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的军团--秦始皇陵兵马俑发现之谜-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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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跌宕，滚滚前涌。

　　　　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强悍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家
雄主，同样为争夺霸权而拼杀搏击，逐鹿中原。黄色的土地上，到处大军云集、鼓
号震天，戈矛并举、刀剑迸击，车骑交错、战马嘶鸣。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巨大、
兵车之众多，远非西方战场所能比。交战双方投入军队的数量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急
剧增多，几乎每一场交锋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众；战争的方式也由车战、阵战的
直接对抗逐渐演变为以步、骑、弩兵为主的野战和赋予多种变化艺术的包围战。著
名的秦赵“长平之役”，两军从公元前262　年一直拼杀到公元前260　年，结果是赵
国40　　万大军降卒被坑杀，秦国军队也伤亡过半。无数将士惨死沙场，流淌的热血
荡涤着中原。

　　　　历史的动荡急需一位铁血人物站出来，用超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武力完成统一。
秦始皇正是顺应这历史潮流的发展挺身而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御宇内”以
叱咤风云的盖世雄威，席卷天下荡平六国，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公元前237　年，秦始皇亲政并以他的机智与果敢粉碎了吕不韦和■■集团，稍
试锋芒后，便开始实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年，呈现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略主张：一是吕不韦之后继
任丞相的李斯“先取韩”的战略，另一种是大思想家韩非“举赵、亡韩、臣楚魏、
亲齐燕”的战略。李斯的主张体现了先弱后强的作战方针，而韩非的主张则体现了
先强后弱、远交近攻的战略布署。

　　　　李斯与韩非虽系同学，一旦发生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利害冲突时，相亲变为
相互残杀，便无法避免，这是人类天性中的弱点所决定的。既然冲突已经出现，残
杀也已成必然，李斯联合重臣姚贾先发制人，在秦始皇面前分析了韩非的战略方针
无非是“存韩”和“谋弱秦”。因为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人虽在秦，其心向韩，
故不让讨伐韩国而攻赵。不如极早杀掉以绝后患。秦始皇为李斯所言而动心，下令
将韩非关进监狱听候发落。

　　　　既然冲突已经开始，就要制敌于死地，否则后患无穷。深知权术之道的李斯不
会放过这个契机，他以毒药将韩非致死而取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

　　　　韩非既死，李斯又倍受秦始皇宠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战争的形势和六国
的格局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缺乏战略头脑和眼光，
此时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战方针行动了。

　　　　然而，秦始皇没有行动。他开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确估计和判别敌我双方的
力量，以及韩非与李斯两种不同方针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军事力量比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要强大，若
单个较量，秦军无疑占绝对优势。但是，秦国面临的是关东六国的敌人，若以秦国
兵力对六国总兵力，优势则归对方。灭六国不能四面出击，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
无疑是正确和明智的。要想各个击破，就必须防止诸侯合纵。六国中，韩国最弱、
赵国最强，如按李斯的战略方针，“先取韩以恐他国”，就很可能再“恐”出一个
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的强大势力。公元前241　年、赵将庞■统帅赵、楚、魏、燕、
韩五国之师合纵伐秦，就是以赵国为首联合起来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再蹈
复辙。韩非的主张无疑是为先打破诸侯合纵考虑的，是一种新的形势下战略目标的
发展与转移。“举赵”以击其头，使六国群龙无首，同时“亲齐燕”以断其身，合
纵难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才智，不顾李斯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采用韩
非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举赵亡韩。作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赵国的具有重大军事
战略意义的抉择。

　　　　公元前236　年，秦始皇派名将王翦、杨端、桓■率30　　万大军进攻赵国。

　　　　当时赵国大将庞■正率兵与燕国交战，秦军乘虚而入，占领了上党郡及河间地
区。第二年，秦军又攻下平阳、武城。赵国军队阵亡十余万，大将扈辄死于乱军中。
公元前233　年，秦军又一举攻下了赵国的赤丽、宜安，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在旦
夕，急从北方调回正在防御匈奴的名将李牧。李牧所率军队为赵国的精锐之师，从
北方返回后，士气高昂，锐气逼人。李牧以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将士和秦军在邯郸
城外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是秦军遭到了攻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指挥战斗的主将
桓■由于战败而畏罪潜逃燕国。第二年，秦国大军再次进攻赵国，又被李牧指挥军
队击退。

　　　　尽管秦军兵败，但赵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祸不单行，公元前230　年赵国又出
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战争的消耗，灾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时的赵国已成
强弩之末，灭亡之日为期不远了。

　　　　赵国自身难保，联纵已不可能。趁此良机，秦始皇派兵一举将小小的韩国拿下，
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

　　　　李牧尽管两次大败秦军，但未能挽救赵国灭亡的危局。公元前229　年，秦军大
将王翦、杨端兵分两路扑向赵国。久经沙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死抵抗。
两军进行了数百次厮杀，均遭巨大伤亡。将士血染战袍，尸骨遍地，苦苦搏击一年
之久未分胜负。秦始皇亲临现场观战，以鼓舞壮士不惜全力拿下邯郸。与此同时，
他采用尉缭“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郭开贪利而向赵
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谋叛乱，只守不攻，作战不利。不辨真伪的赵王立即派赵葱、
颜聚去取代李牧、司马尚的兵权，李牧深知赵葱、颜聚皆非将才，绝不是秦国名将
王翦的对手，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李牧以国家存亡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
兵权。赵王与郭开密谋派人将李牧抓获并处以死刑，司马尚被免职关入大牢。可惜
李牧忠诚一世，壮志未酬，没有战死沙场，却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赵军军心大乱，结果秦军不到3　个月，便攻克邯郸。赵国从此不再
存在。

　　　　强大的赵国一旦灭亡，弱小的魏国和燕国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改变。尽管不乏有
荆轲那样的壮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摆脱国破家亡的结局。两国随着
赵国的灭亡，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必须正确驾驭和把握时势，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四国吞灭，秦国面临的敌人便是齐、楚。很明显，这两国的实力，楚远比齐强
大，而秦与齐和亲修好40　　余载，和楚数次结怨。面对齐、楚两国的不同局势，如
何确定征讨战略方针？

　　　　当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之时，听到的多是先攻齐，再伐楚的战略理论。

　　　　这实则是李斯“先弱后强”作战方针的延续。

　　　　秦始皇依然没有这样做。他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齐国虽弱，但有相当的军事实
力。如若先攻齐，免不了还要和强楚进行一次恶战。同时还要遭到齐、楚合纵的威
胁。若先灭楚，可使齐秦之交不破，齐楚合纵不成。一旦楚国灭亡，齐国不战而降。

　　　　于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方针。公元前225　年，
秦始皇派大将李信率20　　万秦兵伐楚，因年轻气盛的李信过分轻敌，秦军遭到惨败，
退回秦国。

　　　　公元前224　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领60　　万大军出征伐楚。当秦军压入楚境时，
楚国名将项燕立即调动国内全部兵力迎战。王翦吸取了李信兵败的教训，坚守营盘
而不出战，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才下令出击。60万大军洪水般冲入敌
阵，此时的楚军已失去戒备之心，猝不及防，而被秦军一举击溃。楚国名将项燕也
战死于乱军中。不久，秦军攻下楚都寿春，楚国被吞灭。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国一灭，齐国已成瓮中之鳖，被王翦的大军一触即溃，齐
亡。

　　　　齐楚征战，在显示了秦始皇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使用将领
的失误和弱点。但他的失误和本身具有的弱点，没有妨碍他伟业的建立。至公元前
221　年，关东六国在秦军15　　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为期几百年的割据
混乱局面结束，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六国灭亡、中原统一，并未标志着秦军的征战已经结束。因为此时中原
北部的情形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匈奴人由弱到强，趁秦灭六国的机会，单于头曼
率匈奴大军南下，攻占了河套黄河以南的地区。秦都咸阳面临严重威胁。“亡秦者
必胡”的议论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同时，地处五岭之南的“百越”陆梁人，对秦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也造成威
胁和困扰。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国，就势必要对这两股军事力量给予打
击。

　　　　问题出现了。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匈奴人，慓悍强壮，以战征之，难攻难守。
而“百越”虽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但部族分散，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攻取较
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面对新的局势，秦始皇毅然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了先弱后强，先远后近的征
战方针。这实则是15　　年前李斯等人战略思想的复活，秦始皇终于在历史发展进程
的今天付诸实施了。

　　　　50　　万秦军兵分五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百越”战场上，很快占领了
这块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打通了。

　　　　随着对“百越”战争的胜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30　　万大军攻击匈奴，
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结果匈奴退却700　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
敢弯弓而抱怨”。

　　　　在历史的跑道上

　　　　19　　世纪后半叶，著名的《进化论》作者达尔文，提出了现存灵长类中最接近
人类的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生息地点为非洲，因此认为人类发祥地可能在非洲。于是
他提出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

　　　　然而，随着1892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上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和1929年在中
国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头盖骨，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受到了挑战。

　　　　这种被认为最早的直立人阶段的骨化石陆续在亚洲发现，并且在亚洲也生息过
诸如猩猩、长臂猿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加之从地理位置上看，亚洲又正是处于人类
生息的世界各大陆的中心位置，围而，许多人类学家以实物和推理两重理论，提出
了和达尔文不同的人类起源于亚洲的学说。

　　　　正在这种学说逐步得到一致认定的时候，　20　世纪30　　年代，考古学家又在南
非、东非一些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比爪哇和北京人（距今一百万至五十万年）更早的
南猿人阶段的骨化石和石器（距今三百万至一百万年）。于是，有人又想起了达尔
文，再次力主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学说。但这种学说维持了不久，考古学家又在印度
北部的西瓦立克山、亚洲巴基斯坦、中国云南发现了比南猿人更早的拉玛古猿化石
（距今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