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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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亲历者，我有幸保存了当年的手记，扔了可惜，故缀成一册，供现在喜欢的人闲时一阅，也供将来的研究者作为参考。
为了《边境插队手记》的完整，我还想作一些如下的后记：
记得我初考完从县城返回生产队那天，副队长老吴和我一起蹲在地头，他说：“听到了小麦拔节的声音。”
我伸长脖子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静静地，啥声也没有呀？
他笑笑，抽着大旱烟，不再言语。
就像一个谜，闲时我就想：老吴听到的小麦拔节声到底是咋样的？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重回爱辉，忍不住问老吴。
此时已经一头白发的老吴哈哈大笑：那不是说你要上大学么！
哈哈哈！我也大笑，谜底竟是如此简单。
可不是么，家里老户口本的附页上，对我的仅有记载是这样的：
1970。3。18，黑龙江爱辉县插队，盖着“迁出”章。
1982。7。19，黑龙江大学分配，盖着“迁入”章。
无情的记载，遮不住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上海，把一个实际上只有小学六年级学历的我送去了黑龙江；黑龙江，却把一个有大学本科学历的我还给了上海。
我并不怀念那个年代，但我要感谢黑土地，那里，曾响起我生命的拔节声！
我还记得，离家13年后，我大学毕业回到上海。
父亲把一个厚厚的档案袋交给我，说：“完璧归赵吧。”
“这是什么？”
“你写的信呀。”
我简直不敢相信！
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看，所有我写的家信都按年月顺序排着。
一种甜甜的滋味涌上心头，我从来没想到这些家信会再回到我的手中。这些信带着弟妹们的朗读声、父母亲的舐犊情，它们随同我在农村16本大大小小的日记一起被珍藏了下来。
包括后来一位转点走的知青，也在三十多年后把我写给她的信还给了我。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记忆如此好，能把当年的情景像画面一样记录下来？其实，如果没有那些偏重于故事的日记、父母替我保存的家信、知青战友归还我的书信，我又哪里能记得住这么多细节呢？
我不知道谁还能像我如此幸运？
1979年5月，我在大学接到母亲的一封信：
“在你爸爸去北京开会时，收到晓晗一封信，她要求父母同意你们的婚事，并希望找她谈谈，给她一个回音。
我们经过商量，基本上统一了看法，认为晓晗回上海后对你还是一心无二，这确是难能可贵的情意，这也是组织一个幸福家庭的很好前提。就由我执笔给晓晗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做父母唯一希望的，就是子女能做一对互帮、互促、互敬、互爱的好夫妻。对于婚姻的选择权，当然是属于你们青年人自己的，并希望她支持你完成大学时期的学习任务。
望你要专心一意的认真读书，不要分心，虽然对你们的事我们在看法上有一些周折，但你要相信，我会把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看到这封信，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婚宴是“刘金鹏”帮我落实的，在南京东路上一家饭店，当年知青点里能来的都来了。
还记得1972年春那首被批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地头小诗吗？“漫绘远景笑田头，难说战友不分手。有志约定十年后，痛饮茅台话旧游。”我和晓晗结婚的这一年，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也正是知青在地头约定的“十年后”。
如果说，日记和书信的保存是一种幸运；那么，我和晓晗终成眷属更是一种幸运。夫妻之间30年来经常围绕当年的边境插队生活“话旧游”，这无疑对此文的完成也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我俩在1978年5月至10月间的30封信，我已经整理成《高考病退两地书》，记录了在动荡背景下我们执着的爱情观。
尽管在200篇《边境插队手记》中，有关我俩恋爱的记述只有30篇，但在生活中，今年我们结婚已经整整30年了。
当然，我和晓晗不会一直沉浸在过去的回忆中，我们每年都会去一次“新游”，足迹差不多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去年，我和她一起去新疆自驾游，在巴音布鲁克的一块陡直的山坡上，开都河在平阔的草原上“九曲十八弯”地西去，泛着夕阳的逆光。
我突然想到了当年高考和病退时的曲折，笑着问她：“当年，你会想到我们有车有房的今天吗？”
她也笑了：“有车有房现在又不稀奇的，那时你就是一个农民，谁知道你后来会什么样？”
我点燃一支烟，沉思在人生曲折的回忆之中。
她见我不吱声，又说：“只要俩个人能在一起，什么都好。”
这时，背后响起了“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回头一望，是一位陌生的摄影爱好者。
这位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对我们说：“对不起，拍了你们的背影，一直想找这样的情景，真美！”边说还边发出“啧啧”的赞叹。
美吗？我和她相视一笑。
美，是眼前曲折的河流；美，是年轻人拥有的青春。
现在，我们已经老了，只不过是坐在山坡上，看着夕阳西落的去处，品尝年轻时酿就的酒。
我不得不承认最伟大的造物主是时间，再苦涩的酒经过几十年的窖藏，如今竟然散发出醉人的甘醇浓香。
（全文结束于2013年11月26日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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