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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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俄国复仇战争的危险，外相林董也准备就悬而未决的问题与俄国谈判。俄国起初似乎不愿妥协，但当俄国寻求德国支持的前景变得暗淡时，圣彼得堡被迫在亚洲寻求和解。俄国与英国的关系改进了，而它的法国盟友希望稳定与日本的关系。俄国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转向东欧。谈判以第一个日俄协议结束，于1907年7月30日签字。协议再次保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以及在中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但在秘密条款中，日俄互相承认各自在北满和南满的势力范围。此外，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地位；而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的特殊利益。②到1909年，当美国国务卿菲兰德·C。诺克斯提出南满铁路中立化的建议时，日本和俄国的共同反对使它们更为接近。1910年7月的第二个日俄条约，认为两个国家有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各自在满洲的特殊范围。1911年4月，美、英、法、德组成一个财团向清政府提供贷款时，日本和俄国联合声明表示反对。结果组成了六国银行团。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亲密了。1912年7月8日签订的第三个日俄协议把内蒙分成两部，并承认日本和俄国各自在东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这样，英、法、俄、日以损害它们曾庄严保证要保护和支持的中国为代价，达成了相互间的协议。
同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由于西海岸对日本人的排外运动而紧张起来。美国加利福尼亚对华工门户开放的关闭，已经在1882年至1895年间由美国劳工组织者领导的种族主义的煽动而完成。①此后，同样的种族主义对准了日本人。1906年，加利福尼亚加紧实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赶出公立学校的法规。
为抗议中国人在美国所受的待遇，中国虽在1905年第一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抵制美货爱国运动，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订者们却从美日对抗中看到一个获利的机会。袁世凯首先抓住了这个机遇，他从1901年到1907年占据了李鸿章在天津的原职，然后成为北京的显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袁世凯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后的臣仆们，设法在晚清发展铁路、电报、矿山、新军和警察力量，包括与帝国主义列强的关系。②他们在满洲仿效20年前李鸿章在朝鲜的战略——开放该地区的对外贸易，这样给贸易大国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国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对日本或俄国的蚕食，这是一种门户开放战略。
不幸的是贸易大国的商业赶不上俄日对满洲的军事和经济侵入，所以袁世凯不得不回到竞争的战略上来，在中国主办下推动那里的铁路和其他事业。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国的财政援助。许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1905年，美国铁路大王E。H。哈里曼曾在东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议一个统一的环球的运输系统，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满铁路，但外相小村寿太郎从朴次茅斯归来，反对这项计划，因而计划遭到搁置。同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开始发展民事管理的改革。他和受过美国教育的部下、辽东巡抚①唐绍仪建议哈里曼投资铁路，与日本接管的俄国修建的南满铁路竞争。为了吸引资本，他们建议仿效帝国主义者，建立一个开发银行以获取美国和英国的贷款。他们的计划在年轻的国务院官员中迅速引起反响，这些官员怀疑日本对中国以及日本对美国贸易的意向。1907—1908年，中国官员积极推动中美联盟的设想，一个仲裁条约事实上已在谈判，而唐绍仪前往华盛顿企图解决中国开发满洲计划的美方投资问题。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达华盛顿时，他的希望已因现实政治而成为泡影。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意识到中国的软弱，现实地对待日本。作为对日本限制向美国移民的“君子协定”的回报，1908年11月30日的罗脱高平协定试图缓和美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两国认可太平洋地区的现状，同意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坚持中国的门户开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如果其中任何一项受到威胁，双方同意交换意见。在将条约通知北京时，东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与英、法、俄签订的条约。②虽然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强盛持有现实的看法，而且美国舰队在1908年访日时受到热情款待，但是美国对日本在满洲扩张的担心并没有结束，而且每个国家的海军领导人都把对方的舰队作为潜在的敌人。1907年日本海军的国防计划的中心，就是把美国作为日本的假想敌。①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管理根据朴次茅斯条约由俄国转让的铁路线，达到了向中国有效渗透的新水平。公司的首任总裁后藤新平以前曾担任台湾民政长官，他对满铁有雄心勃勃的计划。他把计划看作包括矿山、农业和工业的开发和运作以及铁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经济计划的中心。后藤认为用这种方法，日本将能协调其对满洲实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销由徐世昌和唐绍仪组织的中国开发事业的成果。满铁是按照日本商业法建立的一个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里。余额出售给日本和中国的投资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后期限结束前，没有任何中国人购买股份。由于中国人缺席，公司就这样全部归日本人所有。中国政府事后提出抗议，但已为时过晚。②在日俄战争之后转让给日本的关东租借地的管理机关，设在位于辽东半岛南端的小城旅顺。旅顺的阿瑟港在俄国占领下已发展成一个给人深刻印象的海军基地；乃木将军的部队围攻该港，是日俄战争中代价最为高昂的事件。然而它的港湾浅，日本海军在那里只保持有限的设施。关东租借地总督的权力仅仅涉及这一有限的地区。直到1919年，总督个人指挥那里的军队；当这个职位变成文职时，军队控制权传给统率关东军的将军。
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基地在大连。大连是深水港；在满铁管理下，该城迅速发展成东亚主要商港之一和满洲的门户。从那个基地出发，公司几乎像一个独立政府那样运作。最初管理铁路的授权不久就扩大了。俄国时代的宽轨距钢轨被标准轨距替换，一个野心勃勃的发展计划开始运转；而最新铁路技术，甚至连铁路枕木在内都是从美国进口的。由于与俄关系改善，沿南满铁路经哈尔滨，以及沿西伯利亚大铁路经伊尔库茨克的旅程，成为连接东亚和欧洲的最短路线。满铁从其土地征收的税款被增添到它的运营利润上，而大笔款项被用于从城市规划及道路、水和煤气管道建设到教育和研究活动的一切事业。满铁的中、小学的设备经常优于那些日本国内的学校，而满铁的满洲医学院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医学院之一。满铁的中国研究是另一项杰出成就；它集中于现状的研究，当时很少有学者这样做，从而为后来大量的日本研究现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著作奠定了真实的基础。①如上所述，日本政府为保护它在关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权益，建立了关东军。它的司令部设在旅顺，它的各分遣队驻在租借地以外。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每公里铁路线最多允许驻兵15名。这允许日本在和平时期有一个整陆军师团驻在满洲。这些部队很快成为日本渗入中国的先头部队。
这一系列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大量磨擦的根源，对此朴次茅斯条约的条款没有解决办法。中日关系在日俄战争前还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胜并殖民后，这种关系随围绕下列四个主要问题引起的冲突而迅速恶化。
第一，间岛地区：这个边境地区曾形成传统的、没有标记的中朝边界。到1905年11月，当日本把朝鲜变为保护国时，它派军队进入间岛地区，宣称拥有领土主权。然而后来日本把该地区让给中国，而这一地区朝鲜居民的权利则得到1909年9月关于间岛的中日条约承认。但随着日本在朝鲜推行殖民化，许多反对日本统治的朝鲜人迁到间岛，因而这一地区变成朝鲜反日运动的基地。
第二，安奉铁路问题：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曾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到沈阳修建一条窄轨铁路，作为通往北部前线的辅助线。1905年中日北京条约把这条铁路的管理权委托给日本。这条铁路与釜山新义州铁路连接将使它成为日本与欧洲间的最快路线，也是一条从朝鲜到满洲的军事供应线。为此，满铁试图把这条铁路换成标准轨距。中国强烈反对，因为条约中没有规定这种变换。日本最后在1909年夏发出最后通牒，强迫北京屈服后自行其是。
第三，煤矿：俄国已经开始开发南满铁路线附近的矿藏。日本接着开发沈阳以东40公里处的抚顺露天富矿。日本也经营鞍山以北的烟台①高质量无烟煤矿。因为所有这些煤矿离条约中提到的铁路地区很远，所以它们的经营没有条约基础或中国的允许；最后中国政府承认这种状态为既成事实。
第四，营口大石桥铁路：俄国原来曾经同意允许修建这条铁路作为临时措施，从营口港为中东铁路建设运送物资，并承诺在后者完工后拆除。因此中国要求日本拆除这条铁路。中国的真正目的是接收这条铁路，但日本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为南满铁路的支线。
所有这些冲突刺激了中日关系，而日本国力的上升激发了中国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学习日本国家生活现代化进程中的榜样，同时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员被唤起反对日本的扩张。②这反过来又使日本坚定其走向帝国的道路。同时，与美国达成妥协的努力正在导致1908年11月的《罗脱高平协定》。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内阁正式通过的外交政策计划，透露了日本坚持其在满洲权利的决心，并正式决定使关东租借地成为日本的永久财产。①① 所以理查德·斯托里为他1979年的著作选用书名为《日本与西方在亚洲的衰 落，1894—1943年》。关于这一节的一般环境，见马里乌斯· B。詹森： 日本 与中国：从战争到和平，1894—1972年》；又见乔舒亚·福格尔：《政治与汉 学：内藤湖南（1866—1934年）个案》。
① 见约瑟夫·弗莱彻：《剑桥中国史》第10卷第7章，《东北满洲的丧失》。又 见罗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满洲边疆》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 1章。
① 关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战争，见伊恩·尼什：《英日同盟：两个岛屿帝国的外交，1894年—1907年》；冈本俊平：《日本寡头政治集团与日俄战争》；约翰·A。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鹿岛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与日俄战争》。
② 秘密草约收入约翰·冯·A。麦克默里编：《1894—1919年与中国缔结或涉及中国的条约和协定》第1卷，第554页；怀特：《日俄战争的外交》第341页和韩德：《边防与门户开放》第159—161页讨论到这个草约，但对草约的效力表示怀疑。
③ 该条约的签字日期应是12月22日。——译者。
① 关于条约中心点和措词的含糊，见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1923年的英日关系研究》第70页，尼什断言“1911年条约基本上是消极的”。
②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第1卷，第280—281页。
① 韩德：《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和中国》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 交， 18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