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8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在中国军队中是史无前例的；由于教育带来的声望，也使行伍生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社会上前所未有的尊重。袁世凯的部下就出过五位民国总统或代理最高行政首脑、一位总理和许多在1916年以后割据华北的军阀，象出身低贱的曹锟和冯国璋就是在军队中受到教育的。只有孟恩远是个例外，他始终是个文盲。新军将领的特点是普遍受过较高的教育，这是旧式军队的军官不能望其项背的；他们又掌握着西方的防御和战略方面的技术知识，这也是上一代组织民团的文人和文职显要们所不具备的。
在1901年以后，新军将领随着军事改革的实施而加速被提拔重用。义和团起义时期遭受严重损失的绿营军则被解散。各省都成立了有预备队支持的西式新军：它们使用西式装备，按照西法进行训练和指挥，是现代陆军的基础。1901年9月12日所颁上谕的实质内容便是这样。袁世凯便利用了这道上谕来加强新建陆军，它在1901年之后被称为北洋陆军，成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1911年时拥有中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从1901到1904年，在湖北、江苏、山西、陕西、江西、广西、贵州和云南等地也纷纷组织了所谓新军或常备军。
1901年8月29日的上谕下令废除传统的武举制，缓和了争取新式军官的竞争；同年9月11日清帝又下令在各省创办武备学堂，并制定全国的军事教育章程。到1903年底，几乎各省都有武备学堂。袁世凯在保定办了六所武备学堂，从参谋军官到新兵都在此经受各种技术训练。他的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被派往其他许多武备学堂，同德国的和越来越多的日本教官一起担任教职。1904年1月3日批准的总章程要求学生接受军事操练和穿制服；①高级课程还包括军事史、兵法和后勤学。同年9月12日，各武备学堂还接到练兵处仿效日本体制制定的二十条特别章程。它要求紧密仿效日本教育体制，对参谋军官进行从高小到大学的教育。这些章程并未被严格执行。北京拟办两所高等军官学校的设想也未能实现。只有到国外或者在袁世凯扶植下的保定武备学堂才能受到高级军事教育。各武备学堂的教育质量也参差不齐。可是，维新运动毕竟成功地使各省创办了武备学堂，增加了派赴国外深造的军官。1906年有武备学堂三十五所，学员共6，307人，威海卫、南京、福州和黄埔四所水师学堂还有学员350人；此外，有691名士官和军官派往日本受训，约有15名派往欧洲受训。①到1911年，军事教育机构便有近七十所。学员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以外，还学习一定的文化，多少能掌握一门外语和基础科学知识。军事教育迅速得到社会欢迎。张之洞在1902年带头要求部下送其子弟进武昌武备学堂，他自己就送了三个孙子到日本学军事。1906年北京开办了陆军贵胄学堂，学员不仅来自皇室，而且还有象刘铭传等著名将领的儿子，以及一些大臣、督抚和文人学者的子弟。在辛亥革命前夕，武备学堂的学员来自各省上流社会，甚至一些旧式科第出身的人也入伍当兵。②这一发展又得力于新建的军阶体制，它使军人得到了同文职官僚一样的官衔和薪俸。③镇压太平军的最后两位杰出统帅李鸿章和刘坤一分别于1901和1902年去世，为各省新一代统治者开辟了道路，这些人的权威几乎完全凭借军事力量。袁世凯无疑是一个典型，但卓越的士大夫张之洞也在晚年致力于组织新军。无论是清帝还是各省胸怀大志之士，都看出必须利用武装来挽救清帝日益衰退的道义的、社会的与政治的权威。这种提高军队地位的普遍趋势，促使受过教育的军人队伍——他们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发挥着政治影响——的扩大。
1911年中国军队号称一百万，但大概实际只有六十万战斗人员，其中十七万五千人是现代化的正规军，另外十七万五千人是半现代化的巡防队。后者是由各省资助建立的地方部队，成立于1907年，兵员来自原绿营军、勇营军和其他杂牌军。尚未遣散的五万绿营兵与八旗兵一起组成的军队中，只有七万五千人受过西式技术训练。①军官总数近七万人，百分之十是高级将领，其中八百人曾到日本学习。这批军官——即便是最低级军官——的素质和教育水平及其对科学技术的了解，都远远超过旧式军队的同僚，与文职官员的平庸无能形成鲜明的对比。1695年以后，受过现代化训练的高级军官更可能留在军队，而不去谋求高级文职。军事改革有助于保证他们前程似锦。实际上军队已经超过了文职官吏：西化的军官比从事外交的文官升迁更快。然而行伍生涯之所以能不断提高声望，不仅由于拥有飞黄腾达的希望，而且还由于军官普遍有文化，军队素质也较高，这在历来重教育的中国人心目中颇具好感。
但是更确切地说，军人之所以成为一个有社会影响的集团，是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恶性发展的民族主义潮流有关的。最明显的是中国战败以后，大家舍得花钱使军队现代化。不过，在日本和德国的榜样及其依据的学说的鼓舞下，人们也幻想建立一支既能够用来保卫国家又能复兴民族的军队。曾国藩在世时就认为应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来作国民的表率，这正是1904和1906年练兵处发布的文件提出的想法。但是，曾国藩却把国家的政治和精神领导权拱手让给了文人，因为根据“用儒生领农”的信条，文人应该按照儒家价值标准负责建立非常文明的社会秩序。然而在中日战争以后，军队越来越被奉为国家的楷模，甚至被视为先导。为了顺应舆情，②1906年4月的一道上谕列举了关于公共教育的各项指令，其中包括尚武。1905年以后主要由绅士文人组成的大多数教育团体，也都提倡尚武精神。1911年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项建议便是要在所有公私学校推行组织严密而恰当的国民军事教育。①这些措施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直至1911年，整个社会还没有大规模推行军事教育，只有极少数学校真正组织了学生军。尽管如此，公众认为军队能够成为真正振兴民族的力量：这种普遍的思潮使军人的权威和声望得以巩固起来。
即便军队是民族复兴的象征，能不能认为新式军官团就是民族团结的代表呢？军队并没有真正的团结。来源不同，训练各异，使军队分裂的力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人出身寒微，或如张勋和曹锟，或如刘伯承。1917年企图恢复帝制的张勋，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起义时期从行伍中上升起来的。1923年至1924年担任总统的曹锟，则是袁世凯栽培的、天津武备学堂的首届毕业生。刘伯承原在四川成都武备学堂学习，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军队的元帅。还有一些人则是富户大族出身。许崇智的祖父做过闽浙总督；他本人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辛亥年在福州担任第二十旅旅长，是福建省革命军的领袖，1925年曾任孙中山的陆军部长。另外有一些富有或中产地主和文人的子弟以及落魄的生员甚至举人，他们没有其他出路，废止科举以后只好投军。这样的人在辛亥革命前几年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华中和华南的军队中是这样。这里有后来的红军组织者朱德，他是1909年进入云南武备学堂的。应举未中的蔡锷后来是梁启超的弟子，曾毕业于日本最好的军校；他在1911年担任昆明第三十七旅旅长，曾领导云南的国民革命，1915到1916年又组织过讨袁之役。后来成为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则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并在日本深造过。
袁世凯用小恩小惠扶植党羽，使他得以维持对北洋军的控制；南方的将领却不是这样，他们在各省拥兵自立，而且经常易人。张之洞创办的军队在技术教育方面远比袁世凯的军队为好；军官都是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士兵多半有文化。他们在南方各武备学堂受过内容广泛的教育，还通过留学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而且出身，所受的控制也很松，所以南方军官比北方军官思想更开通，因此更容易同情革命。①　1908年以后的大多数兵变，包括使清朝倒台的那次兵变，都是发生在南方的军队中。他们也是革命者宣传鼓动取得重大成效的主要对象。北洋军的军官并非不接受新思想，只是这种情况不如在南方广泛；北洋军中也有许多政治研究小组，后来成了军阀的冯玉祥在1909年以后就曾经常参加其中的一个小组。②在带领中国不同军队的各派军官之间，是绝无团结可言的。只有北洋军、八旗兵和巡防队的一些旧军官还继续保持对清朝的忠诚。反满的情绪虽然普遍存在，但并没有使军队形成团结的局面。清廷统一军队和集中领导权的努力也没有取得成功；③巡防队的军官嫉妒正规军的物质享受；各派系互相对立，有时是出于对个人效忠（袁世凯集团就是最好的例子），有时是出于乡土观念，有时又是出于同窗之谊。①在新式军官中，唯一共同的信念就是相信武人比文人更吃得开：这个信念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日益动荡之际所接受的日本和德国的教育。此一特点肯定使新式军官迥然不同于旧式绅士阶层。
接触西方后的结果
为了适应同外国进行政治和经济交往的迫切需要，在特权阶级内部还形成了另外一些新的集团。他们的共同事业就是洋务，这不仅包括直接办外交，而且包括同西方进行的一切交往。尽管组织新军的部分原因出于办洋务，但是办洋务的主要后果是促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阶层的产生。
首先是参加官方谈判的专家。最早办洋务的职业人员是译员。不过这些人既无功名又无官衔，只担任很低的职务，例如聘用的几个基督教徒译员就是如此。但是随着1858至1860年的战争，出现了一批办外交的年青专家，例如马建忠就是。他出身于上海一个知名的天主教家庭，接受过徐家汇耶稣会士的教育，约在1875年成为李鸿章的入幕之宾。其中大多数人最初都是由于懂得外语而被招募的，但是因为他们既了解外事，又熟悉中国官场，所以被视为有用的谈判者。
在重要的条约商埠和北京，每一位主管外事的权威都极力网罗一批专家。最大的一批隶属于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曾于1870至1895年担任此职。另外一批则是以总理衙门为中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也曾在广州延揽一批专家；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时，他们随之也转到武昌。兼任驻节南京的总督的南洋大臣在南京和上海各有一批专家。某些专家有时也转移阵地，例如陈钦就曾在1870年脱离总理衙门改投李鸿章幕下。容闳是从美国大学毕业的第一个中国人，为李鸿章和张之洞都效过力。
这些专家各有不同的教育背景。辜鸿铭是一位槟榔屿出生的中国人，他完全是在国外受的教育，先在新加坡后在爱丁堡和德国就学，1880年他担任张之洞的秘书和顾问。伍廷芳出生于公行时期广州著名的伍浩官家庭。他的一部分童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后来到伦敦学法律，是伦敦许可开业出庭的第一个中国人；1882年李鸿章请他到天津时，他已经是香港鼎鼎大名的律师了。罗丰禄出身于福州船政学堂，曾在欧洲留学几年，李鸿章因赏识他的才能，曾保荐他任驻英公使。蔡锡勇是张之洞的忠实助手，自北京同文馆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