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并不如烟-第10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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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李世民的执政能力，此时若是一意孤行立吴王李恪也是可以的。然而做为皇帝，他考虑眼前也必须考虑身后，在眼前他可以用自己的手腕迫使大臣们服从李恪，然而在身后，他就无能为力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大臣们不会轻易就范，这就注定了李恪即使成为太子，也未必成为合格天子。
那么为了李恪而赶走长孙无忌这些大臣可行吗？也不可行！他们都走了，皇帝也就成了光杆司令。
皇帝与大臣，就是一个主角与一大堆配角的关系，缺了主角这戏没法演。缺了这一堆配角同样也没法演，卓别林可以唱独角戏，而古往今来的皇帝却不能，一个都不能。
李世民也只能就此放弃易储的想法，无论李治仁厚也好，懦弱也罢，他只能有这一个选择了。至于吴王李恪，只能忍痛放弃，怪只怪他不是嫡出，怪只怪他没有一个舅舅叫长孙无忌，怪只怪造物弄人，时不我与。
此后，李世民专门找来了吴王李恪，通知了他不能立他为储的结局，从今以后，大唐的太子就是晋王李治，以后他会是大唐的皇帝，而你，李恪，尽管年长，但你是臣，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李世民对李恪说道：“父子虽然是至亲，但如果有罪，天下的法律也不能徇私情。西汉时汉武帝立刘弗陵当皇帝，刘弗陵的哥哥燕王刘旦不服，阴图不轨，结果摄政大臣霍光一纸诏书就把他诛杀了。为人臣子，不可不戒。”
说这话时李世民表面严肃，内心悲伤，他想用刘旦和刘弗陵的故事警示李恪，没有想到却一语成谶。
十年后，吴王李恪被诬陷谋反，勒令自杀，而把他打入谋反大名单的，正是他的挂名舅舅长孙无忌，于是燕王刘旦的悲剧在唐朝再次上演，李恪就是“刘旦”，而长孙无忌当仁不让，“霍光”！
想爱不能爱才最寂寞，唱歌的是信乐团，点头的却是李世民。
高句丽恩仇
贞观十七年到十八年的李世民是烦恼的，是苦闷的，是需要发泄的，恰在此时，一个很好的发泄载体出现了，这个载体就是高句丽。
高句丽曾一度与隋朝为敌，结果引发了隋朝前后四次远征，隋文帝杨坚一次，隋炀帝杨广三次，而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就是由三征高句丽引起。
可能是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在唐朝建立之后，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相对不错。此时高句丽国王已经发生了更替，那个惹怒隋朝的国王高元已经去世了，继位的是他同父异母的弟弟高建武，在高建武的任内，高句丽与唐朝的关系非常融洽。
武德二年，高建武遣使来朝；武德四年，高建武再次遣使朝贡；武德五年奉高祖李渊之命搜罗隋末因战争散落在高句丽各地的原隋朝士兵以及百姓，以礼遣返，前后达一万多人。
双方的友好关系一直延续到贞观五年，这一年，两国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两国关系的变化是由一个人性化措施引起的。
贞观五年，李世民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出使高句丽，交给他一项任务：收集隋朝三征高句丽时阵亡将士的遗骸统一加以安葬，这个任务很特殊，也很人性化，同时彰显了李世民胸怀天下的博爱之心。
值得一提的是，一千多年后的2009年，同样有一个人性化的举措让世人感动，这个举措最先由民间发起，后由我国政府正式出面，这个举措就是迎接散落海外的抗战英雄遗骨回家。
回过头接着说长孙师出使高句丽，奉命出使的长孙师开始时非常顺利，然而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题：高句丽居然用隋军将士的遗骸修筑成宣扬武功的京观。
京观是中国人的发明，京观的功能是宣扬武功。京观的修筑是这样的：先堆集敌军的尸骸，然后封土而成，修筑好的京观展示的是本方的战斗力，羞辱的是对方的无能，现在高句丽就是用隋军将士的遗骸修筑成一座宣扬高句丽武功的京观。
看着这刺眼的京观，长孙师出奇愤怒，尽管距离三征辽东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但这加于隋军阵亡将士身上的屈辱却一直延续到了贞观五年，死后不能入土为安还要接受这样的屈辱，太残酷了！
长孙师长啸一声说道：“毁掉京观，正式安葬这些为国捐躯的将士！”
在长孙师的主持下，京观毁掉了，背负屈辱的将士遗骸得到了安葬，长孙师将这些遗骸下葬，祭奠一番，然后回朝复命。
长孙师的使命就这样结束了，然而留给高句丽的震动却刚刚开始，在长孙师看来他只是拆除了一座京观，在高句丽看来，这或许是大唐发动战争的信号，连京观都毁了，还有什么做不出来呢？
从此之后，高句丽加强了对大唐的戒心，并且开始修筑用以防守的长城。中国的长城是万里规模的，他们的差点意思，千里级别，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有余里。
不过防范归防范，两国的微妙关系还没有到破裂的地步，贞观十四年，高句丽国王高建武还遣太子高桓权朝贡，李世民对之优劳有加。
高句丽与大唐关系彻底破裂是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这个人就是高句丽权臣渊盖苏文。
自古以来皇帝与大臣就是猫和老鼠的关系，时而猫强大，时而老鼠强大，猫强大的时候，老鼠给猫当三陪；老鼠强大的时候，猫给老鼠当三陪，现在高句丽国就出现了猫给老鼠当三陪的情况，猫叫做高建武，老鼠叫做渊盖苏文。
渊盖苏文在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成为高句丽朝中尾大不掉的权臣，出任东部大人（东部总监官）（旧唐书称渊盖苏文时任西部大人），性情粗暴，违法乱纪，已经露出不臣的苗头。
不甘心被架空的高建武召集了部分大臣，计划除掉渊盖苏文。然而很不幸，消息还是走漏了，“除渊计划”被渊盖苏文提前知晓，这一下刀把握到了渊盖苏文的手中。
此时的渊盖苏文已经掌握了高句丽的兵权，发动兵变只是抬抬手的事情，以前不发动兵变是因为时机未到，现在对方的“除渊计划”已经出台，再不兵变就没机会了。
渊盖苏文决定兵变。他谎称要举行一次盛大的阅兵式，邀请国王和朝中大臣一起检阅，为了表示诚意，还给大家准备了酒席。
受邀检阅部队的大臣们没有多想，尽管他们知道渊盖苏文一直有不臣之心，但他们还是认定渊盖苏文不敢胡来，这么多朝中大臣在场，谅他不敢怎样。
渊盖苏文确实没有胡来，他是硬来的。
就在大臣们一一入席准备享受大餐时，渊盖苏文的伏兵杀了出来，一百多名朝中大臣没有享受到大餐，却吃到了渊盖苏文免费赠送的“乱刀剁”。
那个年月，吃顿大餐真不容易。
处理完朝中大臣之后，渊盖苏文挥刀冲进了王宫，亲自招待了国王高建武。君臣二人经过一番“礼让”，以渊盖苏文将高建武砍成数段告终，然而这还不算完，事后他还把零碎的高建武都扔进了水沟。
三条腿的人难找，两条腿的国王有的是。在剁完高建武后，渊盖苏文拥立了新国王，新国王是高建武的侄子，名叫高藏，显然这个高藏也就是个木偶，牵线的还是渊盖苏文。
从此之后，渊盖苏文自称莫离支（中央执政官），集高句丽军政大权于一身，相当于唐朝的吏部尚书加兵部尚书。与唐朝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不同的是，唐朝皇帝货真价实，而高句丽国王只是摆设。
此时的渊盖苏文就是高句丽事实上的国王，气焰之盛无人可挡。平常身背五把佩刀杀气腾腾，属下无人敢正视他的眼睛，上马下马采用的都是人梯，无论多贵的贵族，多高的将领，在渊盖苏文眼中就是一个马镫，用来踩在背上上马的马镫而已。
至于出行，渊盖苏文的排场更大，一律军队开道，仪仗队高喊，闲杂人等规避，实在没处躲的，可以先跳进旁边的深沟或者山谷躲一会。经过渊盖苏文的不断出行，高句丽老百姓几乎不敢上街了，毕竟深沟和山谷不是那么好跳的。
渊盖苏文的嚣张很快从国内延伸到国外，向邻国新罗发起了攻击，这一下触动了唐朝的神经，因为新罗与高句丽一样都是唐朝的朝贡国。
高句丽入侵新罗，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如果放任渊盖苏文做大，那么很可能在朝鲜半岛以及辽东半岛兴起一个新的军事强国，这恰恰是李世民所不愿看到的。
李世民先是派出了司农丞相里玄奖前往调停，劝说渊盖苏文停止进攻新罗，李世民满心以为渊盖苏文会听话立即收兵，没想到渊盖苏文并不买账。
渊盖苏文说道：“以前隋朝三次攻打我们的时候，新罗趁火打劫蚕食了我们五百里领土，现在不让我们攻打，除非他们主动归还，否则这仗没完。”
面对不听话的渊盖苏文，相里玄奖的嘴上功夫也不含糊，马上回应道：“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能论了。真要论起来，辽东各城过去都是我们的郡县，被你们吞并了，我们都没再说什么，你们怎么能再和新罗算那些旧账呢？”
相里玄奖苦口婆心，渊盖苏文置若罔闻，一句话，高句丽的事，唐朝管不着。
贞观十八年二月一日，相里玄奖回到长安，将碰壁的经历一一回奏，这次回奏成为大唐与高句丽关系的分水岭，在这次回奏之后，李世民决定对高句丽进行讨伐，而且要御驾亲征。
李世民之所以决定出兵高句丽，应该不外乎三个原因：
一、地缘政治需要，不能允许渊盖苏文一家做大，不然将对唐朝的东北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二、自登基以来，李世民再也没有御驾亲征了，这一次他要御驾亲征，他要证明自己依然没有老，依然可以南征北战；
三、几年来，立储、废储让他心力憔悴，苦闷不已，他需要发泄，需要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总之，在公在私，李世民都要出征高句丽，对于大唐，对于他自己，都很重要。
出征
对于李世民的出征，朝中是分成两派的，一派是鹰派，一派是鸽派。鹰派以主战的李世勣为代表，鸽派以主和的褚遂良为代表。
李世勣举出对付薛延陀汗国的一件往事，贞观十五年薛延陀汗国犯边，李世民准备大举讨伐结果被魏征叫停。然而时隔三年，恶果出现，薛延陀汗国依然在边境制造摩擦，由此可见，该讨伐的一定要讨伐。
褚遂良则提出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一般情况下大唐出兵必胜，但是万一此次失利呢？一旦失利就很有可能重蹈隋朝的覆辙，越想发兵报复越报复不了，最后的结果可能会影响国家安危。
对于李世民的御驾亲征，褚遂良更是举双手加双脚不赞成，以万金之躯，轻行远举，不敢想象，令人担忧。
此时的朝中大臣，多数站在褚遂良一边，他们反对远征高句丽，更反对李世民御驾亲征。然而李世民就是李世民，一旦决定就很难更改，况且此战于公于私他都要打，即使一百头牛也拉不回，即便魏征在世，也未必能让李世民回头。
贞观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世民任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南、三峡劲卒四万，战船五百艘，同时在长安、洛阳招募士卒三千人，总计四万三千人从莱州出发，横渡黄海，直击高句丽首都平壤；任命太子詹事、左卫率李世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领步骑六万以及兰州、河州二州降胡向辽东城进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