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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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引起非犹太人的愤怒和仇恨，因为在当时，除了犹太人，没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哪一个宗教敢做出如此狂妄的断言。
反犹主义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2）
对于犹太人的上帝观和道德观导致反犹主义出现的原因，有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曾进行过深入分析，他指出：“尽管反犹主义的实质十分隐蔽、复杂，但追其根源是人们对犹太人所信仰的一神教的反感。反犹人士尽管很少开口谈论这一点，但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一信仰的抵制。那些最早创造出这一使人感到压力和负担的宗教的人，自然成为这一反感情绪的靶子。因为，虽然人们不敢对全能的上帝表示愤怒，却可以对那些创造出上帝的人表示愤怒。”
由于反犹主义的根源是犹太教，不难想象对于反犹主义者来说，犹太人面临的只有三种选择：改宗、驱逐、杀戮。但是不管犹太人选择什么，其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即犹太民族将不复存在。只要简要回顾一下两千年的反犹主义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反犹主义对犹太人的迫害一直是按照这一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步骤和方法进行的。首先是逼迫犹太人改变宗教信仰；例如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就曾因为把犹太人的分离主义看成是一种出于骄傲自大的特殊的优越感而强迫犹太人改宗。一旦犹太人放弃了他们的信仰，不再将自己和其他民族分离开来，并且愿意去分享邻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欢乐，他们便被接纳了。在中世纪也是如此，如果犹太人接受了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不管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他们也早就在平等的基础上为他们的邻人所接纳了。但是如果犹太人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就会毫不客气地被驱逐。
图2…11881年，犹太人被逐出俄国。驱逐的理由是犹太民族是可怕的、令人厌恶的民族。
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反犹主义历史上，对犹太人使用最为频繁的迫害手段就是驱逐。驱逐指的是：非犹太社会，特别是统治者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将犹太人逐出原居住地或放逐他乡的做法。在犹太人长期生活的欧洲，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下达过驱逐令，历史上驱逐犹太人的事件屡屡发生，从未间断过。驱逐犹太人的行为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政体下，有过不同的表现形式。有时候只驱逐一部分犹太人，有时候则将犹太人全部驱逐；有时候只将犹太人赶出某一城镇或某一地区，有时候则将他们逐出整个国家；有时候只是暂时的逐出，有时候则是永久的驱逐。驱逐行动的动机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来说，以宗教、政治、经济、种族、心理等为主。出于宗教目的的驱逐占所有驱逐行动的大多数。出于政治目的的驱逐主要是指一些国王或者贵族，为了讨好教会或者为了赢得教会势力对自己权力的支持而下令驱逐犹太人。出于经济动机的驱逐主要是欧洲统治者为了夺取犹太人财产所采用的一种有效途径，也是消除自己经济竞争对手的方法。
当然，驱逐犹太人的动机远不止上述几点。实际上，想要驱逐犹太人的统治者可以找出任何借口实现自己的意图：一些统治者为了拥有一个统一的政体而下令驱逐犹太人；有的则是为了给失败政策寻找替罪羊而做出驱逐犹太人的决定；还有的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政府的不满情绪或为社会上出现的各种危机寻找心理平衡办法而实施驱逐方案。当反犹主义者发现驱逐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犹太人问题”时，便使出了最后一招——彻底灭绝。
中世纪是反犹主义思潮和迫害行动在欧洲大陆不断升级和蔓延的年代。在中世纪欧洲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犹太人很少被授予完全的公民身份，至多被容忍为客籍者。因此，欧洲反犹主义发展到中世纪时出现了一个新名词——隔都（Ghetto）。
据有关考证，Ghetto一词源于希伯来语ghet（隔离）和意大利语getto（铸造厂）；1516年，威尼斯共和国发出命令，将城市中的犹太人强行隔离到某铸造厂旁边划出的特别居民区；后来Ghetto便成为犹太人居住区的代名词。这个名词形象地表明了犹太人在政治、社会以及生活诸方面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与非犹太社会的交流渠道遭到截堵的历史事实。正如犹太历史学家埃班所说：“中世纪社会采取这种措施，其目的就是使犹太人与周围环境隔绝。……从内部把坚固的大门一关，犹太区就与外界隔绝了。”
反犹主义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3） 虽然隔都这种将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隔绝的方式践踏了犹太人的人格和尊严，但它也因而意味着提供了一种文化的保护条件；虽然隔都高墙垒起的目的是要把那些顽固不化的殉难者圈在里面，但同时也起到了将他们的敌人挡在门外的作用；因此，对那些饱受苦难的犹太人来说，隔都是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怪事：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竟然设立了一个一年一度的节日来庆祝隔都的建立。
隔都的面积一般不能扩大，因而要想容纳日益膨胀的人口，唯一的权宜之计就是，在那些本来就已经东倒西歪的建筑物上接上一层又一层。因此，犹太人的住房常高耸于其他建筑物之上。但是，这种建筑物通常是靠大胆精神，远非出于坚固的考虑；由于某种过度使用而引起的坍塌事件时有发生，往往把婚礼或庆典变成了一个集体哀悼的场面。火灾的发生在隔都中尤其危险，有时外面的救援还未及时赶到，整个居住区就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隔都作为犹太民族在流散时期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生存方式，在一定意义上可被视做犹太人在异质文化领域中的“文化飞地”。因为隔都内有健全的机构设施和法律规章，事实上构成了犹太文化主体下的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存在单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隔都形成了一个“政府中的政府”；在隔都生活中，犹太人同政府发生联系只是出于加强集聚能力方面的需要，而政府几乎不承认他们自己作为个体的这种存在。犹太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代表着隔都里的居民，它适时任命自己的代表，并赋予他们司法和政治上的权力，从而能够使他们代表他们开展工作。隔都生活的中心当然还是犹太教堂，这是再小的隔都也必不可少的；因为犹太教堂不仅是犹太人精神生活的场所，也是犹太精神的一种象征，是犹太人精神信仰的现实寄托。同时，隔都内还建有犹太人自己的学校，因为在犹太人的生活框架中，学校永远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在那里，除了教授当地语的基本课程之外，还教授希伯来语、《摩西五经》（即托拉）等犹太传统文化。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学校运转的费用全部来自自愿捐赠，而且比较贫穷的小学生可以在那里免费用餐，每年入冬的时候，还会有人捐赠皮靴和棉衣。除了教堂和学校外，隔都内还设有浴池、面包房、屠宰场、旅社、公墓甚至监狱。
历史上最有名的隔都是布拉格的隔都，它是流落异乡的犹太人最著名的居住地之一，并以“以色列的城市和母亲”著称。今天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博物馆，其中展出的残存物是四十代犹太居民以及某些犹太社团的遗产。在布拉格隔都中，最著名的建筑物是13世纪下半叶兴建的阿尔特诺伊叙尔犹太教堂。它和坐落在附近的犹太参议会是这个著名的犹太居住区的象征。今天，这个会堂和犹太公墓依然存在。特别是那个用各式各样的石碑装饰起来的公墓，为人们提供了布拉格犹太人生活的丰富资料。
可见，隔都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缩影，它如实反应了外部世界的每一个方面，同时又为它染上了显著的犹太色彩。隔都内完善的组织构成为犹太文化的保持和传递提供了必要和有力的保证，在犹太文化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圣经》时代所形成的犹太文化传统在流散过程中，由于有了隔都这一有效的文化载体而得以完整而成功地延展，从而被称为保护犹太文化传统的“文化栅栏”。
不过，隔都终究不是一堵不透风的铁墙，“否则文化的真空也将导致文化的死亡”。到了18世纪的后半叶，隔都高墙上的裂缝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法国大革命和工业化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都的高墙再也不能成为隔绝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有效屏障；隔都的界限开始模糊，相对松散的隔都和社团生活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壁垒森严的隔都。
反犹主义与多灾多难的犹太人（4） 不过，在有形的隔都隔绝之墙弱化的同时，一堵无形的精神之墙——精神隔都，仍然规范和维护着犹太人的现世生活和历史传统。精神隔都作为一种与传统的隔都生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事实，指的是散居各地的犹太人，在改变了传统的隔都生活的情况下，仍然具有一种深刻的精神和文化联系。走出了隔都的犹太人，虽然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严格地恪守隔都的规范，但是由于其内心的情感积淀，也会自觉不自觉地与犹太传统和他们的犹太同胞保持一种天然的联系，从而构建了精神隔都这一犹太文化中的重要事实。
如果说中世纪仇恨犹太人的形式是因为犹太人的分离主义，那么近代反犹主义的根源则在于，犹太人被看作是不可救药的，因为他们宁可被驱逐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的血统把他们打入了一种仅靠自己的努力永远无法改变的低下地位。
现代反犹主义的口号是：犹太人信仰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这个人种是肮脏的。反犹主义曾警告说：应该禁止他们在外表上变得像非犹太人，如若不然，他们必然会闯进非犹太人的社会，并且用他们那种恶劣的社会和精神品质对其产生污染。他们应当受到隔离，不然他们就会败坏国家的政治、商业、报刊和艺术。但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隔离，所以只有一种补救的办法——那就是灭绝。这种对犹太人态度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就是因为犹太人拒绝同他们的邻人一样而对他们进行迫害。因此，中世纪以来驱逐犹太人的动机亦由政治、经济因素发展到针对种族。
20世纪是长达两千年以来反犹主义最猖獗的年代，以纳粹为首的反犹主义罪恶势力把对犹太人的屠杀推向极端。特别是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被屠杀的犹太人数占当时全世界犹太总人口的1/3以上。在欧洲，平均每7个犹太人当中就有6个遭到杀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民族经历过如此残暴和巨大的浩劫。现代心理学家把反犹主义解释为一种由于紧张或心理不健全而产生的厌恶感，是一种现代民众不安感的投射现象，是那种把自身的不安归集到自身以外某一物体上的心理的必然结果；而犹太人则成为能够满足这一偏执狂基本需要的、可以随时随地被归罪的替罪羊。
犹太民族的不幸就在于他们先将自己与其他民族分离开来，而这种分离又不幸地成为其他民族迫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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