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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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俑头失盗的原秦俑考古队队长×××的直接责任于不顾，滥用权力，借助社会上
不明前后两个考古队真相的错觉，巧妙地移花接木，撤销了同此案毫无牵连的我的
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取消两年领队资格。这既推卸了自己按文件早应追查的逾期
不交的责任，也庇护了关系网上的责任者。”当王学理一口气说完这番话时，脸涨
得通红。显然他开始稳不住阵角而内心激动起来了。
“我看过文物局下发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但对您说的前后两个考古队的
真相和巧妙地移花接木等不明白，希望您能对此解释一下。”我说。
王学理从材料堆里找出一份复制的1985 年第66 号文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
圈划着：
一号坑内已展出的五个方内全部出土文物（包括南北展室的全部文物），由原
考古队移交给秦俑馆，未修复的秦俑由秦俑馆负责修复、复位及五个方的安全、卫
生工作。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交、马秀青接，限年底以前完成……
原考古队将所有文字照片资料一式三份分别交给秦俑馆、省文管会和现秦陵考
古队，该项工作由杭德洲牵头，限年底以前完成……逾期不交者要追查责任。
如果按此种圈划法，把所有带圈的文字排列起来，就成为：
“全部出土文物，原考古队移交，由杭德洲牵头。
原考古队分别交，不交者要追查责任。”王学理放下铅笔，望着我的脸：“这
下你该弄明白了吧，原考古队发掘的这批文物的交接双方是在它同秦俑馆之间进行，
可以说是有单位、有人、有时间、有责任。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同陕西省考古所无关，
同秦陵考古队无涉，也自然同我王学理本人毫无牵连，当然我也就不负什么责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 1986 年7 月2 日，在省文物局一位领导的办公室里，杭德
洲问我：‘省文物局叫把以前的文物交给秦俑馆，你说咋办？’我回答：‘由你交
文物是早有规定的，还是按局里的文件办。’杭德洲说他工作忙，要屈鸿钧协助，
并令我通知屈，我说我不能通知他，由你同他商量，他如果愿意协助你，只要他给
我说一声，就算是把人交给了你。当屈告知我时，我说这不是咱队上的安排，你听
老杭的吧。因为他们没有陶俑底数，不是照册清点，而是临时见俑登记，并从登记
到同秦俑馆交涉，以至于一件件的点交，都是由杭德洲同屈鸿钧经手的，我并没有
参入和闻知，当然不能说我有工作上的责任。何况原秦俑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的这
批文物没有按时交付，从1985年11 月29 日文件下达到1986 年12 月2 日，拖
期长达一年之久不见移交。
在这期间，文物局没有任何文件或是口头通知委托现秦陵考古队代管。别说他
们之间一年之久不交，就是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不交接，都与我毫无关系。
因此，我没有事实上的责任。至于杂品库内存放的将军俑头，我王学理压根就
不知道。一号坑在第一次发掘时，共出土四个将军俑，但原考古队向秦俑馆移交时，
却少交一个将军俑头，并将其擅自藏匿于现考古队的杂品库内，因为在1985 年11
月7 日，柴忠言（原考古队修复人员）把钥匙交给屈鸿钧时，其中是放杂物的一间
普通房子，里面除两盘钢筋，九根半钢管、十多块杂木板、一个木案子，还有其它
一点杂物外，并没有任何文物。有这两人移交签字的清册可证，而掌管钥匙后的屈
鸿钩从来没对我说过里面有俑头。既然我不知道，当然也就不负法律的、事实的和
工作上的责任。这一切责任应当归于把贵重文物不交，并乱塞于杂品库中的原考古
队杭德洲同志，可文物局不但对此不予追究，反而责诸于人，企图不是昭然若揭吗？
将军俑头案发后，有人向公安机关建议将我王学理逮捕，但临潼县公安局却明确表
示：只要发案时本人不在，就没有直接责任，因此也就不能逮捕。1987 年2 月17
日，杂品库内的将军俑头被盗时，正值我在北京参加《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的编写
会议，在2 月13 日去北京前，我曾三次委托主管考古队安全的刘占成负责工作，
并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汇报过， 25 日晚从北京返回西安后，得知杂品库门被撬，
26 日赶到工地后摸清了情况并及时向省文物局和临潼县公安局报案，这一切足以
说明，我非但没有事故责任，而且是有文物责任感的，作为邻居，我是尽到了道义
上的责任的，因为这是邻居家中失盗，并非秦陵考古队失盗，由我主管的秦陵考古
队文物库房和发掘现场，文物是清楚的，有安全保障的，并没有发生任何失窃事故。
至于发生在1986 年7 月和1987年3 月20 日的两次一号大厅后部武士俑头被盗事
件，责任者很明确，前者是原考古队在移交过程中丢失的，后者是秦俑馆接收后丢
失的，两个俑头各有属主，均未交秦陵考古队代管。而1987 年2 月17 日被盗的
将军俑头则是原考古队该交而不交的私藏之物，理应追究其栽赃之过，怎能说是秦
陵考古队连续被盗呢？三个俑头的连续被盗，恰恰反映了文物局主管领导的官僚主
义和原考古队的管理混乱。舍此，别无他责。
“我王学理主管的经过重新组建的秦始皇陵考古队，辟有专用文物库房，新购
有六个铁皮文物柜子，还有一系列安全措施。新发掘的五个探方，对出土的文物及
时入库，库有登记，发掘现场又无文物差错。就原考古队掘的前五个探方文物及整
个安全问题，我曾多次给省文物局呈送过报告，并进行过不只一次的敦促，可说是
尽到了道义上的责任，但可惜没有引起文物局领导人的足够重视。
“早在1985 年66 号文件下达后，我就给局领导谈过这批文物的安全事宜，
当时得到的批示是：马上就移交，你们应做好新的发掘工作。
“1986 年6 月29 日之后，我曾多次报请确定考古队保卫关系，时至俑头被
盗三个月后才口头答复，整整拖期一年的时间。
“1986 年7 月24 日，省文物局一位领导人关于未移交陶俑人坑问题来到考
古工地，当时我阐明了局文件规定的责任范围，也没有接受放俑的任务。
按理说，应引起局领导人关于拖期文物安全的关注和重视。可惜的是，领导者
事发前麻痹不仁，事发后凭权推诿。
“1986 年11 月19 日之后，就个人占有文物、拒绝入库问题，我向局报告
并多次催促尽快解决，直至将军俑头被盗过后四个月还迟迟未得到落实，从我报告
之日起又整整拖了八个月之久！两相对比，谁有功，谁有罪这不是很清楚吗？说穿
了，这次将军俑头被盗事件我只不过是当了个替罪羊而已，我相信这个冤案总有一
天要平反的……”“请问您在取消考古队院内经常性的昼夜值班制度、撤消值班人
员时是怎样考虑的？”未等王学理把话全部讲完，我又提出了这个关键性的敏感问
题。
“我没有取消值班制度，更没有撤消值班人员，您的提问使我感到茫然。”他
答。
“那……”我没有说出我所看到和听到的信息，但王学理分明已经已窥知了我
的心情，他在猛喝了一口茶水之后，再次解释起来：
“1985 年我接手工作后，鉴于人浮于事，在7 月3 日召开的干部会上，就临
时工做了明确的安排，干部也有了具体分工，同时加强了值班制度和人员的管理。
在一号大厅内共安排9 人值班，日值班5 人，夜班4 人，每班2 人，日夜轮流，并
由业务干部刘占成负责保卫工作。在生活区安排值班3 人，另有2 人作杂工并随时
顶替，由业务干部鱼龙负责管理。
“1985 年11 月8 日，根据文物局及考古所关于人员整顿，确定放假的指示
精神，我在学员大会上明确宣布：大厅留值班人员8 人，生活区留2 人值班，由刘
占成同志管理安全保卫和统工工作。至1986 年2 月5 日，在安排春节值班期间，
确定大厅的8 人不变，生活区增加到3 人。3 月下旬，由于考古队即将进行发掘工
作，根据新的情况我作了周密的安排。原来考古队的院子是向外开通的，游人可随
便穿过，所以派人值班。而自从春节后有武警中队驻进秦俑馆，我亲自跑材料、找
人员在营房同考古队间修筑了一道隔墙，并请人焊接了两付铁栅门安上，规定晚上
11 点锁门。从此，考古队有了自1974 年发掘以来一直未有的独立的大院。这期
间，我多次拜访武警中队，加强联系，以取得事实上的支持。
“将军俑头被盗前夕，我在安排春节值班时，明确指出责任范围仍是大厅和生
活区，带班干部是家住考古队院内的刘占成同志，在我去北京前夕，就考古队工作
先后给刘占成安排过三次，令其负责队里的工作。刘占成满口答应，一再说：你放
心地走，队里有我呢！就在我去北京时，将文物库房的钥匙交给了刘占成。这一安
排在2 月10 日，我曾向考古所石兴邦所长作过汇报。事实上，在我离开工地未赴
北京期间，刘占成已开始主持队上的工作了。
“当将军俑头案发后，刘占成竟置事实于不顾，强词夺理说：石所长没叫他负
责考古队工作，考古队也没有安排春节后值班，开工后值班制度是自然取消的云云。
当我拿出记录后，他又说他只负责大厅的安全保卫工作。而偏偏不久大厅后部又丢
失了武士俑头，这时刘占成怕承担责任，便又对前来工地调查的工作组说他只负责
大厅前边的发掘，大厅后边是王学理主管，将责任无辜地推到我的头上。更令人奇
怪的是，在春节放假期间、干部未归的情况下，作为副队长的我给刘占成交待了工
作，文物局调查组则认为不算数，两人为啥不签字。而刘占成在案发后为逃避责任，
竟编造出王学理只让他招呼大厅的假话。对这种话，我们的文物局不但予以相信，
并且形诸于文件，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领导机关的文件还有什么严肃性可
言？
“我认为，连续发生俑头被盗的事件，正像主管陕西省文博考古事业的副省长
孙达人在省文物局的报告上所批示的那样：秦将军俑头的丢失，反映了你局、所严
重的失职和渎职。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俑头被盗事件的发生，也是原秦俑考古队某
领导人的过失。客观地实事求是他说，我非但没有直接领导责任，连间接责任也没
有。要说有责任的话，也只能是邻居失盗我没有看见和没有听见的责任……”时间
在沉闷、激昂、忧郁、伤感的极为复杂多变的氛围中飞快地流逝，我借王学理先生
再度掀动杯盖喝水的空隙提出辞别。当我站起身时，又禁不住看了一眼那堆倾注了
申诉者心血和精力的材料，摇摇头，没有说话。王学理先生似乎已明白了我的心理，
在送我下楼的同时作着最后的解释：“想我王学理已年届五十，正当拼搏、报效国
家而取得成果之时，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身心受到严重创伤。我数次不懈地申诉
的目的，就是要求我们的党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