高大、空洞的自我形象。如果打一个比方，他善于让我们看到水面的亭亭荷花，深藏起下面满身污泥的藕节——这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两个板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的郑板桥一生被迫充当的只是它们之间的调解者与仲裁者的角色。
两个板桥（4）
山东是郑板桥继扬州以外的主要生活舞台，公元一七四二年春天当他以一个功成名就者的身份坐上范县正堂的太师椅，手里有了一点闲钱后，迫不及待所干的一件事就是出版自己的诗集。要此之前他已娶了个名唤饶氏的小家碧玉当小老婆。“南人得志刻稿，北人得志讨小”曾作为那个时代满身酸气的知识分子人生得意后的主要功课，遗憾的是一向以愤世嫉俗著称的郑，非但未能跳出这一传统窠臼，反而变本加厉、以一身而两兼之。（语见瞿兑之《养和室随笔》）但我可以保证他的娶妾仅仅出于宗嗣方面的考虑，并无多少风月与*的因素在内。他严重的同性恋倾向使他对女人有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与回避。我们很快可以看到，一年多以后饶氏侥幸得子，马上就被无情地遣送回郑的兴化老家居住（其子于五年后死去），而他去世的原配徐氏生前就在那里、携带两个女儿守了多年的活寡。有些论者总喜欢喋喋不休地根据郑的自吹肯定他的亲民思想，但他对待自己家人这样的态度，使我们有理由对此保持足够的怀疑。我们还可以看到，几年后他的二女儿出嫁，尽管那时郑已囊中颇丰，但为了证明自己的风雅与清贫，他仅送了她一幅墨兰作为嫁妆。而根据《板桥润格》，当时他尺寸最大的画作市场价格也不过只值白银六两。
那么对于郑诗中口口声声自我标榜的关心民瘼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这在当时既被他用来往自己脸上贴金，又作为打击别人的有效武器。政治考量在我看来是观察这些作品的一个相当有效的角度。作为一生都以矫揉造作为能事、仿佛演员不停变换角色的人，郑初任县令时给自己的形象定位是闲适与太平。“拾来旧稿花前改，种得新蔬雨后肥”，“日高犹卧，夜户长开。讼庭花落，扫积成堆”，这就是他上任初年所作的《有年》与《止足》中的名句。尽管这仍然拾人牙慧，因为《清稗类钞》引前人笔记中就有“政平人和，讼庭花落，厥为雅吏”这样的说法。（典出清初袁箨庵事，见顾公燮《丹午笔记》）但问题是他的生活偶像兼恩师李复堂在距这里不远处的滕县由于风雅过度，最终惹出了大祸，甚至还以渎职罪吃了几年官司。完全出于矫枉过正的目的，郑为自己在政治舞台上重新选择的角色是勤政爱民。当时适逢黄河发大水，刚调任潍县不久的郑急于建立功绩，不经请示 就启动国家粮食储备赈济邻县灾民。好在他当时的上司同样也是一个好大喜功的家伙，这事也就糊里糊涂过去了。几年后黄河继续发大水，郑非但故伎重演，甚至强令“邑中大户，开厂煮粥，轮饲之。尽封积粟之家，令其平粜。”（法坤宏《国朝耆献类征》）平日坐堂听讼只要一方是平民，不管有钱的那一方怎样含冤受屈，也一定会非输掉官司不可。后来甚至发展到我们前面所说的“监生以事上谒，辄庭见，拍案大骂，驮钱奴有何陈乞，此岂不足君所乎？命皂卒脱其帽，足蹋之，或捽头黔面驱之出”这样可怕的程度。仿佛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据称有贤政之名的县令，而是杀富济贫的梁山好汉、或五十年代初某些极左的土改工作队的队长。他的农民出身所发自本能的对中产阶级的憎恶，至此终于发展到了顶点。因此，由于士绅阶层的愤怒以及新任上司的不满所直接导致他的被免职，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连上引《国朝耆献类征》一书作者法坤宏为他所作的小传中，也说他“臧否人物，无所顾忌……而嵌崎历落，于州县一席，实不相宜。”不能否认郑板桥的偏激政令所带给当地老百姓的实惠与好处，我甚至打算相信有些传记里津津乐道的“潍人戴德，为立祠”这样的美誉。（《咸丰兴化县志》卷八）问题是他作为一个代表政府形象的地方长官行事如此造作，在政治上显然是不可取的，在他个人的人生中也是失败的。至于说他离任时因将宦俸都捐给了地方，以至皮夹子掏不出一分钱，行李箱里也只有几本书而已，对这种矫情的说法我一直持保留态度。因为在任期间他除了刻稿讨小，支付长年累月的狎嫖费用外，还在家乡兴化置田买宅，后因新屋式样不理想，又在城东鹦鹉桥一带买地另造，光地价就花了五十两白银。考虑到清代七品官职每年几十两银子的俸入，这样的开销也已经不算太小。然而让人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