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金时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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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经济政策并不比修正的资本主义激进，它建立在一种混合的经济上：共产主义、私有制的农场、有限的私人贸易和加工制造业并存。这个政策放慢了革命以后开始的企业全盘国有化步骤，给小规模的私有企业以政策上的优待，一些被社会化的企业也回到他们原来的主人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新经济政策取消了国家从农场主手中没收剩余农产品的政策，用一种固定的农业税来代替。这就默认了私有财产的合法性，拥有他们土地上生长的一切的是农场主，而不是国家。
　　这个改革是由于饥荒加上直接造成大规模饥馑的落后的运输系统，以及紊乱的物资救济体制必然导致的。一些顽固分子对列宁进行攻击，列宁从容地回答了他们。“俄国，这个在经济上最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列宁写道，“并不会通过‘风暴行动’取得成功，它只能求助于放慢速度，采取渐进的‘围攻’行动。”这个完美的共产主义国家不得不待以时日。
　　

1929年　前苏联“高压工业化”全面启动
斯大林武断推行他的政策的目的在于使他的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做好战争准备。第一个“五年计划”实际上4年就完成了。这项1929年完成的“自上而下的革命”使苏联的工业产量大大增加——虽然是以杀戮、饥荒和大批的人口迁移为代价。对于斯大林来说，前进的高昂代价是不重要的，“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或100年，”他说，“要么我们这么做，要么就完蛋。”
　　代替20年代初列宁的自由新经济政策的这项计划，制订了不实际的宏伟目标——煤的产量翻一番，生铁产量翻两番，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加它们的产量。无数钢厂、拖拉机厂建了起来并作为前苏联奇迹的殿堂向世界展示。这些工厂由于被不熟练的劳动力掌管，又长期受燃料短缺的制约，因此这个时期实际产量很少。在欣欣向荣的景象后面，工人们不用美国资本家福特使用的微微发光的新传送带，却慢慢地用手装配着拖拉机。
　　为了给这个新的苏维埃工业国提供粮食，斯大林开始了农业的集体化，他没收了粮食，把农民所有独立的农场（这些农场支撑了97％的前苏联农业）组织成集体农庄。
　　反对集体化的惩罚是被杀头和送进劳改营。又一次迫使陷入农奴境地的农民杀掉了自己的牛，烧掉了庄稼。农庄生产出的东西比独立的农场少，而大部分产品又被国家占有。到1932年，前苏联的一半农场已经集体化了。由于在达不到口粮定额的情况下被迫向政府交出粮食，无数农民饿死在曾经是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甚至于前苏联的“粮仓”——乌克兰也是如此。
　　斯大林试图向世界掩盖灾难，他宣布集体化和“五年计划”获得彻底的胜利。与此同时，灾难却降到了他自家的门口：1932年，他年轻的妻子，纳迪娅？阿利卢耶娃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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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　中国“五年计划”实施
经过几十年的战争，中国最终稳定下来。1952年，土地改革在进行中，但工业滞后了，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模式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政治、经济转变，虽不是完美的模式，但也是唯一可资借鉴的。尽管有保留看法，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还是向莫斯科寻求指导。8月，周恩来总理出访前苏联，与前苏联官员讨论中国的前景。他回国后的数月之内，中国便开始了它致力于工业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计划展示了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城市经济转变的宏图。向现代化的推进意味着中国必须运用斯大林的经济和管理思想。1953—1957年间，80％的中国人口居住在农村，但同样比例的中国政府的开支却用于城市。重工业——钢、水泥、生铁生产每年以近20％的增长率上升。与此同时，农业却不景气。农民们通过交税和配额承担了工业化的费用。约3000万中国人离开农村，城市工人阶级的人数增长了一倍。
　　新的集约化经济要求政府有相应的新政策。为了迎合苏联模式的官僚主义，作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原则之一的灵活性原则便成了牺牲品，这使得西方担心中国将成为克里姆林宫的傀儡，但毛泽东却从未放松他对前苏联早就有的警惕性。
　　

1958年　中国“大跃进”运动热火朝天
被毛泽东称为“大跃进”的运动，旨在同时推动中国工农业的迅速发展。这一运动开始于1958年，毛的计划是打响一场经济战——一场用锄头和耙子武装起来的数亿农民参加的战斗。这是一场持久的劳动大军的总动员，但结果却是灾难性的，不仅造成了大范围的饥荒，而且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刚刚结束。“大跃进”运动以20年代的苏联为模式，工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但却破坏了农业生产，并造成数百万农民离开贫困的农村涌向城市。与此同时，前苏联的贷款也到了还款期，中国政府希望能用粮食来偿还这批贷款。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显然没有起多大作用，于是，毛泽东开始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重新组合。农民在维持着仅能满足其生存之需的粮食种植的同时，还要开渠筑路，开荒造田。其他人则加入了一场大炼钢铁的战斗，用土高炉来冶炼钢铁。
　　依靠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众多的人口，“大跃进”运动乍看之下似乎取得了成效。1958年全国粮食丰产（尽管粮食产量往往被狂热的公社干部们夸大了），致使政府的征粮也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次年发生的自然灾害及农村劳力的分流破坏了农业生产，但政府征粮的数量居高不下，农民上交公粮后便开始忍饥挨饿。1959—1962年，大约2000万人饿死——其中一半是儿童。毛泽东认识到“大跃进”带来的灾难，他对追随者说，孔夫子、列宁、马克思都犯过错误，我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