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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

草根家事-第3部分

小说: 草根家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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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它宣判了我美好憧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我遭够了罪。

1964年5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石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记慢慢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经站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月14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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