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锁的房间-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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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 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 Q 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 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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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会来看她,但是到荷卡兰街路途遥远,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形象太过阴郁,把她的朋友都吓跑了。
她常常和女儿走很长一段路到图书馆,抱回许多书。莫娜睡觉之后的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也没有打电话的对象,当电话线路因为没有付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仿佛她稍微一放手,她心中的那道堤防就会崩溃,疯狂的情绪便趁虚而人。
她时常想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她才没有了结自己的这一生。
她非常担心孩子,每每想到女儿的未来,她就会流下无助的眼泪。她希望她的孩子在一个温暖、安全、人性化的环境下长大成人,在那里,追逐权力、金钱及社会地位的鼠辈不会将每个人都变成敌人。在那里,“买”和“拥有”不代表快乐和满足。她希望给孩子一个发展人格的机会,而不是在社会既定的框架下被塑造。她希望她的孩子享受工作的快乐,和别人分享生活,有安全感,有自尊。
期待这些攸关女儿生存的社会基本要求,她认为并不算过分,但是她也清楚知道,只要她们继续住在瑞典,这些希望永远无法实现。然而她不知道如何能弄到钱去移民。她的绝望和沮丧最后变成认命和漠然。
从奥斯陆回来之后,她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努力改变现状。为了要让自己更加自由,也避免莫娜变得太孤立,她尝试——第十次——让女儿到公寓附近的幼儿中心上课。让而被切断时,她甚至没有感觉到任何异样。她觉得自己像个被关在家里的囚犯,逐渐,这种监禁变成一种保护。对她而言,除了她那栋阴沉的房子之外,其他的世界似乎变得更虚幻和遥远了。
有些夜晚,她读书读烦了,但精神又太紧张而无法入睡,就她惊讶的是竞然有空位,莫娜可以立即开始上课。
莫妮塔开始看招聘广告,询问工作的情况。同时她不断思考一个主要的问题:她怎么去弄点儿钱? 她知道若要彻底改变现况,她需要很多钱,她得赚足出国所需的费用。她越来越不甘心,并且开始憎恨社会,它不断夸耀少数特权阶级的繁荣景象,实际上大多数人的生存机会,却是在运转的机器中重复单调的工作。
她脑子里不断思量着赚钱的方式,但发现无法可想,因为用正当的手段是不可能赚这么多钱的,就算她有工作,扣掉所得税、租金和食物的开销后,大概也所剩无几。
她赌足球彩票赢钱的机会也是微乎其微,但是,每个星期她还是继续买个三十二张的联票,只为了要继续保持希望。
当然有的女人当妓女赚了不少钱,她就认识这样一个人。
现在你根本不必站在街上拉客,你只要说自己是模特儿,再租一间工作室,或到按摩院或优雅的涩情俱乐部去上班就可以了。
但是她一想到这个就反感。
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偷。但是怎么偷? 到哪儿偷? 她太老实了,根本不知道怎么动手。她决定暂时找一份正当的工作,这件事比她预期的容易多了。
她在市中心一家生意兴隆的知名餐厅当服务员。她上班的时间很短,很有弹性,而且靠小费赚钱的机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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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很大。
这家餐厅中的一个常客就是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
有一天他坐到一张莫妮塔服务的桌子上,个子小小的他看来很不起眼却很正派。他点了猪肉和大头菜泥,在她写菜单的时候亲切地和她谈笑,但是他并未特别引起莫妮塔的注意,同样地,莫妮塔也没有激起毛里松的特别兴趣,至少当时没有。
莫妮塔的外表很普通,她自己也知道这点。和她见过一两次面的人甚少在下次又见面时认得出她。她有黑色的头发、灰蓝色的眼睛、洁白的牙齿和端正的五官。她身高中等,五英尺五英寸,体格正常,大约一百二十磅重。有的男人会觉得她很美,但那是在他们和她很熟稔之后说的。
毛里松一个星期内第三次坐到她服务的桌子上时,莫妮塔认出了他,猜想他会点今日特餐:香肠和水煮马铃薯。上一次他吃的是猪肉薄饼。
他真的点了香肠,也点了一杯牛奶。她把东西端来时,他抬起头来看着她说:“你一定是新来的吧,小姐? ”
她点点头。这不是他第一次对她说话,但是她习惯隐瞒自己的姓名,她的制服上也没有写。
她把账单拿来的时候,他给了她不少小费,说:“希望你会喜欢这里,小姐,因为我很喜欢,而且这里的食物不错,所以好好做吧! ”
在离开之前,他和蔼地对她眨眨眼。
之后的几个星期,莫妮塔开始注意起这个矮小的男人,他总是点最简单的食物,而且从不喝牛奶以外的东西。他专挑她负责的桌子入座,在入席之前他习惯在门边观察一下,看看哪一些是她正在服务的桌子。
这使她感到受宠若惊。
她不觉得自己是个服务周到的服务员,面对挑剔或不耐烦的客人,她很难装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每当有客人大吼大叫,她一定会回嘴。她也常常分神,时常会感到烦心,而且挺健忘的。但另一方面她身体强壮,手脚利落,对顺眼的客人很友善,但并不像有些女服务员那般谄媚又愚蠢。
每一次毛里松来了之后,她都会和他说几句话。渐渐地,她把他视为熟客,他的彬彬有礼及些傲古板的态度( 只是与他爱喊“唉哟哟”的说话习惯不太协调) ,令她十分着迷。
虽然莫妮塔对新工作并不满意,但整体来说还不太坏。她的工作可以在幼儿中心关闭之前结束,所以她能够准时去接莫娜。而且她不再感到那么孤单,虽然她还是抱着异想天开的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离开瑞典,到一个气候怡人的地方。莫娜已经在幼儿中心找到几个新的玩伴,每天早上都迫不及待想去上学。
她最好的朋友就和她们fj= 在同一栋公寓里,所以莫妮塔有机会认识她的父母,他们很年轻,也很友善。
如果晚上有事,他们会相互照料彼此的女儿。有几次莫娜的玩伴还在她们家过夜,而莫娜也有两次在她朋友那儿睡觉——虽然有这些空闲莫妮塔也没事好做,不过就是到镇上看个电影罢了,但是,这种安排让她有了自由的感觉,后来也证明这对她用处很大。
四月的某一天,也就是她在新环境里工作两个多月后的某一天,她站在那儿,双手在围裙底下交握着,做着白日梦。毛里松招呼她过去。她走过去,看着他那碟几乎没有动过的豌豆汤问道:“汤有什么问题吗? ”
“汤很好,就像平常一样。”毛里松说,“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每天坐在这里狼吞虎咽,而你却总是在工作。我想问,我是否能够邀请你出去吃个饭,改变一下气氛? 当然在晚上,在你有空的时候,例如明天如何? ”
莫妮塔并未犹豫很久。她很久以前就认为他是个诚实、朴素和努力工作的人,虽然好像哪里有点儿怪,但绝对不是危险人物,甚至相当和善。再说,他做出这个举动其实早有征兆了,她已经决定好当他问她时她要如何回答。她说:“哦,这样啊,可以呀。”
在和毛里松共度某个周五夜晚后,莫妮塔只调整了她对毛里松的两个印象:他不是滴酒不沾的人;他也不是个很努力工作的人。但是这两件事并没有减弱她对他的好感,真的,她发现他很有趣。
那个春天,他们一起到餐厅吃过几次饭。每一次莫妮塔都友善而坚定地拒绝毛里松邀请她到他家喝个睡前酒,她也不让他送她回荷卡兰街的家。
到了那年初夏,她便没有再见到他,而且七月有两个星期她和她姐姐一起到挪威度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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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来后的第一天,毛里松就出现了,坐在他平常坐的桌子上。那天傍晚他们再一次见面,这一回莫妮塔跟他回到阿姆菲德斯街的家。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床,莫妮塔发现他在床上的表现就像平常一样随和。
他们的关系变或相互的满足。毛里松的要求不多,很少在她不愿意的时候还坚持要见面,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两三次。他对她很体贴。他们很喜欢有彼此为伴。
她也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