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插队手记-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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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天，社员大会讨论了这样一件事：
今年还要不要接受上海知青？
新担任生产队长的王喜奎竭力阻挠再接受上海知青。他说：“我们队底子薄，再来知青就更受不了。”
最后，在副队长老吴“要不要？”的问声中，社员喊起了一片“不要”的喊声。
好几十知青都愣在那里没反应过来，只有几个大声嚷着：“要！”声音显得那么孱弱。
最后生产队决定不要。
其实，这并不是生产队能决定的，肯定是上面发生了什么变化。
那一年，不要说我们生产队，就是全大队、全公社、全县乃至全省，也没有再来过插队的上海知青。
在边境插队的，就只有69年和70年两批，我们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了。
那天晚上开完会，轮到我站岗，看见另外两个武装民兵背着枪出去。
他们上哪里执行任务去？给连部烧水的老贾不回答我，还让我不要再问。
事后我才知道，是大队书记郭木森派给他们一个秘密任务：抓连长。
民兵连部的会议室，有一个秘密的地道口。
郭木森站在会议室里，觉得地道里有声音，“是谁？”他发问。
可是地道里却没了动静。
郭木森马上联想到民兵连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程兴与大队出纳黄小梅，早就耳闻他俩有点那个事，莫非他们钻在地道里去苟且了？
于是他守住地道口，让烧水的老贾叫两个武装民兵来，拿着枪到地道里去抓人。
他果然猜得不错，一会儿，两个武装民兵押着程兴和黄小梅从地道里出来。
早上，公社武装部通知民兵连机枪手到城关集合去验枪。
我去取机枪时，有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他躺在炕上，一双不安的眼睛看到我，叫了我一声。
平时这个人待人挺客气的，那天不知怎么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我们备战深挖洞，结果他竟然利用地道，钻进去……
集合地点早就有三名解放军战士、一名公社武装部负责人等在那里。
我和拉腰子、黄旗营子另外两名机枪手到了后，坐上拖拉机朝西奔去，来到一个荒草丛生的靶子场，架好三挺机枪，目标是200米远的靶子。
指挥员给我们三个机枪手一人六发子弹，说明今天主要是验枪。
我沉着地压上子弹，按照要求，“哒、哒哒、哒哒哒！”从单发到连发，六发子弹从枪膛中射出，机枪的震动带动着我的心跳，子弹在空气中带着“啾――”的尖啸声。
我的成绩是六发五中，分别是“九八七六五”环。
而拉腰子的一挺机枪卡壳，黄旗营子的一挺机枪不能打。
指挥员表扬我的机枪保养得最好，然后将那两挺机枪调整后，又发给我们每人各30发子弹。这一下真过瘾，只听见一阵连续激烈的枪声后，三挺机枪都冒着青烟，散发着火药味，前面的靶子早就被打烂了。
回来的路上，我抱着滚烫的机枪，唱起了歌。
到了连部，我又故意路过关押程兴的房间，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人了。
昨晚奉命下地道抓人的民兵告诉我，郭木森叫来公社武装部的人，先审那女的，确认他们不过是你情我愿的男女关系后，当场放走女的，然后让程兴也回家了。
程兴和黄小梅出了这档子事，在大队待不下去，先后离开大队，投奔到各自亲戚的村屯了。
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木森看上去越来越沉闷。
各生产队搞定额管理后，经常有队长去他那儿诉苦：比如取消了上山砍柴补贴，没人愿意去干；赶车的没有了超额工分，车老板也没人愿干；还有其它好多重活脏活累活，只要没有超额工分好拿，就没人愿干。
再加上副书记、连长和出纳员出事，他觉得现在农村的风气越来越不正，如果已经占到生产队劳力50％的200多个上海知青再出点什么事，马上就要开始的春耕不就乱了套吗？
郭木森是个党性极强的人，过了几天，他把大队四个知青点的头儿都找到连部，开口就说：“你们来了以后，农村发生了很多变化，老乡穿衣不再一律黑色了，开个会还唱起了歌，连喂马的青黑豆也拿来当菜吃了……”说到这里，他跟我们一起笑了起来。
然后他接着说：“将来农村面貌的改变，要靠你们青年人呀。你们都回去想想，可不可以每队组织一支青年突击队，先干起来！”
郭木森的意思，就是要让上海知青组织突击队，把没人干的活儿都接下来干，成为生产的顶梁柱。
这可能吗？
我没吱声，觉得要回去先和队长打招呼，再和知青商量，否则会显得太突兀，造成与其他社员的对立情绪。
48、逛县城 ＇本章字数：155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3 10：54：19。0＇
三月份，东北的积雪，开始白天化，晚上冻。
白天的道路，在渐渐化冻的雪水中变得泥泞不堪，这是东北最脏的季节。
俗话说：“小麦播在冰上”，拖拉机拉着播种机，开始下地，把麦籽播在浅表已经松散的冻土上。
探亲的知青开始陆续回来。
每当三两结伙的知青回来，都会引起知青点一片惊喜的大呼小叫。
他们从上海带来好多吃的：大白免糖、花生牛轧糖、椰子糖、话梅糖、酱油肉、香肠、肉松、鱼松、麦乳精、炒麦粉、奶粉，还有各种腌制海产品……
有给自己带的，有带给老乡的，还有给其他知青带的……
插队干部老邵也回来了，见到我说：“在上海时，你父亲和我说起你，谈了许多，话语中好像一直在担心你，说你有鲁莽的闯劲、冲动的义气。”
老邵很奇怪：“你父亲口中的你，怎么和我看到的你，完全不像是一个人？”
真的不是了。
在我父亲被隔离审查的一年里，我就已经完全变了。父亲隔离审查结束后直接去了五七干校，他还没来得及发现我的这种巨大变化。
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那是在什么样的环境压力之下，我发生了性格上的巨变。
我淡淡一笑，对老邵说：“这说明本性是不难移的。”
老邵不解地，但是和蔼地看着我笑了。
施卫疆走后，我要上县城把他今年被扣下来的口粮卖掉，然后把卖粮的钱和粮票都给施卫疆。
早上，我坐马车，花了五个多小时，行60多里，来到了县城。
卖好粮，先去施卫疆那里把钱和粮票结了，然后他陪我上街采购：昊宇的小提琴弦、云龙的棉胶鞋、肖明的锁和钥圈小刀、知青点炮仗炉的水龙头橡皮垫……
从这个商店到那个商店，眼里所见的是花花绿绿的柜台，耳里钻进的是喧闹的喊叫声，鼻里总是有一股闷在箱子里的那种味道，我感到头晕了。
下乡十个多月，还是第一次用这么长的时间泡在商店里。
我像傻子一样跟在施卫疆后面，完成了各种代购任务，背着鼓鼓的书包，终于逃出商店，走在灿烂的阳光下和清新的空气里。
不想再耽误施卫疆的工作，我说自己一个人去逛逛，来到了县城的客运站。
客运站里人不多，我在候车的椅子上睡了一觉，直到别人把我叫醒：“你去哪儿？”我才舒服地伸了伸走酸了的腿，说了句“我哪儿也不去”把那人支走了。
出客运站，我向黑龙江边的那条路走去。县城不大，三四万人，横竖加起来也不过七八条大马路。江边这条路最有特色，街两边保留着很多俄罗斯的木刻楞房。
我来到江边，只见我方江堤上有一块大石碑，刻着毛主席手写体：“小小环球，有几只蝇碰壁，嗡嗡叫……”正对着老毛子。
对岸毛毛子那儿，一座座厂房吐着黑烟，被北风吹得直往地上降，一排排高大欧式的房子躲在江边岗楼的后面。
冰封的江面上，有一条临时的车道在冰上直通江心。四辆马车正向江心走去，十几个人在江心不知忙乎着什么。
江堤上，三个老汉津津有味地说着话。
一个用手指着对岸一片黄颜色的房子说：“那点房子还是我们中国造的呢。”
“哪儿……？”
“靠近树林那儿。”他仔细地告诉了那位发问的老汉后，又说：“那大架子还是中国的呢！以前在卡伦山那儿的。”
我吃惊地看看那大架子，有两个上海国际饭店那么高，是苏联的电视广播发射塔。
“他们在江心干啥呢？”我终于等到他们停下对话，问了他们一句。
老汉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反问：“你问什么？”
我用手指了指江心的人。
老汉回答：“喔，他们是在淘金，黑龙江里有金子呀。”
这时，江对岸高音喇叭里传来唔哩嘛哩的声音，是一个男声在唱歌；突然，又变成了一个女声的尖调。
三个老汉听到对岸的喇叭声，觉得太吵，转过身走了。
“总有一天要打起来的，江对岸的屯子总要归还中国的。”我听见其中一个老汉边走边向另两个这样说。
江堤上，留下了我一个。
我仔细看对岸，有人在江边走动，还有大卡车来来往往。
我脑子里响起了一首歌：“……同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清晨共听雄鸡高唱……”
尽管这歌唱的是中国南疆，是与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但北疆两国友好时，这情这景不也差不多吗？
唉，原本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却成了这样，可惜呀！
49、知青改编 ＇本章字数：1348 最新更新时间：20130124 08：43：48。0＇
落下了春天的第一场雨。
土地被浇醒了，除了小麦，大田其它农作物的备耕也开始紧张进行。
那时候，时兴“抓革命，促生产”，大队又召开“一打三反”班子会议。
已经一年了，大队的这个运动经过了三起三落，每次都没有什么结局，却弄得社员相互矛盾，群众有气，骨干怨气，领导泄气。
知青点在哲学小组学习《实践论》后得出结论：由于对生产队过去的情况不了解，我们不参与写大字报。其实，是知青对这种运动已经没有兴趣。
这话可不敢对外面说，只是几个知青学习骨干的私下议论。
大家讨论到大队党支部书记要求组织青年突击队的事时，也感到有点为难：我们是知青点，又怎么去组织必须包括当地青年的青年突击队呢？
大家对我说：你不是团员，这事让团支部去组织吧，作为知青点负责人，你还是对知青点的组织形式谈谈建议。
王雄涛经历过大罕公路，曾任其中一个排的排长，十分怀念那段生活。他提出把知青点领导班子改成班排编制。
大家进行了热烈讨论，通过了这个建议。
以后知青点就叫知青排，排下面设女知青一个班、男知青两个班，后勤一个班；除了后勤班长任命外，各班选出正副班长；正班长参加排委会。
插队干部听了以后也表示支持。
经过选举，排委会选我担任排长、王雄涛和李晶霞担任副排长。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以前积存下来的一堆困难。
是陷在这些困难中，光喊着“这样下去不行”呢，还是用我们每个人的力量去一个又一个地克服？
知青分班讨论时，一班提了四点倡议：
一、表扬先进，帮助后进，开展斗私批修。
二、服从命令听指挥，反对自由主义，开展文娱活动。
三、整理好个人内务，管理好个人生活。
四、帮助食堂做事，参与集体劳动。
知青点的黑板报刊出了他们对大家的倡议。
排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