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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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去他们村蹲点，我就问他：“别的记都打麻将，你成了个别分子，人家不奚落你吗？”
“怎么不会，没办法我也去，他们玩，我看……”
新安堡的村记用公款打麻将，被群众告发，撤了职。其他村的记们是不是也在公款中“娱乐”呢？不然的话，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成年累月地玩？今天你到我村来玩，我酒肉伺候，明天你再回访，吃喝也跟着升级，感情嘛。也许玩麻将的赌资就从“招待费”里报销了。尤其是乡里开会过后，更是他们进行欢乐的大好时机。一是好向村里交代，“我开会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二是可以对家属瞒天过海，“我开会去了，什么也没有干，别找我”。所以，这些村干部就盼开会，会还没等开上，去哪里娱乐却事先选好了，只恨领导讲起来没完没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如此这般的花天酒地纵欲行乐就没有管管吗？
我还问你呢，谁来管？管谁呢？老鸹落在猪身上，彼此一样黑，大官大耍，小官小耍，“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臭味相投，谁也不嫌弃谁。耍谁呢？老百姓！有道是：“群众气得怨声载道，酒店乐得鸣鞭放炮”，“有人欢乐有人愁，有人做马有人牛”。牛，村干部真牛！
于是乎，有几个村干部看出了这里的无限商机，自己开了酒店，一条龙地作威作福，其乐融融，其乐也无穷。
翻开个个债台高筑的欠债村的账簿，你是看不到一笔“吃喝玩，贪占送”的开销的。这些开销数额巨大，却不显山露水，其中自有门道，变通就是通则，就是法宝，＇＇人人都掌握得纯熟干练。对此，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或他们就是授予变通技巧的大师，瞒天过海的教练，休戚与共的连体，不一而足。
众所公认，多年来，杨焕杰没有一张饭店的条据在饭店那里“扣押”，没有一次“随大溜”或单独去领导那里拜年、“燎锅底”……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丢官吗？”
他说：“全村2000多口人不怕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自己害怕？”
这回答太深刻了，可见他真的是“另类村官”。
或许是惺惺相惜吧，他很敬重我：“大哥，你这个人了不起，太随和了，乡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当面背后没有说你孬的……”
我笑了：“你随和吗？不吃不喝，不玩不送，绝对没有说你坏话的。”
我们这号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只能是孤芳自赏和相互吹捧了，但我们笑得很惬意，很开心。
1999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单位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幸运的见到了杨焕杰。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谈话，也是一次没有酒水没有肴馔的“精神会餐”，但却无比的香甜。
村里的干部像杨焕杰这样的也还有，只是为数不多。按我的标准，村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干部”，一类是“业余干部”。
业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下台后照样活得很好，且无怨无悔。业余干部为什么会下台？原因的差距很大，有的是自作自受，有的是败在宗族派系上。有的是自己自愿解甲归田，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说，他们“处人待事”很外行，很业余。这些干部口碑都很好，治家也是内行，官方认为“保守”不新潮……
职业干部和业余干部恰恰相反，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有几十年的，就像皇上。有的儿子接着老子继续干，世袭了，好像不当干部就活不了似的。事实也真是如此，“在位就富，下台就穷”。其实这些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混社会，社会养了这么一帮混混。他们“头脑灵活，手脚笨拙”，“干啥啥不会，吃啥啥都香”；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白拿”，“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白吃谁不吃”那一族人，厌弃得很……
这也是“另类村官”吧！
5 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5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什么是同道？我认定为“人生之道”。给我生存以勇气，生活以快乐，生机以能量的，都是我挚诚挚爱的挚友。同窗、同队、同行、同僚，都在同道之列。他们和我一样有自己的“鸿鹄之志”，也和我一样走实现自己的人生之道。我也常和他们在一起“论道”，没有什么最终满意的结论，倒是留下一个很难解释的怪题：有没有同道的人生。时至今日，我终于清楚，同道人生处处有。
小学的时候我和他是同学，学校里我们又是同行，文字中我们是文友，他也是和我探讨“同道人生”最多的人，他就是陈日久。
陈日久与我同庚，生日在我之后。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升入初中，因为他是个“坏学生”。他说老师给他的毕业鉴定一塌糊涂，这和我的如出一辙了，学习再好也没有升学的机缘。可悲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了，我至今不能理解，大概是那时候太“政治化”了吧，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被“政治”了。
些不说他怎么个坏法，就年龄而言，他能反共还是能破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老师不得意他，成了师道尊严的牺牲品，没等展开翅膀就沉落了。
虽然我们是小学的同学，但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不是随父亲的调转而“四处流浪”嘛，而且我们不住在一个屯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到乡里工作了，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他，都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任教。
陈日久患有先天性的“腰病”，干不了繁重的庄稼活，早年就在101国道（当年叫沈承公路，沈阳到承德）和辽德公路（辽中到德盛堡）的交汇处，开一个小小的修车点，主要是修理自行车。他白天修车，晚上看学习，想闯出一条人生之路。70年代处，他曾写出一个大部头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很快就退稿了。理由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文笔可以，人情味太浓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
毋庸讳言，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个作家真心去写阶级斗争？纯文学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弱不禁风，纯文学人在那个年代更经不起风吹雨打，一腔热血就这样被冻结了。但是，就凭“文笔可以”，他的作品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所在，足以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高看”，都把他看作是个农民自己的作家啦。
那时候我没有写作，但我有那个“花心”，自然会闻风而动，去拜见我的老同学。我们谈论的话题除了他的大作，更多的就是人生之道。他对写作的“失败”很是失意，也很茫然。我也觉得走这条路太狭窄太坎坷，就劝他莫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哪里？我们达成了共识，以该行为先导，把希望依托于下一代……
果然，陈日久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改弦更张了，当上了民办老师。三年后，通过考试，他和妻子刘碧霞同时转正为公办教师，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自己的人生之路走上了正轨。从教期间，陈日久博览群，写下了许多教改方面的论文，他的成果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推广。1993年，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精心地辅导下，同时考入中专学校，实现了他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的愿景。1998年，无党派人士的陈日久被选为新民市政协委员。
我在乡政府上班，他在学校教，平素很少有时间见面。但到了彼此“关键”时刻，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1987年，那是我经济危机的时刻，大儿子在吉林大学读大二，二儿子刚考入省重点高中，小女儿正在念初三，个个都是花钱的大户，弄得我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更为要命的是，这时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坍塌了，也就没有修缮的价值了，逼着我扒倒重建。
那个年月，别人家盖三间房子至少要花去1万元，而我的房子只用了3650元，笔笔费用我都有帐可查。扒房子重建宜早不宜迟，雨季怎么施工啊？更害怕连阴雨冲倒了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那时候我手里只有500元钱，其余的就得靠亲友帮助了。我是个不爱张嘴的人，跟人借钱走到半路就回来过两次，难哪。但没有钱拿什么建房啊？我又厚着脸皮出去了。
刚走出村子，我又回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陈日久来给我送钱，我也没打算和他借钱，知道他和我一样靠工资过日子，没有太多的闲钱。
陈日久解决了我近三分之一的建房款，之后我又从银行贷款500元，勉强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房子建完。两年后，我还完了所有的欠款，先是银行的，最后是陈日久的。
早些年，陈日久一直为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打拼着，加之他身体不是那么健壮，婚姻也一直在拖延中等待。在农村，他是少有的晚婚典型，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就小得多。我的孩子上大学高中了，他的孩子才上初中。我的三个孩子在初中时有好多好多的课外图，都是我出差时口挪肚攒的见证。有的是从沈阳买回来的，也有的是去北京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念初中的时候留下来的，每册每本都有一个奋发学习的小故事在其中，值得我珍惜与珍藏。1988年暑假，经我整理，一共两大袋子都送给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很听话的，我对他们也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把我多年教育辅导孩子的做法与“经验”一起送给了他们夫妇。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课文：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爱的是和笔……我赠送他们这么多的，一下子把孩子的精力吸引过来。他们很快从玩童过渡到“童”中来。
他们夫妇不愧是园丁，顺势鼓励孩子：“李伯伯家的哥哥姐姐，就是靠这些考上高中大学的，你们可得向他们学习啊。”
为着改变我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做了很多让陈日久到乡政府来工作的努力，比如到文化站当个站长什么的，适合他。开始他还挺配合我的，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下乡蹲点是家常便饭，吃住都在村上，很艰苦的。陈日久有胃病，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再有就是上班也很远。所以，我的努力只好半途而废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人生”之路，不想刚刚启动就告吹了。
“志同道合”没有错，但同“道”实在是难以实现了。这如同非洲草原上“同路而行，同地而眠”的斑马，看上去那斑纹一道一道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同样斑纹的斑马，相像就是“同类”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文学分野，吴纯就是我的同道文友了。
吴纯比我小很多，有十来岁吧，但他比我先到乡政府工作几年，在电影放映站做放映员。他是我在乡政府里最先认识的人，因为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吴义纯弟弟。他能干上这个差事，是他哥哥对他鼎力相助苦苦“举荐”的结果。
吴义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和那时公社的一位大员“关系不错”，就极力地推荐吴纯做“文化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