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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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学识在其掌握、出版第一手资料方面，更不用提翻译，落后于中国和日本。最有用的最新指南，尤其是对没有入门的读者来说，是唐纳德·吉林和李允真（音）编的《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翻译书目，1918—1942年》。《现代中国文学通讯》的仔细观察认为，这个领域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学科。
直到大约10年以前，西方学识是由欧洲学者，特别是由已故雅罗斯拉夫·普鲁舍克教授领导的以布拉格为中心的学者领先（见其所著《抒情诗与叙事诗：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李欧梵编，1980年）。在美国，第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最初于1961年出版，现在已出修订第3版。刘绍明编辑并由夏志清写了新序的中译本，1979年在台北和香港出版。尽管这部书有政治偏见，仍然引起人们的兴趣。
西方的大多数著作和夏志清的全面论述不同，限于研究个别的作家。著名的五四作家中，有研究他们的著作出版的包括郭沫若（戴维·罗伊著）、徐志摩（西里尔·伯奇著）、郁达夫（安娜·多列扎洛娃著）、茅盾（玛丽安·加利克著）、丁玲（梅仪慈著）、周作人（戴维·波拉德著、欧内斯特·沃尔夫著）、巴金（奥尔加·兰著）、老舍（兰比尔·沃赫拉著），当然还有鲁迅（黄松康〔音〕著、伯塔·克雷布索娃著、威廉·莱尔著和哈里特·米尔斯著）。有几部重要的学位论文等待出版，其中有：盖洛德·梁（音）论徐志摩（伦敦东方与非洲研究学院）、迈克尔·伊根（多伦多大学）和弗兰克·凯利论叶圣陶（芝加哥大学）。史敬思的概述利用了这些和其他有关鲁迅、瞿秋白、徐志摩和丁玲的资料，见其所著《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最有用的西方新老学者的著作的例子见于默尔·戈德曼编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这部书包括了1974年夏哈佛会议和讨论会所产生的传记和文学研究著作。对西方关于中国文学的学识的中肯评价见迈克尔·戈茨的《西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批评性回顾》，载《现代中国》，2。3（1976年7月）。
传统上认为1917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至1917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林培瑞关于繁荣于20世纪第2个十年并继续到20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无疑是鲁迅。1936年他逝世以来，中国就有名副其实的研究鲁迅的传统。他随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奉为神圣，更进一步导致出版了数不清的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论文和书籍。在中国，鲁迅研究可以与“红学”相比：两者都经受住了“四人帮”，然后空前繁荣，有许多新组织的学会、研究团体和多得难以编目的出版物。论述鲁迅的日文著作也同样多。日本的主要学者已故竹内好的鲁迅传记已印行几版，正受到许多新的杰出作品的非难——尤其是伊藤虎丸和丸山昇的作品。
代表西方关于鲁迅的学识的著作有：早期的两篇学位论文（哈里特·米尔斯，哥伦比亚大学；威廉·舒尔茨，华盛顿大学）；许多欧洲学者的专题著作（黄松康〔音〕、伯塔·克雷布索娃）；多列扎洛娃、福克马、李欧梵、米尔斯撰写的收入戈德曼所编《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的论文；以及新近出版的威廉·莱尔的著作《鲁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些著作中很少能赶上已故夏济安的两篇创始性论文（《鲁迅与左翼作家联盟的解体》、《鲁迅作品中的黑暗势力面面观》，收入其《黑暗之门：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研究》），这两篇论文首次提出了这位“革命作家”比较阴郁和苦恼的方面。对鲁迅短篇小说最透彻的分析，是帕特里克·哈南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技巧》。查尔斯·艾伯英译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夫的《鲁迅及其先行者》；是苏联学识的一个例子。
尽管有所有这些辅助性的著作，对一个初学者来说，对鲁迅的最好入门书却可能是他自己的作品——戴乃迭和杨宪益英译的《鲁迅选集》（4卷）。威廉·莱尔现在正从事鲁迅全部小说的翻译。
中国和西方研究个别作家——尤其是鲁迅——的普遍学术倾向，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性。五四时代的作家，在吸引力和声望方面地位无疑空前重要。不过，在传记上和文学上仅仅集中注意力于一个作家，这对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不够的。正如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所编选集《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和中篇故事，1919—1949年》所表明的，这30年中的创造性作品数量很多，而且多种多样，尽管其风尚是现实主义的。
10 1927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文献学作品，是日本学者编著的，他们主要收录了台湾各档案机构保存的文件和主要定期刊物中刊载的论文。见德田教之：《中共党史有关资料目录》。这在蒲地典子等编《1953年以来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的条目是5。6。63。（也参阅条目5。6。64—70。）关于英文目录，虽则发表已经20年，见薛君度编：《中国共产主义运动，1921—1937年》。
为了庆祝中共建立16周年，延安解放出版社于1938年出版了精选的党的文件《红色文献》。不过，这部汇编只有21个条目，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会编辑的直到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有12卷850多个条目（东京，1970年开始出版），可以把两者做一比较。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集子，包括16卷1927年以前的回忆录《红旗飘飘》；和两卷文件，书名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1953年出版，引作《农民》）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1963年出版，引作《工人》）。
精选文件的译文可见于简·德格拉斯的《苏维埃对外政策文件集》，2卷；和简·德格拉斯的《共产国际，1919—1943年：文献选编》，3卷。
期刊当中最容易见到的有：《新青年》，对研究改信马克思主义和当时的社会问题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向导周报》，是研究共产党对当时种种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所不可缺少的。较不容易见到的五四期刊，如《每周评论》、《晨报》、《湘江评论》的摘要可见于《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莫斯科的看法可见于《国际新闻通讯》和其他苏联的出版物，包括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1925—1927年出版。
这个时期的登场人物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创建成员中，背弃运动的三人记述了他们的经历。韦慕庭1960年编并序的陈公博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然写于1924年，在事实上具有可靠性；此书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位论文。张国焘的冗长的回忆录《我的回忆》，最初在《明报月刊》（香港）上连载，英译本2卷，书名是《中国共产党的崛起》。第1卷与1921—1927年这段时间有关。周佛海的回忆录《往矣集》还无译本。《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各阶级》一书的作者朱新繁，用李昂的假名写了中国共产党运动的政治情况：《红色舞台》，作为第一篇重要的变节者文献出版于战时重庆。使用这本书必须非常慎重。军事方面还有龚楚的《我与红军》。
彭述之系统地陈述了托派对早期中共党史的看法，他1920年是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一个创始人，1925—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也是《向导周报》和《新青年》的编者。彭述之在1929年与陈独秀一道被开除出中共以后，是中国托派运动的一个首领。他的再评价见他为《列昂·托洛茨基论中国》一书所写的67页的《导言》（1976年）。这部李·埃文斯和R。布洛克编的选集，取代了1932年的托洛茨基论文集《中国革命的问题》。
陈独秀发表了很多著作，其中《文存》和《辩述状》（1933年2月20日，出版地点不详）意义最为重大。李大钊的《守常文集》（1933年）和《选集》（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