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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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obi）主编、诺伯特·古特曼（Norbert Guterman）翻译的帕拉塞尔苏斯《作品选》（Selected
Writings，New York，1951），以及科尔特·卜雷德开尔（Kurt
F．keidecker）翻译并作序的帕拉塞尔苏斯《帕拉米罗的医学卷》（Volumen Medicinae
Paramirum，Baltimore，1949），也许充实了这种研究。
艾伦·C·狄博斯（Allen
G．Debus）在《化学论哲学：16、17世纪帕拉塞尔苏斯派的科学和医学》（The Chemical Philosophy：Paracelsian
Sciettce and Medicin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2Vols。，New
York，1977）中，讨论了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们的世界观。狄博斯的其他相关研究论著包括：《化学论哲学家：从帕拉塞尔苏斯到范·赫尔蒙特的化学论医学》（“The
Chemical Philosophers：Chemical Medicine from Paracelsus to Van Helmont”），载于《科学史》（History
of Science），12（1974），第235—259页；《英国的帕拉塞尔苏斯派学者》（The English
Paracelsians，London，1965）；《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数学与自然》（“Mathematics and Nature in the
Chemical Texts of the
Renaissance”），载于《安比克斯》（Ambix），15（1968），第1～28、211页；《文艺复兴时期化学作品中的运动观点》，载于《爱西斯》（Isis），64（1973），第4～17页；《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与罗伯特·弗拉德的研究》（“Renaissance
Chemistry and the Work of Robert Fludd”），收于《17世纪的炼金术与化学：1966年3月12日在克拉克图书馆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集》（Alchemy
and Chemist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Papers Read at a Clarklibrary
Seminar，March 12，1966，Los Angeles，1966）。那些对化学论哲学的早期论述更感兴趣的人，应该把奥斯瓦尔德·柯罗尔（Oswald
Croll）的《发现伟大而深奥的自然秘密》（“Discovering the Great and Deep Mysteries of
Nature”）找出来读一读，该文译自平内尔（H．Pinnell）《化学宫》（Basilica
Chymica，1609）一书的告诫性序言，并被收入他的《在四篇意义深远的论文中经过改革和改良的哲学》（Philosophy Reformedand
Improved in Four Profound Tractates，London，1657）一书中。该书由艾伦·C·狄博斯撰写序言的重印本即将出版。欧文·汉纳威（Owen
Hannaway）在《化学家与化学：化学教学起源》（The Chemists and theWord：The Didactic Origins of
Chemistry，Baltimore and London，1975）一书中对柯罗尔和安德烈斯·利巴维乌斯那些相互冲突的观点进行研究时，已经找到了化学这门学科的起源。至于想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化学家来了解地球宇宙重大事件的人，可以看一看富兰克·道森·亚当（Frank
Dawson Adam）的《地质科学的产生与发展》（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ological
Sciences，1938；rpt．New York，1954）。
我们在赫罗尼玛斯·布伦斯威格（Hieronymus
Brunschwig）《蒸馏书》（Book of Distillation，English
trans。，C．1530）的重印本中，可以看到化学方法对传统植物知识的重大影响，该书的序言由哈罗尔德·J．亚伯拉罕（Harold J．Abrahams）撰写（New
York，1971）。整本重印的主要草本植物志为数极少。但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的《我们英国埃尔郡将允许建立的人间天堂、地上天堂或一座栽种各种鲜花的花园》（Paradisi in Sole，Paradisus
Terrestris，Or a Garden of All Sorts of Pleasant Flowers Which Our English
Ayre Will Permit，1629；New York，1975）却是一个例外。在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豪华对开《插图本药典》（Codex
Iulianae Picturis Illustratus，2 Vol。，Leiden，1906）中，可以看到古代晚期高质量的植物插图。
阿格尼斯·阿尔伯（Agnes
Arber）的《草本植物志：它们的起源与发展——植物史中的一个篇章》（Herbals：Their
Orion and Evolution．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Botany，Cambridge，1912）仍然是药草文献最全面的概括，而莱温（C．E．Raven）《从尼克哈姆到雷的英国博物学家》（English
Naturalists from Neckham to Ray，Cambridge，1947）也是一部有用的著作。近期出现的一篇重要论著是卡伦·M·里德（Kaita
M．Reed）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植物学》（“Renaissance Humanism and
Botany'’），载于《科学年鉴》（Annals of Science），33（1976），第519—542页。杰里·斯坦纳德（Jerry
Stannard）写了许多有关中世纪和近代初期植物学的文章。读者将会发现，《作为医学文献的草本志》（“The Herbal as a Medical
Document'’），载于《医学史简报》（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43（1969），第212—226页；《马梯奥利：16世纪狄奥斯科里德斯的评注者》（“P．A．Mattioli：Sixteenth
Century Commentator on Dioscorides”），载于《堪萨斯大学文献学报》（University of Kansas
Bibliographical Contributions），1（1969），第59—81页；以及《中世纪的药草及其发展》（“Medieval
Herbals and Their Development”），载于《医学克利俄》（Clio Medica），9（1974），第23—33页，这些作品特别有用。至于更普及性的描述，可参看埃莉诺·S·罗德（Eleanour
S．Rohde）的《古老的英国药草》（The Old English Herbals，1922；rpt．NewYork，1971）。
各种新发现对欧洲博物学的影响，构成了唐纳德·P．拉齐（Donald
F．Lach）里程碑式的著作《亚洲之于欧洲的发展》（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2 Vols．in 5
parts，Chicago，1965—1977）中一个杰出的部分。阿尔弗雷德·W·克劳斯比（Alfred
W．Crosby）《哥伦布的交流：1492年的生物学及其对文化的影响》（The Columbmn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s of 1492，Westport，Conn。，1972）是一部特别重要的研究著作。博克瑟（C．R．Boxer）的《热带医学的两个先驱：加西亚·德奥塔和尼古拉斯·蒙纳德斯》（Two
Pioneers of Tropical Medicine：Garcia d'Orta and Nicolds
Monardes，London，1963）简短明了。由克莱门茨·马卡姆爵士（Sir
Clements Markham）翻译并撰写序言的德奥塔《关于印度草药和药物的密谈》（Colloquies on the Simples and
Drugs of India，London，1913），以及蒙纳德斯《来自新大陆的喜讯》（Joy full Newes Out of Newe
Found Land，London，1925）这两部书，都有英文版。
有关文艺复兴时期动物知识的原始资料比草本志更少。但是，爱德华·托普塞尔（Edward
Topsell）《四足兽史》（Historie of Four…FootedBeastes，1607）和《蛇史》（Historie of
Serpents，1608）——这两部书主要是基于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ner）的研究成果写成的——在近年重印了两次（New
York，1967；Norwood，N。J。，1973）。《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伦敦动物园》（The Elizabethan
Zoo，London，1926）一书也选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卡罗特（E．Callot）《16世纪生命科学的复兴》（La Renaissance des
Sciences de la vie au XVI siecle，Paris，1951）和科尔（E．J．Cole）《比较解剖学史》（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Anatomy，London，1944）也是有用的著作。尽管人们并不赞赏查尔斯·辛格（Charles
Singer）《生物学史：生物研究概况》（A History of Biology：A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iving Things，rev．ed。，New York，1950）一书的实证主义倾向，但他们却称赞该书所选择的材料。
许多作者都讨论了血液循环的发现，但最频繁地被引用的一部简论则是查尔斯·辛格的《血液循环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1922；rpt．London，1956）。马克·格劳巴德（Mark
Graubard）的《循环与呼吸：一种思想的进化》（Circulation and Respiration：the Evolution of an
Idea，New York and Burlingame，Calif。，1964）则对此作了一个有用的概括性研究。怀特曼（W．P．D．Wightman）的《科学医学的出现》（The
Emergence of scientific Medicine，Edinburgh，1971）是一部将哈维置身于一个更加宽广的医学史史境中的简论。
路德维格·乔兰特（Ludwig
Choulant）在其《解剖学图解及文献目录》（History and Bibliography of Anatomical
Illustration）这部重要作品中讨论了更具体的一些论题，该书由莫蒂默·弗兰克（Moaimer
Frank）编译（Chicago，1920）。奥马雷（C．D．O'Malley）的《布鲁塞尔的安德烈斯·维萨留斯1514—1564》（Andreas
Vesalius of Brussels 1514…1564，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64）是维萨留斯的标准英文传记，而且奥马雷的《米歇尔·塞尔维特——对其地理学、医学和占星术著作的翻译》（Michael
Servetus．A Translation of His Geographical，Medical and Astrological
Writings，Philadelphia，1953）展示了塞尔维特这位谜一般的作者那些最有趣的原著。研究哈维的最重要著作是沃尔特·佩格尔（Walter
Pagel）的《威廉·哈维的生物学思想：某些方面及历史背景》（William Harvey's
Biological Ideas：Selected Aspect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Basel and New
York，1967），后来他又为该书续写了第二卷，书名为《威廉·哈维的新光辉》（New Light
on William Harvey，Basel，1976）。读者也许还希望读到肯尼斯·戴维·基勒（Kenneth
David Keele）的作品《威廉·哈维：巨人、医生与科学家》（William
Harvey：the Man，the Physician，and the Scientist，London，1965）和格温尼斯。怀特里奇（Gweneth
Whitteridge）的《威廉·哈维与血液循环》（William Harve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London and New York，1971）。艾伦·G·狄博斯在两篇论文中讨论了罗伯特·弗拉德对哈维研究成果的反应：一篇是《罗伯特·弗拉德与血液循环》（“Robert
Fludd and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载于《医学及相关科学史杂志》（Journal of History
of Medicine and Allied
Sciences），16（1961），第374—393页；另一篇是《哈维与弗拉德：17世纪理性科学中的非理性因素》（“Harvey and
Fludd：The Irrational Factor in the Rational Scienc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载于《生物学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3（1970），第81…105页。哈维的著作已经出版许多不同译本。专家们认为没有哪一个译本是完美无缺的，但任何一个译本都将使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哈维的风格和成就。最易于得到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