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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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传教士和旅游者的报道非常有用，即使带有成见或偏见的色彩。英国在中国有庞大的领事网，外交部的档案因而很有价值。外交部档案FO228，包括1834至1930年的领事通信。FO371，包括1906至1932年的政治通信。伦敦国家档案局的许多档案都摄制了缩微胶卷，提供给主要的收藏研究资料的机构，如芝加哥研究图书馆中心。美国国务院有关1910至1929年中国国内事务通信的227缩微胶卷，不那么丰富，但仍然非常有用。日本外交档案是非常丰富的原始资料，大多数研究军阀的著作即使利用了，也用得很少。有两部很有帮助的指南：塞西尔·H。乌叶赫拉编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目录，日本东京，1868—1945年；1949—1951年为国会图书馆制作的缩微胶卷》和约翰·扬编的《日本陆军、海军和其他政府机构精选档案缩微胶卷复制品目录，1868—1945年》。韦慕庭和夏连荫编的《有关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在华苏联顾问的文件，1918—1927年：1927年北京搜捕中查获的文件》，包括与军阀，尤其是与冯玉祥有关的文件。
很少有人试图编写可以严格地称为军阀主义的社会史著作。一篇令人感兴趣的作品——“通过大众文学来写社会史”的一次尝试——是杰弗里·C。金克利的《沈从文对中华民国的幻想》，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7年。章有义编的资料《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所涉及的时期是从1912年到1927年，有反映这一时期社会状况的著作、报导、期刊文章和其他资料的摘要。
由于军阀年代的混乱状况，明晰而可靠的年表是必不可少的。郭廷以的这种著作上文已经提到。高荫祖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不完全，但仍然很有用。《东方杂志》每一期都有年表，这种资料许多是由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编写的，构成了6卷《中国大事记》的核心。
丁文江、翁文灏和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由于用当时的地名，对研究军阀很有用。
7思想变化，1895—1920年
关于改革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资料是主要知识分子的著作集以及他们当中许多人编辑的期刊中论述改革的文献。就各个人物和他们发表的著作目录的简短英语记载来说，包华德和理查德·C。霍华德编的《中华民国传记词典》（5卷）是最好的起点。不过，谭嗣同死得早，因而收入了恒慕义编的《清代名人传略》。最令人发生兴趣、最精湛的概述是史敬思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年》。
50和60年代对近代中国早期改革和激进思想的普遍学术兴趣，导致出版了许多最著名的维新期刊的影印本。《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和《庸言》都为梁启超所编，可以从台湾得到重印本。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1957年在北京重印。日本的出版社供应吴稚晖《新世纪》和刘师培《天义》的重印本，而刘师复《民声》的香港重印本也可以买到。数量更多的保守刊物一般没有再版，但仍是重要的资料。保守的刊物有《国粹学报》、梁启超的《大中华》、章士钊编辑的《甲寅》、康有为的《不忍》。
中国人对维新的种种背道而驰的解释，可以在几个有影响学者有大量文件根据的中国思想史的有关篇章中看到。最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是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还可参阅侯外庐等的《中国近代哲学史》。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提出了一个杰出中国自由主义者的看法，此书第1卷的牟复礼的优美英译本已经出版（1979年）。一种新传统的看法，见于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部民国知识分子所写的较早著作，提出了令人感兴趣的——虽然形成了对比——见解：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1936年出版；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1947年出版。这方面最近的主要著作是王尔敏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这方面审慎的日本著作的例子，是西顺藏和岛田虔次编的《清末民国初政治评论集》，这部集子翻译并注释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63篇重要文章和论文。
关于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思想的演变，英语世界学术研究的先驱是李文逊，他的第一部作品是梁启超的传记《梁启超与现代中国思想》（1953年），然后是他的涉及范围很广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的命运》（3卷，1958—1965年）。这两部作品，即使在其对外国思想影响下传统雅文化所受侵蚀的分析需要修改时，也仍然是解说方式和优雅文体的榜样。强调近代思想和固有思想传统种种方面之间连续性的更近的修正著作有：上述史敬思的很吸引人的概述，史敬思的这部著作探索了康有为等的思想经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中收入的论文；以及托马斯·A。梅茨格的著作《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从德文翻译的沃尔夫冈·鲍尔的《中国和对幸福的追求：四千年中国文明史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把近代乌托邦思想编织成了华丽的历史挂毯。
这方面的专题著作，主要是思想传记。许华茨的《录求富强：严复和西方》，对中国所理解的西方思想提供了典型的分析。一般说来，1898年维新运动的领袖们最受注意。除了李文逊的著作，还有两部梁启超的大型传记：张灏的《梁启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黄宗智的《梁启超和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萧公权撰写了康有为的主要传记《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改革者与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1858—1927年》；补充这部作品的是罗荣邦编的《康有为：传记与论丛》。迈克尔·加斯特的《中国知识分子和辛亥革命》，把孙逸仙的共和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当作一个集团来研究；而薛君度编的《近代中国的革命领袖》，收入了研究许多次要人物的有用论文。盖伊·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补上了关于新传统主义者的传记文学的空白。
大多数关于这段时期思想发展论题的论述，都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思想体系的根源。这类论述包括两部研究中国社会主义起源的著作：唐·C。普赖斯的《俄国与中国革命的根源，1896—1911年》，马丁·伯纳尔的《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和乔治·于的《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简要地介绍了无政府主义者。
中国的思想史研究者至今还几乎没有开始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史和民众觉悟的历史，或者和制度的演变联系起来开展研究。要这样做，需要在第一手资料的运用上和方法论的革新上大大多样化。
8五四时代
论述五四运动的重要起点，是周策纵的开创之作《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60年），和其书目指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1915—1924年：研究指南》（1963年）。这本研究指南，提供了有注释的重要期刊和报纸的目录。刘君若的《现代中国思想史中的争论》，对这个时代的期刊文献做了可靠的初步介绍。范围更广的指南，是《五四时期期刊介绍》。
林毓生的引起争论的著作《中国的意识危机：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是对五四事件的创造性研究。解说性的概述，可见于许华茨编的《关于五四运动的意见：专题论集》。费侠丽编的《变革的限度：关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保守抉择的论文集》，提供了保守主义者的看法。O。布赖尔的《中国哲学50年，1898—1950年》，是主要哲学争论和倾向的便于使用的概要。
集中注意力于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文概述有：华岗的《五四运动史》，这部书有天野元之助等编译得很好的版本，书名相同，但附关于历史词语和人名的词汇表；陈端志的《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最重要的文件集，有《五四爱国运动资料》和《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一部有价值的22篇文章的集子是彭明编的《五四运动论文集》。
五四时代思想史的最好著作，是传记形式的作品。最著名的五四知识分子也许是胡适，杰罗姆·B。格里德著有《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年》。刊载于1920年到60年代几部集子中的胡适自己的著作，可以很方便地在童世纲编的《胡适文存索引》中查找。胡适的美国导师杜威，从1919年到1921年在中国。巴里·基南的《中国的杜威实验：民国初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记述杜威旅居中国和中国人努力贯彻他的思想的情况。杜威在中国时大量发表演说，但后来显然失去了声望。罗伯特·W。克洛普顿和巫群真（音）在《杜威在华演说集，1919—1920年》中，把32篇发表的中文译文回译成英文。
关于蔡元培，可参看威廉·J。杜克尔的《蔡元培：现代中国的教育家》。有大量中文著作可以利用，如陶英惠所编内容丰富的传统体裁的《年谱》（第1卷，1976年），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专题论著丛书；思想传记有蔡尚思的《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他的著作的主要汇编，是孙德中编的《蔡元培先生遗文类钞》；还有几篇他自己写的自传性短文。
关于保守的儒家思想家梁漱溟——胡适哲学和思想上的对手，可参阅盖伊·S。阿利多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和中国现代性的困境》，这部书认为毛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共同点远比与胡适自由主义的共同点多，毛泽东本人也可能受过梁漱溟的影响。
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是这位首先响应俄国革命并保证献身布尔什维主义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记。迈斯纳认为整个李大钊的思想有两个主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意志论的解释（对宿命论的一种担忧）和一种富于战斗性的中国民族主义。黄松康（音）的《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中翻译的10篇李大钊的文章，很有文献价值。《李大钊选集》汇集了所有李大钊的重要著作，很便于查找。陈独秀仍然缺少一部令人满意的思想传记。
费侠丽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清晰地描述了另一个重要人物，并阐明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中“科学”和“科学态度”的特征。丁文江和科学问题，在郭颖颐的《1900—1950年中国思想中的科学主义》中也占重要地位，这部书记述了唯科学主义的胜利，也论及上文提到的思想家，再加上吴稚晖、张君劢等人。张君劢是1923年科学与人生哲学论战中的一个主要人物。张君劢到论战时的详尽传记，见于罗杰·B。琼斯的《为儒学辩护的诸说混合论：张君劢早年的思想和政治传记，1887—1923年》（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论文，1974年）。下一次关于思想问题的著名的重要论战，是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阿里夫·德里克在《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编史学的渊源，1919—1937年》中，有杰出的概述。
9文学的趋势，1895—1927年
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已广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个别作家作品的汇编、总目录、选集，以及研究著作和概述很多，不难见到（见赵家璧、张静庐、王瑶、王哲甫、李何林和刘绶松的书目）。不过仍需进行大量研究，尤其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