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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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殊无取义，去之。夫无其文而有其说，不亦凭虚亡是者耶？
习凿齿之撰《汉晋春秋》，以魏为伪国者，此盖定邪正之途，明顺逆之理耳。而檀道鸾称其当桓氏执政，故撰此书，欲以绝彼瞻乌，防兹逐鹿。历观古之学
士，为文以讽其上者多矣。若齐冏一作“赵”。失德，《豪士》于焉作赋；贾后无道，《女史》由其一作“之”。献箴。斯皆短什小篇，可率尔此二字一作“俯”
字。而就也。借讽之作，只有短篇，从无巨帙。安有变三国之体统，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传诸千载，而藉以权济物议，此六字旧作“藉其权以济物”。取
诫当时。岂非劳而无功，博而非要，与夫班彪《王命》，一向异乎？《王命论》亦止一篇，非如习书大部也。求之人情，理不当尔。理不当然也。或讹“尔”作
“耳”，非。
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收云：鸿世仕江左，故不录司马、刘、萧之书；又恐识者尤之，未敢
出行于外。以上并收语，见鸿本传。案于时中原乏主，海内横流，逖彼东南，更平。为正朔。适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终不能别有异同，忤非其议。安得以伪
或作“魏”。书无录，而犹罪归彦鸾者乎？且必以崔氏祖宦一作“官”。吴朝，故情私南国；必如是，则其先徙居广固，委质慕容，何得书彼南燕，而与群胡并
列！爱憎之道，岂若是邪？且观鸿书之纪纲，皆以晋为主，亦犹班《书》之载吴、项，必系汉年；陈《志》之述孙、刘，皆宗魏世。何止独遗其事，不取其书而
已哉！但伯起躬为《魏史》，传列《岛夷》，不欲使中国著书，推崇江表，所以辄假言崔志，用纾魏羞。追出诃鸿心曲。且东晋之书，宋、齐一脱此四字，之史，
考其所载，几三百篇，而伪邦坟籍，仅盈百卷。若使收矫鸿之失，南北混书，斯则四分有三，事归江外。
非唯肥瘠非类，众寡不均；兼以东南国史，皆须纪传区别，兹又体统不纯，难为编次者矣。收之矫妄，其可尽言乎！
于是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出自胸怀，枉申探赜；此云探赜，贴论史者说。或妄加向背，辄有异同。而流俗腐儒，后来末学，习其狂狷，成其诖
误，自谓见所未见，闻所未冈，铭诸舌端，以为口实。唯智者不惑，无所疑焉。
卷八模拟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故列御寇之言理也，则凭李叟；扬子云之草《玄》也，全师孔公。符朗《晋书》作“苻朗”。则比迹于庄周，范晔则参踪于贾谊。
况史臣注记，其言浩博，若不仰范前哲，何以贻厥后来？盖模拟之体，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异，二曰貌异而心同。
何以言之？盖古者列国命官，卿与大夫为别。必于国史所记，则卿亦呼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当秦有天下，地广殷、周，变诸侯为帝王，目宰辅为丞
相。而谯周撰《古史考》，一脱“考”字。思欲摈抑马《记》，师仿孔《经》。其书李斯之弃市也，乃云“秦杀集内“杀”多作“煞”。其大夫李斯”。夫一脱
此三字。以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拟《春秋》，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当春秋之世，列国甚多，每书他邦，皆显其号，至于鲁国，直云我而已。
如金行握纪，海内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无彼此之异，而干宝撰《晋纪》，至于天子之葬，必云“葬我某皇帝”。且或作“但”。疑当作“时”。无二君，
何我之有？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狄灭二国，君死城屠；齐桓行霸，兴亡继绝。《左传》云：“邢迁如归，卫国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旧物也。如孙皓暴虐，人不聊生，晋师是讨，后予
相怨。而于宝《晋纪》云：“吴国既灭，江外忘亡。”岂江外安一作“被”。
典午之善政，同归命之未灭乎？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春秋诸国，皆用夏正；原音：征。鲁以行一作“用”。天子礼乐，故独用周家正朔。至如书“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则鲁君之年，月则周王之月。
原注：考《竹书纪年》始达此义。而自古说《春秋》者，皆妄为解释也。如曹、马受命，躬为帝王，非是以诸侯守藩，行天子班历。而孙盛《魏》、《晋》
二《阳秋》，每书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编帝纪，而月又列帝名。以此而拟《春秋》，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五始所作，是曰《春秋》；三《传》并兴，各释经义。如《公羊传》屡云：“何以书？记某旧作“其”。事也。”此则先引《经》语，而继以释辞，势使之
然，非史体也。如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夫事无他议，言从己出，辄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邪？以此而拟《公羊》，
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且《史》、《汉》每于列传首书人名字，至传内有呼字处，则于传首不据文义刊正，旧作“已”。非，详。如《汉书。李陵传》称陇西任立政，此下当有
“至匈奴招陵”五字，脱简也。“陵字立政曰：“少公，归易耳。’夫上下不言立政之字，而辄言“字立政曰少公”者，此省文，从可知也。至令狐德棻《周书
》于《伊娄穆传》首云“伊娄穆字奴干”，既而续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仪同面向我也。”夫上书其字，而下复曰字，岂是事从简易，文去重复者邪？以此而
拟《汉书》，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
昔一本误多“谢承”二字。《家语》有云：“苍梧人娶妻而美，以让其兄，虽一多“则”字，一多“其”字。为让，非让道也。”又扬子《法言》曰：“士
一脱“士”字。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质非也。如向之诸子，所拟古作，其殆苍梧之让，姓孔一有“而”字。字仲尼者欤？盖语曰：世异则事异，事异
则备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一作“民”。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世之述者，锐志于恐“矜”
字之讹。奇，喜编次古文，撰叙今事，而一无“而”字。巍然自谓《五经》再生，《三史》重出，多见其无识者矣。
惟夫明识之士则不然。何则？其所拟者非如图画之写真，熔铸之象物，以此而似也。一作“彼”。其所以为似者，取其道木相会，义理玄一作“互”。
同，若斯而已。亦犹孔父贱为匹夫，栖皇旧作“惶”。放逐，而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处南面之尊，然后谓之连类者哉！
盖《左氏》为书，叙事之最。自晋已降，景慕者多，有类效颦，弥益其丑。然求诸偶中，亦可言焉。盖君父见害，臣子所耻，义当略说，不忍斥言。
故《左传》叙恒公在齐遇害，而云“彭生乘公，公旧脱一“公”字。薨于车”。
桓十八。如干宝《晋纪》叙愍帝殁于平阳，而云：“晋人见者多哭，贼惧，帝崩。”以此而拟《左氏》，旧多“又”字。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钟议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至
裴子野《宋略》叙索虏临江，太子劭使力土排徐湛、二字疑衍。江湛僵仆，于是始与劭有隙。其后三年，肩旧衍“徐”字。江湛旧无“湛”字。
为元凶所杀事。以此而拟《左氏》，亦一作“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后互举，则观者自知。如《左传》上言羊斟，则下曰叔牂；一作“子减”，一止作“臧”，并误。前称子产，则次见国当作“曰”。
侨，其类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书桓玄，则下云旧误作“有”。敬道；后叙殷铁，则先著景仁。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左氏》与《论语》，忽添《论语》，是古文参错处。有叙人酬对，苟非烦词积句，但是往复唯诺而已，则连续而说，去其“对曰”、“问曰”等字。如裴
子野《宋略》云：李孝伯问张畅，“卿何姓？”曰“姓张。”“张长史乎？”以此而拟《左氏》、《论语》，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善人君子，四字通泛，恐有误。功业不书，见于应对，附彰其美。如《左传》称楚武王欲伐随，旧误作“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桓六。至
萧方等一脱“等”字。《三十国春秋》说朝廷闻慕容俊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在，其忧方大！”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夫将叙其事，必预张其本，弥缝混说，无取睠与“眷”通，回顾之义。
言。如《左传》称叔辄闻日蚀而哭，昭子曰：“子一脱“子”字。叔其将死乎？”秋八月，叔辄卒。昭二十一。至王劭《齐志》称张伯德梦山上挂丝，占者
曰：“其为幽州乎？”秋七月，拜为幽州刺史。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盖文虽缺略，理甚昭著，此丘明之体也。至如叙晋败于邲，先济者赏，而云：“上当作“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宣十二。夫不言攀舟恐脱
“扰”字。乱，以刃断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则读者自睹其事矣。至王劭《齐志》述高季式破敌于韩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归，槊血满袖。”夫不言
奋槊深入，击刺甚多，而但称“槊血满袖”，则闻者亦知其义矣。以此而拟《左氏》，又所谓貌异而心同也。
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盖貌异而心同者，模拟
之上也；貌同而心异者，摸拟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异，不尚貌异而心同者，何哉？盖鉴识不明，嗜爱多僻，悦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张之所以致讥于鲁
矣，有叶公好龙之喻也。袁山松云：“书之为难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
夫拟古而不类，此乃难之极者，何为独阙其目乎？呜呼！自子长以还，似皆未睹斯义。后来明达，其鉴之哉！
书事第二十九
昔荀悦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干宝之释五志也，“体国经野之言则书之，用兵征伐
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辞则书之，木力技艺殊异则书之。”干宝释语，不必与五志分贴。于是采二家之所议，征五志之
所取，盖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粗得于兹矣。然必谓故无遗恨，犹恐未尽者乎？今更广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叙沿革，二曰明罪恶，三曰旌怪异。何
者？礼仪用舍，节文升降则书之；君臣邪僻，国家丧乱则书之；幽明感应，祸福萌兆则书之。三科，以补五志也，亦不与后文关贴。于是以此三科，参诸五志，
则史氏所载，庶几无阙。求诸笔削，何莫由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