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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第34部分

小说: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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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当他在曹府拉车,不小心翻了车,车给碰坏了,主人也给摔伤了;他引咎辞工,情愿把工钱退给主人作为赔偿,表现出作为一个劳动者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在严冬夜晚的小茶馆里,他给老马祖孙两代买羊肉包子充饥,又倾注着对于苦难的伙伴真诚的关切和深沉的同情。这些段落,用朴实无华的笔墨,描写了祥子好的品质。作家甚至用了奇特的比喻形容这个人物:“他仿佛就是在地狱里也能作个好鬼似的。”
    然而,这个在地狱里都会是个好鬼的祥子,在人世间却没有能够始终成个好人。随着生活愿望的破灭,他成了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他掏坏,打架,占便宜,为了几个钱出卖人命。拉车曾经是他惟一的指望,后来却讨厌拉车了。连他的外形,也变得肮脏、猥琐了。小说结束时,他已经沦为一个行尸走肉般的无业游民。而在祥子前后判若两人的变化中,最重要的是生活态度的改变。他从来不是一个有觉悟的劳动者,更不是什么英雄。但买辆车做个独立劳动者的愿望,毕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于命运的反抗,和改变低贱处境的努力。最后却完全安于命运的安排,“将就着活下去是一切,什么也无须乎想了”。他向生活屈服了,忍受着一切侮辱与损害,而没有任何怨尤。
    祥子被剥夺掉的,不仅是车子、积蓄,还有作为劳动者的美德,还有奋发向上的生活意志和人生目的。在这里,美好的东西的毁坏不是表现为一个品格高尚的英雄在肉体上的死亡,而是人物的高尚品格的丧失殆尽,即精神上的毁灭。
    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着社会的制约。他的道路,是由他所处的社会环境,他所属的社会地位,他与社会的各种联系决定的。祥子的形象,是在当时那个黑暗社会的生活画面上,在他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他的悲剧,主要是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最使祥子苦恼的,是无法摆脱虎妞的纠缠。他从一开始就不愿意接受这种强加于他的关系,想方设法避开她。虽然比起大兵和特务,虎妞没有可以任意置他于死地的权力;但她设下的圈套使他有苦难说,他的作为男子汉的责任感又使他不能当她困难的时候把她抛在一边,处处碰壁迫使他不得不回到她的身边。他没有别的选择。他把接受虎妞的安排,看作是“投降”。在这件事上,他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无能和无力:“命是自己的,可是教别人管着。”这对于腐蚀他的生活意志,打破他的生活愿望,从奋发有为到怀疑自己进而自甘堕落,起了比前面几次打击更为严重的作用。
    在这里,阶级与阶级的对立,阶级对阶级的压迫,不是表现为政治上的迫害或者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表现为深入人物身心的摧残和折磨。祥子不仅不能获得自己所追求的,甚至无法拒绝自己所厌恶的。这些都充分地刻画出生活的复杂内容和祥子的卑微处境,是全书最能表现出老舍特长的部分。
    (录自樊骏:《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载1979年《文学评论》第1期,收《老舍研究资料》下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评析祥子的悲剧
    祥子经历了人生道路上的三部曲:在自食其力的劳动中充满自信与好强;在畸形结合的家庭生活中苦苦挣扎而终归失败;在绝望中扭曲了灵魂而堕落成走兽。祥子是来自乡村的青年劳动者,既有农民的勤苦诚实、沉默单纯,又有农民的结实硬棒。“他确乎有点象一棵树,坚壮,沉默,而又有生气。”他用三年的劳苦,凑钱买了一辆新车。但是新车被逃兵裹走,只在荒乱中拉回值得车资三分之一的三匹骆驼。他并没有因此失去生活的信心,凭着一股倔劲,早出晚归,招揽着给别人拉包月,想多赚点钱,重新买车,“这是他的志愿,希望,甚至宗教”。他难免带有点小生产者的狭隘,往往与饿疯的野兽一般与同行争生意。但是依然不乏小生产者的质朴,他失手跌断主人的车把,主动要求处罚和辞退;他不愿让女佣拿自己的钱去放债,宁可存在闷葫芦罐儿里面;他同情饥饿衰老的车夫,毫不犹豫地买了十个羊肉馅包子给他。祥子是以农民般的纯洁心灵,心无旁骛地追求拉自己的车这样微末的希望的。但是,黑暗的社会连如此微末的希望也毫不留情,孙侦探洗劫了他的存款。在祥子走投无路的时候,虎妞使他的人生道路发生偏斜,即促使这个具有农民气质的劳动者加速“市民化”。祥子虽然毫不在意于刘四爷的六十辆车子,但虎妞诳称已有身孕,这位诚实的劳动者便感到自己是一条逃不出她的绝户网的小鱼。他不愿离开车夫同行,他又不能不委屈、羞愧与无可奈何地向刘家父女投降。在虎妞与刘四爷闹翻的时候,他站在虎妞一方,一旦与虎妞成亲,他又感到自己娶了一个会骂他也会帮他的母夜叉。他为花花绿绿的新房、游游逛逛的生活感到闷气和渺茫,感到自己“不是人,而只是一块肉”,他独立的人格受了夫妻伦理的损害。祥子毕竟还是祥子,尚未褪尽劳动者的本色,尚未改变“拉自己的车”的人生目标。他无法改变虎妞的生活恶习,但他没有驯顺地服从虎妞给他规划的生活道路:做买卖,或买几辆车吃租金。他依然是个“车迷”,他甚至威胁虎妞:“拉车,买上自己的车,谁拦着我,我就走,永不回来了!”虎妞在听到刘四爷盘卖车厂,不明去向的消息之后,终于成全祥子买车自拉的愿望,但祥子不时感到疲乏和生病,虎妞的肉欲已使这个树一般坚壮的身体开始枯萎了。总之,与虎妞的共同生活,使祥子受到相当程度的“市民化”的侵蚀,他已在人格独立、身体健壮和生活方式诸方面,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农民—车夫”的完整性。虎妞的难产而死,是祥子生活转折的另一个重要契机。他卸去了精神上的严重束缚,完全有可能在正常、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复活他的劳动者的本色;同时他也卸下了家庭生活的责任,在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又完全可以接受了“市民化”的消极一面,下滑到堕落的深渊。为虎妞送殡,他卖了车,从而失去半个饭碗。小福子是他理想的人,但他无力负担她的老父稚弟的生活,失去了重新建立家庭的资格。生活的无穷无尽的磨难是要索尽灵魂的代价的。他不再想从拉车中获得任何光荣,逐渐沾上烟、酒、赌。他也看破了体面,下贱地接受主人的姨太太的引诱,横蛮地在大街上寻衅打架。那个懂得“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好人曹先生也无法挽救祥子的生活和灵魂,当他想把祥子和小福子安排在自己家中为佣之时,小福子早已被卖进妓院,并吊死在树林中了。这种毁灭性的打击,摧毁了祥子的希望、美德和整个灵魂,使之成为“文化城”失了灵魂的走兽,个人主义难能救药的末路鬼。祥子的悲剧是深刻的,因为它具有人生悲剧、家庭悲剧和心灵悲剧的多重性,其结局的悲剧苦味是浓得化不开的。美国伊文·金(Evan King)1945年的译本化作祥子与小福子的大团圆,削弱了作品的严峻感。作家于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中删去小说最后的一章半,虽然给读者以希望的余地,却影响了心灵解剖的深刻性。老舍说:“我所要观察的不仅是车夫的一点点浮现在衣冠上的、表现在言语与姿态上的那些小事情了,而是要由车夫的内心状态观察到地狱究竟是什么样子。车夫的外表上的一切,都必有生活与生命上的根据。我必须找到这个根源,才能写出个劳苦社会。”这种深刻的创作动机,似乎在《骆驼祥子》的原版中体现得较为充分。
    (录自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关于老舍的幽默及其创作的文化视点
    幽默作为创作过程中的作者心态,通常正是一种非激情状态,其功能即应有对于激情、冲动的化解。老舍曾被称为“幽默大师”,因此而被捧也因此而被批评。鉴于新文学的严肃、沉重的性质,不妨认为老舍式的幽默出于异秉,尽管这幽默也不免有《笑林广记》的气味。幽默作为一种智慧形态,在专制社会,通常属于民间智慧。北京市民中富含这种智慧。帝辇之下的小民,久阅了世事沧桑,又比之别处(在封建或半封建的中国,“帝力”所及,并非无远不能至)承受了更直接的政治威慑。有清一代北京市民中大大发展了的语言与幽默才能,一方面出于对上述生活严峻性的补偿,另一方面,如上所说,也由于历史生活固有的幽默性质。满清王朝的覆没,带有浓厚的喜剧色彩。大凡一个王朝终结,总要有种种怪现状。清王朝由于极端腐败,更由于其腐败在近代史特殊的国际环境中,更增多了荒唐怪诞。“福大爷刚七岁就受封为‘乾清宫五品挎刀侍卫’。他连杀鸡都不敢看,怎敢挎刀?”(《那五》)事情就有这么可笑,可笑得一本正经。北京人以其智慧领略了历史生活的讽刺性,又以其幽默才能与语言才能(幽默才能常常正是一种语言才能)解脱历史、生活的沉重感,自娱娱人。幽默也是专制政治下小民惟一可以放心大胆地拥有的财产。老舍不无幸运地承受了这份财产。他的幽默,他的文字间的机趣,的确大半是源自民间的,其表现形态不同于开圆桌会议的大英国民的那一种。
    一旦以幽默进入创作,幽默即统一于总体的美学追求;到当代京味小说,更出于自觉的风格设计。在京味小说作者,幽默中包含有他们与生活特有的审美关系。他们敏感于极琐细的生活矛盾、人性矛盾,由其中领略生活与人性现象中的喜剧意味,以这种发现丰富着关于人生、人性的理解,和因深切理解而来的宽容体谅,并造成文字间的暖意,柔和、温煦的人间气息。这里有智者心态。由于所见极平凡细微,他们写的自然不会是令人哄然大笑的喜剧(《钦差大臣》或《悭吝人》之类)。这只是一些人生极琐屑处的通常为人忽略的喜剧性。作为创作心态,幽默节制了对生活的理性评价与情感判断的极端性,其中包含着有利于审美创造的距离感,却又不是淡漠,不是世故老人或哲人的不胜辽远的目光,而是浸润在亲切体贴中的心理距离,以对象为审美对象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鉴赏态度的距离感。在一批极其熟于世情、深味人生的作者,这儿自有世事洞明后的人生智慧。
    最触目的差异是,老舍并不注重阶级特征与阶级关系。较之主流文学以现实社会的阶级结构作为作品艺术结构的直接参照,老舍作品或以人物命运为线索,作纵向的时间性铺叙(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月牙儿》),或依呈现世相、人生相的要求而进行空间铺排,在与主流文学相近的结构形态中,透露的是对于生活材料的不同选择,以及艺术结构与生活结构不同的对应关系。如上文所说,他的作品是讲求行当齐全的,但着眼常在出场人物的个性分布,文化风貌的差异,人物职业门类的“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伦理层次的老中幼(如《骆驼祥子》中老车夫老马,中年车夫二强子,顺次而下的祥子、小马等;再如《四世同堂》中的四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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