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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

草根家事-第20部分

小说: 草根家事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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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楚了他们的来意,心里也就踏实了。

他们很谨慎,不让我去取那把战刀,生怕我捅死他们。我在两个人的看守下,另外两个人去西房墙那搜战刀。

取出了战刀,又逼我说出其他的罪恶,我一口咬定“没有!”,他们就动手自己搜查。霎时间,里屋外屋一片狼藉。忽然,他们在我的图中发现了“论共产党员修养”,如获至宝。

他们总算得到兴师问罪的口实:

“你不老实!这不是罪证是什么?啊!”

我没有回答,我根本没有看过这本写的是什么。不要忘记,我是连毛主席的著作都不学习的人。那么,这本是怎么来的?

 1 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1地道的农民(沧桑轮回)(6)

这本的确是父亲的,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它。

父亲也是一个要求进步的人,一直都在“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个原则下努力改造自己的。他很注重学习,尤其是政治理论的学习,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心想脱胎换骨,加入党的组织。他要向焦裕禄学习,人家在死的时候不是还以“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座右铭的吗?

“文革”前,在教师队伍中父亲的表现可谓很优秀了。记得在三道岗子乡一次大型表彰大会上,父亲是教师中唯一受到表奖的先进工作者。

这本看上去很旧了,不知道父亲翻阅了多少次,会有多少心得在心中。今天被人家“翻阅”了,他们要看看里面有没有父亲的笔迹,有没有和刘少同样的罪行……

也许是他们翻累了,也许是他们要拿回去深入地研究研究的缘故吧,他们扔下“发现李若明新的罪行,你必须向我们揭发!”这句话就走了。

让我去揭发自己的父亲,我能做到,但我揭发父亲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抄家是全省的统一行动,统一时间、统一对象,叫做“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项专题的阶级斗争。在这个专题的阶级斗争中,父亲被贴上“反革命”的标签,我被认定为刘少的信徒和爪牙。尽管我在队长的跟前是个“有用”的人,怎奈队长的巴掌再大也遮不住天,怎能为我遮风挡雨啊?抄家后的第二天,我又成了九等人以下,十等人以上的人了。准确地说,我就是一个“新等级”,“新阶级”——9。5等人,可笑、可悲。

太阳累了要下山,雨下累了要晴天。

“文革”的大旗举累了,也寿终正寝倒下了。人们似乎从噩梦中醒来,开始梳理黑夜中的是是非非。有的人还在舔舐着沾满鲜血的双手,舔舐着在腥风血雨那些刀光剑影中涂地的肝脑。有的人在忿忿不平地太息,太息着平步青云旋即又空空如也的失意。更多的人是在欣慰,欣慰着大难不死枯木逢春。唯独我好像没有什么感受,因为我麻木了,纵然万箭穿心也喊不出一声“疼”来。

我麻木得就像一个植物人,只有躯体,没有神经。当队长问我“你还想不想当会计”的时候,我竟然忘记痛定思痛的苦涩,机械地回答“想!”由是,我稀里糊涂地于1970年初,再次出任8队的会计了。原来的8队会计董向国,就是我任团支部记时接任我的那个董会计,此番已升任为大队会计了。

在我第一次当会计的时候,董会计是现金保管员,我力举的。他很感激我对他的“提拔”与帮助,尤其是我对他的信任。

有一次,他的帐目错了,少了15元现金,自己说什么也找不出来,他认了,掏自己的腰包补上了,不想落个“贪污”的名声。在那个时候,15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几只鸡下一年的鸡蛋也卖不了那么多的钱,而名声比黄金更珍贵。

我不相信这笔钱是他丢了,一定是帐目出了问题,就帮他查账。原来,生产队卖猪仔子的钱,在他的笔下多“卖”了一个,一只猪仔子正好是15元。是的,假如少“卖”了一只猪仔子,他又就会怎么办呢?

不久,一个“少卖了一只猪仔子”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是他当上了会计的时候。

那个时候,和钱一样珍贵的还有布票,一年中国家发给每个人的布票很少很少,基本上家家都不够用。1960年,每个人只得到2。8市尺的布票,做个裤头都难,很难看见有人做新衣服穿,那是“5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年代。对于更为困难的人家,公社像发放救济款那样发给他们“救济布票”,很有限。

我们8队有一户荣誉军人,得到了“救济布票”,由董会计领回,但那户荣誉军人却没有得到。是董会计贪污了吗?还是荣誉军人收下后忘记了?大队和生产队一致认为是董会计贪污了!这个是严重的问题,人格的问题,一个年轻人的发展与前途的问题。于是,所有的目光都写着“鄙视”与“龌龊”。董会计成了道德的反面教员,形象跌入低谷,人们一致认为不可能反弹了。

后来这件事被时间的硬件消化了,中毒的董会计得到“软件”的消毒,得到强势反弹。这软件就是——他们家几辈子都是“里面三新”的贫雇农,得让他彻底翻身得解放,落实“在农村,贫下中农领导一切”的指示。

在“布票事件”中,我是少有的“持不同政见者”,是极力为董会计解套的人,所以时间硬件才会具有消化的功能。他去当大队的会计时,就建议由我来继任那个空缺。但这绝不是“投桃报李”起到的作用,我有我的硬件,只是谁都懂得“用河水洗船”的哲理罢了。

“文化大革命”折腾来折腾去,又把我折腾到原位。期间,我失去了自己很是看中的“记”头衔,但得到的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文化大革命”,使我真正地从本里走向了社会,从幻想中走向了现实,从幼稚中走向了成熟,从冲动中走向了理智,从自我奋斗中走向寄希望于下一代……这就叫历练!

做第二次任会计不到一年,为了寄希望于下一代,1970年9月1日,我又第二次走进了学校。

 2 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2貌似的教师(英灵难安)(1)

自1964年8月1日到1970年9月1日初登讲台,我整整当了1年零6个月的地道农民。

年轻力壮,受点风霜之苦、劳作之累,倒是强壮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难得;经受政治的风波、遭受无端的打击,得到了对社会清醒的认识与适应,值得。所有这些,对我的精神层面没有构成毁灭性的灾难,我没有流过一滴眼泪。然而,让我在心里流泪的则是“后院”——岳父对我的冷谈。

因为他是贫农的成份,“文革”时他成为大队革委会的成员之一,排列第“八把手”。于是,就自以为是毛主席阵营的革命派了,就忠心耿耿地同一切反动派做不调和的阶级斗争了。他笃信奉行,“家不家纲上划,亲不亲线上分”,他和我不是“一家”,更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亲戚朋友。

那时,他从来不到我们家看看他的外孙子,界线划得很清,生怕我玷污了他的革命形象,影响他光明的仕途。因之,即便是走路,他也尽量躲着我,即使狭路相逢躲不过去了,也只能用鼻子“哼”一下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如今,我成了一名非正式的教师了,岳父及岳父门上的人觉得脸上光彩了许多,“文革”期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僵局总算有了些许缓解。

他们几近喜形于色,而我却没有多余的精力去沾沾自喜,只是“毁了”一条媳妇的裤子,就低调登场了,做一个“貌似的教师”。

走进学校,说起来我是“二进宫”了,只不过头一次当老师没有几天,光备课没上课就回家了。这次是我自己下决心去干的,不然我哪能把会计的“肥差”辞掉啊!这个“肥差”后来由董会计的弟弟董向志顶替了。他年轻手生,晚上下班后我还要帮他做帐,“巧人”永远是“拙人”的奴。

我当老师之前就和父母分居了,岳父暗示我和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我是为了这个不至于破碎的家庭和孩子。

我哪有钱盖房子独居啊,双方父母也没有拿出一分钱来,自好因陋就简自己动手了。

1968年深秋,就在我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之前,两间小草房盖得了。房子又矮又小,就像一个看瓜的窝棚,窗户上没有明亮的玻璃。这样的陋室能花掉多少钱啊,两间房一共花了78元钱,面积仅仅16平米。里屋除了一铺炕之外,堂屋地走个人都摩肩接踵。这房子小得不仅是全大队之最,也是全公社之最,就连五保户的住房也比它大多了。后来的两个孩子都生在这里,和他们的大哥一样都是大学生,这也应该是个“之最”吧。

当老师是我的职业,给自己充电是我的正业,天天看是我的作业。为了不打扰孩子们的睡眠,也为了省下那么一点点的电费,我每天晚上都要到学校去看学习。临走的时候把他们母子3人反锁在家中,免得回来时敲门惊梦。

在学校的几年里,除了正常的教学,初高中的课程我又重新地温习了一遍,完全恢复了毕业考试时的水平。所以如此这般,一则是我上大学的心没死,还想“复辟”。二是我要为孩子们做一个合格的“第一任教师”,必须这样,别无选择。

教学工作一点也不紧张,没有升学的压力约束你要力争上游,也没有什么“统考”排位叫你忧心忡忡,大家都很悠闲自得。只是学校的政治学习很频繁,发言的时候你就挑拜年的话说,或者人云亦云,鹦鹉学舌就行了。那时的学校讲的不是什么学习成绩,而是政治方向,讲的是走向社会,和工农兵相结合。

干实事不容易,也不提倡。搞花架子人人都是内行,都是一代宗师,那是社会大课堂教出来的高材生,都靠这个谋生,至今桃李满天下。

“小学戴帽”,初二就是学校最高年级的大学生。我教初二数学课的时候,进校老贫农偶尔也去听课,听听大学生的课是什么样的。他没进过学堂,现在有机会了,但他是当先生的,不是当学生的。虽然他听不懂ABD,也不知道正弦、余弦是何许人也,但为你指点迷津还是内行的。这可绝对不是笑话,而是大实话。

一次,他十分诚恳地开导我:

“看学生认真听课的样子,你的课讲的不孬,”他吸了一口烟,接着提醒我“能不能到外面去上课,整点真格的?”

我一点都没犹豫:“可以,下周我就领学生上室外课。”

我生来就不会糊弄人,要想在室外上课,又要使学生得到真正的知识,老贫农真的给我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班后,我凭着表哥慈明信的关系,从公社堤防管理所借来了水准仪和小平板仪,开始上室外数学课。其实,即使没有老贫农的话,这样的课也应该在室外去上,只是学校没有这些仪器,我不敢去想。

第一堂室外课是测量七星山的高程。同学们一听去山上上课,个个手舞足蹈,高兴得不得了。经过精心地组织与安排,教学效果很好,准确的测量出山的海拔高度,同学们也安全的返回学校。

这次室外教学虽然是成功了,但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后怕。登悬崖走峭壁,我一个人领着一帮十几岁的学生,学校领导没派其他老师和我同往,万一出现安全的问题,放在现在责任可就大了。

在那个时候,老贫农和校长就那么粗心吗?不是,绝对不是。那个时候的学生没有现在这么娇气,倘若出现问题,家长也不会像现在一股脑地把责任都推给你来承担。我记得,好多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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