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考证-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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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3）
周恩来建议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休息，以防不测。开始毛泽东不以为然，在周恩来的坚持下，他才前往大会堂。他委托周恩来全权处理外面的情况，自己尽管十分疲劳，但无论如何睡不着觉，便在１１８厅看古书等候下一步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有心思看书，而且看的是线装书，可见他此时的心情是多么沉重、复杂！
当周恩来向他报告了２５６号飞机越过国境，林彪出逃已成定局，他冷冷地说了句：“不过是张国焘、王明以外，再加一个罢了。”
“九一三”之夜，表面上镇定自若的毛泽东所受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
自己亲手选定的接班人竟然叛他而去，他和林彪的关系竟是如此结局，这不能不令他震惊，令他愤慨，也令他伤感。
他的精神受到了极大刺激，此后他大病一场，身体状况明显不如以前了。这说明，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
（三）得到林彪机毁人亡的确切消息后，毛泽东、周恩来的反应发人深思
林彪座机从雷达屏幕上消失后，中国方面并不知道飞机已经坠毁，而是认为超出了雷达探测距离。
１３日下午，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全天同全国各地打招呼，要外交部、总参做好外交、战备等方面准备的情况，并附送空军司令部一份获悉蒙古温都尔汗地区一军用飞机坠落起火的电文。这份电文是空军有关部门通过无线电技术侦察获悉的情报，具体内容并不清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２页）
中国方面真正获悉林彪坠机的确切消息是在１４日中午。中国驻蒙古大使馆关于中国一架三叉戟飞机在温都尔汗坠毁的电报传到外交部时，外交部核心领导小组正开会讨论如何应对林彪出逃引起的外交问题。１２时５０分，秘书将电报送到正主持会议的外交部代部长姬鹏飞面前。姬鹏飞阅完电报，用一种异常的语调对与会者讲：“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接着把电报念了一遍。随后，立即派人把电报送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周恩来。
此时５０多个小时没有合眼的周恩来刚刚休息。外交部先报告了周恩来。被紧急叫醒的周恩来看完电报，异常震惊地连声说：“你看，摔死了，摔死了！”（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中国青年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毛泽东是如何得知这一确切消息的，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上所说，是周恩来“亲往毛泽东处报告情况”。另一种是汪东兴所说，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接到外交部送来的电报后，报告周恩来。“周总理看到报告后，在会场上对我说：‘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消息，你是不是马上去报告毛主席。’我说：‘我马上就回去报告毛主席。’当时，毛主席就住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我跑了一段路到北京厅，把这个消息报告了毛主席。”（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２页）显然，此处汪东兴所说他第一个向毛泽东汇报有误。
据汪东兴讲，毛泽东闻讯后问了不少问题。“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这个消息虽然很不具体，但它却使毛主席、周总理和正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心里的石头落了地。”（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２页）
林彪座机越出国境中央做了全面准备（4）
周恩来向政治局成员宣布了林彪摔死的消息，会场上马上变得一片轻松。晚上大家吃了一顿好饭，还破例喝了茅台酒。（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２７页）
实际上，周恩来的反应是极为复杂的。
一周之后，当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送回林彪等折戟沉沙的大量照片，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看后，当房间里只剩下他和纪登奎时，却突然号啕大哭。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长久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爆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说话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１０月初，周恩来到广州送走外宾后，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出逃的一些情况，并说明了２５６号林彪座机不是他下令打下来的。他感慨地说：“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置林彪于死地呢？”最后，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晓亮、文军：《十大元帅之谜》，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四）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六神无主，惶惶不安
在中央和军队里面，最引人注目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的态度。根据林彪出逃后掌握的材料，他们并不了解林立果的暗杀阴谋，也不了解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１９８０年审判时的特别法庭副庭长伍修权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回顾》一文中写道：“黄永胜是个主要人物，他的罪行特点是同林彪、叶群关系特别密切。”“吴法宪罪行的特点，是把空军的权力交给了林立果。”“李作鹏的要害问题，我们抓的是‘九一三’事件中，由他放跑了林彪的座机问题。”“邱会作的突出问题是在总后实行法西斯专政。”但伍修权后来说他们参与了“两谋”。
９月１２日是个星期天，这一天，黄永胜在家，吴法宪在家打乒乓球，李作鹏一家去逛颐和园，邱会作先开会后在西山看电影。如果第二天去广州另立中央，他们恐怕不会如此悠闲。此外，１２日晚“小舰队”王飞等制订第二天前往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时，曾有把黄、吴、李、邱设法弄上飞机的种种方案，其中包括欺骗，骗到机场后如果不从就绑架等。如果他们参与了另立中央的阴谋，是根本不需要这样来行动的。
但是，毕竟他们同林彪的关系不同寻常，何况林彪出逃前几天他们之间有些反常表现。并且，从已经缴获的林彪一伙的罪证材料表明，他们与林彪、叶群关系密切，有重大嫌疑。９月１４日毛泽东告诉周恩来：“看他们１０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
黄、吴、李、邱心中有数，在惶惶不安中，开始了串联。一天，邱会作来到李作鹏家，商量是否向中央写个检讨报告。李作鹏当即回答说：“不，要看看。”
据邱会作的妻子胡敏交代，大约１５～１７日间的一天，李作鹏对她说：“有些问题准备安到林彪头上，因林死了，查不清了。”
林彪一出逃，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就开始销毁证据，她销毁了吴法宪参加庐山会议期间的记录本和叶群写给吴法宪“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条幅，以及一个叫吴统成的人在１９７１年夏揭发林立果在广州搞阴谋活动的信等。（老久主编：《林彪和他的十大干将》下，甘肃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９８页、第４３５页）
１０天后，毛泽东要汪东兴向周恩来询问黄永胜等人的情况。周恩来当即与汪东兴前往毛泽东处汇报，说黄永胜等人在拼命烧材料，黄永胜把一个痰盂都烧炸了。
毛泽东说：他们是在毁灭证据，这些人是要顽抗到底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表示要立即处理黄永胜等人的问题。第二天，即９月２４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对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实行隔离审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４８３页、第４８５页）
黄永胜被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押走时，“浑身打颤，两腿瘫软，是被两名卫戍区干部架着走出大会堂，塞进汽车的。”如果不是有鬼，何至于此！（《黄、吴、李、邱最后的顽抗》，载《光明日报》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２３日）
但黄永胜的“鬼”，和政变并无关系。
林彪出逃激起的外交波澜（1）
林彪出逃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极大震动。由于事件的真相是逐渐披露的，这种震动也表现为从猜测、误会到证实后大吃一惊的戏剧性过程，并且一直伴随着种种传说。
（一）中蒙关系再度受到冲击和考验，但缓和的总体趋势最终没有受到影响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由于蒙古当局追随苏联反华，中蒙关系便处于紧张状态。１９７１年８月２２日，中国新任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乌兰巴托莅任，标志着中蒙关系有所缓和，开始走向正常化。谁知不到一个月，就因一架中国大型飞机在蒙古境内坠毁而出现了某种危机。
９月１４日上午，蒙古副外长额尔敦比列紧急约见许大使，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１３日凌晨２时左右（注：后来蒙方肯定为２时２５分），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１０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经多方察看，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９人，其中包括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这件事我们通知中国大使馆迟了一些，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里，我们知道得也比较晚，而且我们还要派人去了解情况。”接着，副外长就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提出口头抗议，希望中国政府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副外长表示：现在天气还比较暖和，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掩埋，请中方拿出意见。
当天中午，中国大使馆将此突如其来的情况用电报报告给外交部，并请示如何处理。党中央也就是由此得知林彪机毁人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