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之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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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滋的肤色、气质给人的印像都好似沉默的俄罗斯人,眼睛大而清澈,但是饱含着别人难以理解的忧郁。
更多的时候,他神色疲惫。
他的声音不高,但十分清晰有力。
“谢谢。。大家,谢谢。。艾艾小姐的发言……”他稍作停顿,微笑着扫视一下会场,目光就飘开了,上升到众人头顶。
他接着说:“我们过去强调与国际接轨,并且一直都在讲创新,这些提法都没错,也是主流艺术所应该涵盖的。但是创作毕竟不是生产……”
他的声音在放慢之后,接近北京口音(他曾在北京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来海城之前的两年时间里,他把北京那个有名的画家村当成自己的据点,不断的从那里出发,又回到那里。而那里的许多画家,都曾经在地铁站给人画碳金像。只有他是一直坚持写生的)。只有在他语速快、不断作比喻的时候,人们才会听出来,他又重新找回自己的重庆口音。要做更为生动的表述,他一定要用自己的习惯语言。
艾艾咬着半个唇,望他,心里想:“这家伙怎么不会生气呢?而且,他看上去不会老呢。”
要命,就在今天,领略了罗滋的恶劣态度后,她感觉自己老了。不但老了,还容易发火,容易产生攻击心理,甚至有出口伤人的冲动。她不知道刚才自己都说了些什么。她记得自己说得很彻底、很痛快,但罗滋一开口,她的那些攻击似乎就烟消云散了,半点痕迹都没留下。这是为什么呢?
罗滋讲话的时候,海城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们刷刷地往他们的小本子上记录。
“什么是出新?把水果加工成点心的样子和味道,把点心做成水果的样子和味道,这就是出新,就是有品味,是不是这样?把绘画印到时装上,把时装人物画进画里,那种怀旧的、目光朦胧没完没了吹长箫的那种。这就是有文化?
“还有,我们看到的某些中国画,被恭维为传统中国画推向现代艺术的又一个高峰。我相信,在座诸位对这类‘现代’的中国画一点都不陌生。我不想指出作者的修养与一个画家应该有的修养有着多么大的距离,我想说的是,当这样的‘国画’被一些别的东西所装饰,而取得他们所认为的那种‘现代性’效果的时候,作者精神的干瘪和艺术的无力就暴露无遗。”
他的话,那些校园里的孩子听起来新鲜极了。
记者席上的媒体人士也十分兴奋。
“当然,这肯定不是我们创作的主流。一个对艺术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只会勤苦的创作,然后让自己的作品来说话,而勿须借助别的什么。应该警醒的是,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追求,而不要被某种文化势力封住了嘴巴,甚至改变了自己的风格。那样的话,仍然是怯懦和媚俗!
“我还想说的另一个意思是,我承认,时尚也代表了时代精神的一部分,但它可能是极其表面化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转瞬即逝的。艺术决不能追捧时尚,否则,我们就把自己玩完了!“他停顿一下,别人以为他要喝水,将他的水杯向他推近。
“我不是在提倡‘出世’。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只有远离现实才有美,从审美心理来说是这样的,距离对美感的产生有帮助。但如果这样来要求创作,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的艺术缺少的不是距离,而是勇气!为什么我们不能勇敢、真实地表达?现实主义或非现实主义并不重要,只是,我们需要更平和、更真实、更简洁,过多的粉饰实在是没有必要的。在我看来,日常生活并非充满了意义,也并非毫无意义……”
第十一章 2。石头坞戏剧
艾艾曾经以为,罗滋一定会把握发言的机会,狠狠地针对自己、挖苦和驳斥自己。但结果,罗滋一字未提。她有些诧异,又有些失落,更有些好奇,本来准备在罗滋发言的中途高调离场的(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对发言者造成一定打击。有些心理虚弱的人,就是因为看到有人公然招摇着离开而迅速结巴起来),结果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看了他!
罗滋不知为什么,转变了话题:“我们南方有个画家,现在价码很高,大家都知道,他画‘现代的古典’,用现代纤细少女来抱砂罐、露肩,扮演古典角色。很多人不服气,说他是用自己的老婆赚钱,说他俗气。是的,他的人物永远有着他太太的影子,他的画面也有着甜俗的味道。但我看他的画,基本是追求美的,他追求的那种美!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这样看的:处在这个时代,画家也受各种各样的诱惑多了,艺术容易走向肤浅和矫情,也注定了那种明快和率真的大众趣味,必然以某种方式进入艺术领域,让艺术家最终体会到大众与个人审美之间,其实是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但关键仍然是要寻找到切入现实的地方,寻找到一种自己的独特的语言形式,来进行自己的言说,并得到大众的共鸣和喜欢。”
罗滋不知道那个画家就在会场,在一个角落里。
会场的角落里响起有力的掌声。掌声之后,那个向来与圈内众多艺术家有宿怨甚至敌意的画家,默默地冲罗滋竖大拇指,然后悄悄离开了会场。
罗滋没看见。
紧跟他的掌声,大家都鼓起掌来。
罗滋的话没完:“我认为他做得很好,我信任他!我认为那是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平民的精神,一种缘于世俗、又超然于世俗之上的温馨——说到这里,我们会更进一步看到,平民精神和宗教精神更为接近——一种平凡的、圣洁的、温柔而生机勃勃的、神秘的美,将永远植根于我们的艺术之中!”
罗滋自己激动起来,脸孔有些绯红。他最后这样结束讲话:“将艺术、将美变为一种现实,这就是我们应该永远去做的努力!”
海城大学的苏光明老师也激动起来。他看见他的一些学生的眼里浸满泪花。他爱极了这些单纯、热烈、极其容易受感染的学生们。
会议时间还剩十多分钟。
主持人老张本来还安排了书画院的几位画家发言的,他们都是书画院从全国各地新引进的,极其需要在本地艺术圈里露露脸。这些人不知为什么,一致胆怯。会前,老张一直在鼓励他们。书画院成立的时间不长,需要人才、需要作品和理论来支撑,他基本了解这些画家的情况,都是优秀人才,但是在内地生活的时间太久了,没有见过太大世面,有些木讷,都不善言辞,刚到异乡,更是不敢说话。老张是希望他们有一番新的面貌,向社会展示,为书画院壮大声势,为自己邀功,谁知道他刚想点名发言,他们却一个个溜走了。
他正恼怒,这时,某个邀请了但大家都知道一贯不来的领导,竟然来了。
领导因为上了年纪,因为长期乘坐小轿车,因为长年营养过剩,样貌和体型都发生了改变,头顶秃而亮了,唇厚了,双颊坠了下来。肩和臂出现退化,变成溜肩、扇臂,手一抬,手臂的扇肉就摆动起来……下半身倒是十分肥硕,肚大如孕妇,臀肥似箩兜。双腿也退化了,小腿细,站不稳,走路得迈碎步。所以,咋一看,领导像企鹅了。
企鹅大摇大摆而来,老张赶紧起身,让领导坐到自己的位置上,请领导作指示。
领导开始讲话:“同志们好!今天,啊,这个,啊……”
这样的会议,与会者最最尴尬的,就是听领导同志讲话。领导同志比谁都喜欢那将自己的声音放大的麦,麦一到脸前,他就进入教育人民群众的言说的惯性当中。在人民群众中,对知识分子的教育,更是领导同志最最不能够放松的。
有些领导比较严谨,每逢讲话,一定要一字一句地读事先由秘书拟定的稿件。但做领导的时间太久了,多数领导是忍不住要自我发挥的。这是因为,领导的自我被长期放大了。同时,领导也习惯了自己的一贯正确。此外,领导都有教育人民的癖好。
结果就是,我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会议中,听领导说话,百分之九十都是正确的废话。
在所有行业会议中,文化行业会议是最适宜说“正确的废话”的地方,领导同志有太多这样的话要对知识分子说。领导说话的时候,媒体的记者们就严肃紧张起来,竖起耳朵,认真准备记录。而那些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则不出声地一哄而散了。
他们从侧门一个个离开会场,有人还扭头最后看一眼,正好看见麦头对准了领导同志圆润、略老、油光可鉴的脸孔的中部,他那正确的废话就像自来水一样汨汨流淌。他就像家长,知识分子都像无知而天生有原罪、或者是容易犯错的小孩,他对他们的教诲是没完没了的,他是苦口婆心的,肩负重任的。
学术的研讨往往在这种时候随会议时间的结束而流产。
老张手下的另外一些喜欢发言的艺术理论家,只好将自己的论文、发言稿卷起来,将满腹的话咽下去。
之后,这些在艺术上有许多体会和觉悟想与同类分享的人,会沮丧地随大家匆匆进餐,然后离去。
老张也沮丧,不过他得满脸笑容,陪好领导。
罗滋在讲话的时候,发现海城大学的一个男孩子,严肃而专注的望着自己。当罗滋的目光和他相接的时候,他就紧张地红了脸,低下头去。
这孩子面熟,应该是来自四川藏区的孩子。
在海城大学,有几个学生是罗滋资助的,他们都是重庆和西藏的贫困家庭的孩子。只是,他并不知道他们都是谁。
会后去餐厅,罗滋看见海城大学的学生坐满了一张大桌,而那个肤色黑红的藏族孩子找不到座位,窘迫地站在一边,犹豫着要不要离开。罗滋走过去,有意要叫这个的孩子和自己坐在一起,但是他红着脸说:“不,我要回学校去了!”
“为什么?你现在回到学校已经没有饭吃了,就在这里吃了回去吧!”
这个男学生不说话,径直往外走。罗滋想说服他,就跟了出去。他看他的同学们都注意不到自己了,才突然对罗滋说:“罗老师,谢谢您,您就是那个帮助我的人!”
“你叫什么?”
“我叫罗小其,雾都孤儿。我差点上不成大学。要不是您,我可能就出去打工了,谢谢您!”
罗小其给罗滋鞠了一躬,跨上他放在餐厅外面的山地车,一阵风走了。
罗滋愣了半晌,直到苏光明拉走。
罗滋被苏光明拉到他的学生之间。十多个学生将罗滋围了起来,轮流向他敬酒,他当然招架不住。他说不会喝酒,学生们谁都不信。他们因为在学校没有喝酒的机会,这会儿就放肆起来,苏光明也由着他们。
喝了一阵,罗滋就感到身体轻了起来,浑身发热。
很快,学生们簇拥着他朝海城大学而去。他并不知道他们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依然接着刚才的一个笑话,继续编排下去。学生们哄笑着,几个人从两边更加挽紧了他的臂,几乎是把他架了起来。他醉了。讲完了自己的笑话,他就要求别人也要讲一个,人人都要讲,而且要能够逗人笑,没有人笑的,就不算。谁不遵守这个游戏规则,集体就要付出代价——他罗滋就拒绝跟他们走。
学生们都知道他醉了。他们集体作弊,轮流说话,不管是谁,哪怕只说了一句话,大家也齐声哈哈大笑。而晕乎乎的罗滋,根本不知道谁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