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9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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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1991—1992、2163—2164页。
② 两份关于给推进的军队特殊形式援助的报道转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93—297页（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301页（1926年11月4日）。一个澳大利亚观察家的早期报道是H。欧文·查普曼：《1926—1927年的中国革命：从国民党首都汉口所见的一份共产党控制时期的记载》，第21—27页。在乔丹：《北伐》第75—79和241—246页，可见到几个例子和一种评价。安格斯·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它的城市根源》，载《近代中国》，1。2（1975年4月），第188—189页，以及他的著作《农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270页；此书不承认农民支援部队的作用，认为城市工人更为重要。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16—374页有有关湖南工会化的文件。切斯诺：《中国的工人运动》，第322页。
① 同上书，第321—322页；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32—550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97—601页。
② 关于罢工、工商界的反应和调解委员会的情况，见上书，第612—622页。美国国务院893。504/40，汉口总领事罗赫德致国务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页，谈到罢工和银行无力结算的情况。《中华年鉴，1928年》，第984页论纠察队的蛮横行为。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1，第400—404页，全面地论述了湖北共产党组织劳工的情况。
① 吸收的人数根据《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关于1926年6月3日的数字；第257—262页关于湖南11月份的数字；第395页关于12月末的数字。李锐断言，在北伐开始前4万多名农民在湖南已被组织起来，但他没有证实。同上书，第267页。
① 后藤沈吉：《海陆丰》，1，第182页有关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生的材料。关于早期的发展，见《第一次国民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0—275、281—284、293—301、322—325页的报道；霍夫海因兹：《中断的浪潮》，第130—134页。麦克唐纳：《湖南农民运动》，第190—195页，文中坚持对立的协会的多样性。
② 关于处决的情况，见英国外交部报告405/252，机密，《关于中国的进一步通讯》，13313，1927年1—3月，第44、74和91号；《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62页；米塔列夫斯基：《世界范围的苏联阴谋》，第139—140页，一名国民党官员的报告的译文。共产党强调处决的恶霸为数很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81、312、381页；第282—283、329页有关于杀害农村领袖的报道。霍夫海因茨：《中断的浪潮》（第49—50页）倾向于这种解释。显然杀戮在进入1927年以后增加了。关于11月份的会员数和阶级成分，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57—262页，以及横山英：《湖南农民运动》，载《近代中国》，1。2，第204—238页，第217页之图，但可能根据不同的材料来源。
① 关于李锐的大会的记载和毛的讲话，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275—278页；关于共产党的宣言（横山英译成英文，见其前引著作第220—222页），见第322—325页；关于大会通过的宣言的决议，见326—380页。
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第17—18页有6月份的数字；关于湖北省的情况，见第395页；关于江西省的情况，见第420页。晚至1927年5月份，据报道江西省只有82617名会员。霍夫海因茨的《中断的浪潮》（第104页）提供了组织者声称的1924至1927年四个省（但没有江西省）的数字。
①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335—401页），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和中国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谈判解决的审慎的报道。国民党政治会议1926年前半年的会议记录中，有许多关于罢工委员会或纠察队员行动的事例，政治会议发现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试图进行约束。罢工委员会的邓中夏和苏兆征，在讨论这些问题时常常出席这些会议。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第188—194页；《中国劳工运动史》，2，第544—546、551—556、583—590页中有关于结束罢工和抵制行动的各方面的中国人的报道。
① 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动的材料载戴遂良：《现代中国》，第5、6和7页报道了1924至1927年的情况；《美国外交关系》论述了那几年的中国。又，杰西·G。卢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和反基督教运动》，载《近代亚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416页；叶家策（音）：《中国的反基督教运动，1922—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1970年博士论文，出版的书名为《宗教、民族主义和中国的学生》，1980年。
① 共产党的决议，载韦慕庭、夏连荫：《文献集》，第299—300页。蒋的声明，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参看1926年8月20日条；法译文载戴遂良：《现代中国》，7，第113—115页（日期为8月19日）。《现代中国》的下一个内容是第4军政治部发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声明，日期为8月25日。关于拔牙齿的事，见鲁思·奥尔特曼·格林：《湘雅杂志》，第45—47页；鲁本·霍尔登：《1901—1951年大陆的雅礼和湘雅》，第157页，书中声称蒋“保持他部队的良好纪律，并答应不侵犯外国人”。
① 蒋介石的声明载《北华捷报》，1927年2月12日，第230页；但与戴遂良的《现代中国》（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凯瑟琳·M。麦圭尔：《1926—1927年湖南的工会运动及其对美国社区的影响》，哥伦比亚大学1977年历史硕士论文，文中引了驻长沙美国领事馆的档案和湖南各布道站发出的通讯。
② 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34—441页；多萝西·博格：《美国政策和中国革命，1925—1928年》，第228—230页。
① 威尔逊的《英国和国民党》第464—467页的叙述，根据蓝普森的电报。作者也在伦敦档案局见到此电报。陈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给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的报道，载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89—90页。蒋教授的研究根据国民党档案馆的原始文件。
① 蒋永敬：《鲍罗廷》，第93—98页。鲍罗廷概括他对圣诞节备忘录的想法如下：“我们当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国与日本、日本与奉天的冲突日益加剧。”在12月20日对数千名代表——可能是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委员会的代表——的一次讲话中，鲍罗廷声称：蓝普森“带着甜言蜜语来到这里，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敌意的。英国人在我们的背后活动，企图消灭我们。与之斗争的唯一的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国货”。载《北华捷报》，1926年12月24，转引于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68页。12月26日反英集会的一份报道载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3—384页。
① 中国一方的报道载于蒋永敬：《鲍罗廷》，第99—104页，报道根据临时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国闻周报》，4。2和1月3、9日（有徐谦和蒋作宾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第384—393页，转载了广州《民国日报》的报道；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1，第562—566页，有一份回忆的报道。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84—497页，此文使用了英国档案和国民党文件，有说服力地断定，国民党领导集团没有计划去夺取租界。一篇英国目击者的报道由E。S。威尔金森所写，载《北华捷报》，1927年1月15日，第46—47页；关于1月份的事态，见《自由西报》。
① 这一论述主要根据威尔逊：《英国和国民党》，第498—530页，此文以双方的文件和报道为基础，考察了演变中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对汉口事件的反应。关于这个事件的国民党的文件载《革命文献》，14，第2343—2378页。又见入江昭：《帝国主义之后：探求远东新秩序》，第101—103页；蒋永敬：《鲍罗廷》，第104—109页。蒋先生认为鲍罗廷在订协定时图谋拖延。
关于革命目标的冲突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
被派别活动搞得四分五裂的国民党领导集团的成分中存在着不团结，而具有与众不同的哲学和独立的目标的共产党参加了国民党指导国民革命的工作的状况也带来了不团结。关于“国民革命”应包括什么活动形式，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到1927年初期，国民党领导集团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分歧。军事讨伐的下一步行动应该是什么——矛头指向上海，还是指向北京？权力机关应设在哪里——武汉还是在南昌？在这个问题后面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国民党内部哪一方的领导人应作出重大的决定？在权力问题后面存在着一个更加造成不和的问题——对社会革命应鼓励到什么程度？应容许它以什么速度进行？一个类似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应推动还是限制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那一年头三个月在这些问题上的冲突，造成了国民党领导中间的分裂、4月份的再组合，以及在大部分革命地区内对共产党员的一次清洗。
当留在广州的领导人启程北上，到武汉去成立国民党政府时，他们分两批从陆路前往蒋介石已在那里设立国民革命军司令部的南昌。经过为时一周的几次会议后，第一批人前往汉口，于12月10日抵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这个集团成立了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组成的临时联席会议。他们选举徐谦为主席，鲍罗廷为顾问。这个属于约法之外的小团体很快成了武汉的主要决策集团，实际上篡夺了国民党政治会议的权力。左派占优势，联席会议成了鲍罗廷施加影响的一个重要工具。①它开始行使的权力很快受到另一个在南昌的有威望的集团的挑战，这个集团不但包括蒋介石，而且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代主席谭延辏В撬娴诙舜庸阒莩龇⒍�12月31日抵达，中央党部和几名部长也一起来到。
在1月份的最初几天，蒋介石的南昌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几支日趋庞大的军队的财政和改编问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役制订计划。蒋介石的企图是分两路向上海猛攻，一路沿长江而下，另一路经浙江朝东北方向前进。布廖赫尔将军反对这个战略，唐生智和有实力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反对。双方的理由既是战略性的，又是政治性的。对蒋介石及其追随者来说，胜利意味着控制富饶而比较工业化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有潜力成为首都的南京。对汉口集团来说，北伐可能意味着与俄国援助的冯玉祥的军队会师，然后可能取得北京这个巨大的政治战利品。会议采纳的战略符合蒋介石的意愿，虽然它的确也把唐生智的部队集结在京汉铁路北段的防御阵地上。①南昌的集团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会议，那里的大部分中央委员会委员主张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应暂时设在军事指挥部所在地南昌。相反，徐谦及其同事要求立刻搬到武汉。两个派别，一个声称拥有联席会议的权力，另一个则利用政治会议的名义，都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