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第1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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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望。
令刘洎没想到的是，他还没来得及向萧铣汇报，萧铣就已经被李孝恭和李靖的大军灭了。消灭的太快了，让刘洎连表功的机会都没有，一下子就成了无家可归的丧家狗。
冷静下来之后，刘洎重新审度了形势，他发现其实他并不是丧家狗，因为他手中还有五十余座联系好的城市，有了这个法宝，还愁找不到下家吗？
很快，刘洎调整了心态，改换了门庭，从萧皇帝的门下投入了李渊李皇帝的门下，由萧铣的黄门侍郎变成了李渊的南康州都督府长史。虽然级别降了好几级，但刘洎也知足，作为一只跳槽的丧家狗，要多少是多呢？
刘洎这个人还是有能力的，尤其善于进谏，正是在不断的进谏中，刘洎在贞观年间平步青云，一升再升。
贞观七年，累拜给事中，封清苑县男；
贞观十三年，迁黄门侍郎；
贞观十五年，转治书侍御史；
贞观十七年，加授银青光禄大夫，寻除散骑常侍。
贞观十八年，迁侍中；
贞观十九年，李世民征高句丽，刘洎辅皇太子于定州，仍兼左庶子、检校民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
这就是刘洎在贞观年间的升迁履历，从履历中不难看出，刘洎非常得宠，尤其是贞观十三年以后，几乎每年一升。贞观十九年更是达到了炙手可热的地步，总管吏部、礼部、户部三部尚书事，总共六个部，他直管三个，权势已经非同一般。
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有走鸿运的时候，也有走背运的时候，贞观十九年之前的刘洎几乎走的都是好运，有一次甚至已经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却被李世民一句话轻轻化解。
那是一场君臣甚欢的宴席，李世民宴请三品以上官员饮酒，作为饮酒助兴的佐料，喜欢书法的李世民当众写了几幅字赏赐群臣。群臣都知道李世民喜欢学习王羲之，尤其擅长飞白（一种笔法），现在李世民操笔作飞白字赏赐群臣，这一下让群臣都红了眼，谁不想弄幅皇帝的字光耀门庭呢？
借着酒劲，群臣冲动了起来，纷纷冲上前想把皇帝的亲笔抢到手，抢到兴起，竟然有人冲到了最前面，踩着李世民的御座，把皇帝的亲笔抢到了手。
得手的人还在兴奋，跟在后面的人却全傻了，这是谁啊，不要命了，竟敢踩踏御座，这可是死罪啊！
得手的人正是刘洎，此时的他一看自己的位置也傻眼了，自己的脚居然踩在了御座之上，完了！
酒被吓醒一半的群臣也没闲着，立刻上奏说：“刘洎踩踏御床，是死罪，请皇上下旨将他处死。”
刘洎已经身不由己，一脚踩着生，一脚踩着死，李世民的嘴只要一动，就直接关乎着刘洎的生死，等待刘洎的会是什么呢？
李世民笑而言曰：“昔闻婕妤辞辇，今见常侍登床。”心情不错的李世民竟然不予追究，反而愿意把这件事当成美谈，这一切只能说明，此时的刘洎很红。
刘洎的红，一直延续，一直延续到贞观十九年，这一年，他依然很红，红的有些发紫！
红不可怕，红的发紫呢？
贞观十九年三月二十四日，李世民从定州出发出征高句丽，留下刘洎与马周等人坐镇定州，一起辅佐太子李治。此时刘洎官职为侍中，仍兼太子左庶子、检校户部尚书，总吏、礼、户部三尚书事，在诸多辅佐李治的大臣中，除了德高望重的老资格高士廉，往下数就是位高权重的刘洎。
李世民出发之前，特意对刘洎交代了一番，说道：“我现在要远征去了，让你辅佐太子。这是关系着社稷安危的事。我对你期望很大，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此时刘洎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也非常想表现自己的忠心，慨然回应道：“陛下您就放心吧，大臣们如果有出现过失的，我直接就诛杀！”（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
这就是刘洎，自我感觉良好的刘洎，这句不知深浅的话让李世民当场不悦，指着刘洎说道：“皇上不谨慎会失去大臣，大臣不谨慎会连命都丢了。你太直了，而且很狂，早晚会吃亏的。”
刘洎的话李世民并不爱听，只是此时恩宠未减，他还愿意耐着性子教导刘洎一番，他的话无非是想敲打一下刘洎，没想到却一语成谶。
时间走到了贞观十九年十二月，这个月李世民生疮化脓，这个月刘洎将自己的一生清了零。
刘洎惹下杀身之祸其实只是因为一句话。
在李世民患病的某一天，刘洎前往行宫拜见李世民，君臣交谈一番之后，刘洎辞别出宫。
出宫后的刘洎难掩悲伤的神情，他还在为李世民的病情担忧。就在这时，他遇到了几个同僚，这几个同僚可能比他的级别低，没有机会面见李世民，这次撞见刘洎自然要询问一下皇帝的病情。
刘洎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向他逼来，直言的说道：“疾势如此，圣躬可忧！”意思是说，皇帝的病情挺严重，真让人担忧。
说完，刘洎转身离去，留给同僚们一个远去的背影。远去的刘洎如同以往一样，走的安静从容，此时的他恰恰淡忘了一个最普通的真理：东西越传越少，话却越传越多。
看似平常的一句话，经过几人之口，可能已经完全走样。
不久，李世民接到密报，刘洎图谋不轨。
证据呢？
刘洎曾经说：国家之事不足虑，正当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然定矣。
这个证据表明，刘洎想做伊尹、霍光那样的辅政大臣，这个说法深深刺痛了李世民。
伊尹，霍光，在历史上虽然有辅政有功的声名，但辅政有功的潜台词就是皇权旁落。也就是说，之所以伊尹和霍光辅政有功，青史留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大权在握，几乎行驶了皇帝的所有权力，在他们辅政时期，皇帝只是名义上的皇帝，而实权则是握在他们的手中。尽管他们最终都把皇权交到了皇帝手中，但这种交还实际就是一个良心活，可以交，也可以不交，以当时的背景，两人取而代之，也未必不可。
现在刘洎想把这个场景复制到李唐王朝，李世民能答应吗？
刘洎栽了，彻底的栽了，一头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起因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讲了一句错误的话。
那么是谁诬陷了刘洎呢？《实录》、《旧唐书》、《新唐书》将矛头指向了褚遂良，异口同声的指出，正是褚遂良诬告了刘洎。
不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在编辑《资治通鉴》时，司马光对这个说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诬告这种事情连一般人都做不出，口碑很好的褚遂良更难做出这样的事情。司马光推测，很有可能是负责编撰《实录》的许敬宗讨厌褚遂良，所以在编撰《实录》时将诬告刘洎的屎盆子扣到了褚遂良头上。
现在谁诬告刘洎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李世民信了。
以李世民的智商，以他的见识，原本这样的诬告是不会成功的，然而，贞观十九年的李世民已经不再是以往的李世民，贞观十九年的高句丽之战成为了李世民一生的分水岭。在征战高句丽之前，李世民充满自信，而在征战高句丽之后，李世民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雪上加霜的是，在回军的路上，他病了，一度比较危重。
这一年，李世民四十八岁，如果没有这次得病，他可能还会一如既往的英明，然而十二月这一病，让李世民突然感觉“老之将至”，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一场失利居然导致了一场病，真是老了。
生病的李世民已经没有了往日的从容，感到“老之将至”的他考虑更多的是皇权的平稳交接。自己不可能陪伴太子一辈子，那么就要把最好的局面、最好的大臣留给太子，绝不能在自己的手中留下任何隐患，绝不！
很不幸，曾经很红的刘洎就成了一个安全隐患，此人居然想成为伊尹、霍光，这样的人是不能留给太子的，尽管他曾经很红。
其实李世民未必相信别人对刘洎的诬告，他曾经在刘洎的要求下召来马周对质，一种说法是马周证明刘洎没说过那样妄自尊大的话，一种说法是马周保持了沉默。然而无论马周的态度如何，刘洎必须死，因为李世民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那样的话，时间就在贞观十九年三月。
“愿陛下无忧，大臣有愆失者，臣谨即行诛！”刘洎，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
时间再回到贞观十七年四月，刘洎同样有让李世民反感的举动，他竟然上疏拥立魏王李泰继任太子，这说明他属于魏王一派，有结党营私之嫌。
结党营私，妄自尊大，位置敏感，身为侍中兼任太子左庶子的刘洎再一次踩上了生死线，如果闯过这条生死线，身为太子左庶子的他很有可能在李治的手下赢得更高的权位，而如果闯不过去，他的一生就要清零。
然而新帐老账叠加了到一起，刘洎的鸿运终于走到了头，数年前李世民一句话将刘洎推向了阳光明媚的生路，现在李世民一句话又将刘洎推向了漆黑一片的死路。
李世民说道：“刘洎散播谣言，把自己比作霍光、伊尹。惹的大臣们相互猜忌。应该赐他自尽，妻子和孩子就算了。”
贞观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曾经很红的刘洎伏诛，临刑前他向监刑官员讨要纸笔想要给李世民写最后一道奏疏，然而监刑官员坚定地摇了摇头，不给。刘洎死后，李世民得知了这件事，盛怒之下将监刑官员投入了大牢。
李世民的内心是矛盾的，其实他知道刘洎可能很冤，但为了皇权，他不能把这颗权臣的种子留给自己的子孙，为了皇权，一切可能挡路的都必须除掉，必要时可以良莠不分。
在刘洎身后，其子刘弘业两次为父翻案，第一次失败，第二次终告成功。
高宗显庆年间，刘弘业上书指控褚遂良诬告父亲刘洎，请求为父亲翻案，这次翻案得到了权臣李义府的支持，因此高宗李治亲自过问了这件事。李治向近臣询问对策，给事中乐彦玮说：“要是给他平反的话，那就是说先帝用刑过重了！”第一次翻案就此失败。
则天临朝，其子刘弘业再次上书奏称父亲刘洎被褚遂良诬告而死，第二次为父翻案，这一次终于成功，武则天诏令复其官爵，最终算是为刘洎平了反。
复官也好，平反也罢，对于刘洎而言，一切都是身后之事，在他临刑之际他可能想到我曾经很红，也可能想到我此刻很惨，红也好，惨也罢，人头落地之际，就是一生清零之时。
不过，如果刘洎地下有知，他或许会有一点勉强的安慰，因为这样的倒霉蛋不只他一个，而是一下三个。
张亮
在刘洎伏诛后三个月，又一个倒霉蛋出现，他也死于李世民的猜疑。
在写侯君集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凌烟阁对于侯君集来说既是一出喜剧，又是一出悲剧。喜的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看到了他的画像挂上了凌烟阁，悲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他就再也无法看到凌烟阁。
如果要找出一个人与侯君集经历相似，那么这个人就是郧国公张亮。
张亮，一个有故事的人。
隋朝末年，张亮参加了李密的起义军，起初并没有得到李密的赏识，然而张亮并没有气馁，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不久，机会来了，李密军中居然有人谋划推翻李密，这下给了张亮告密的机会。
有了这次至关重要的告密，李密从此对张亮刮目相看，并把他提拔为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