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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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8月，经过十年零星的和不协作的行动之后，运动的各个山头都联合组成一个单一的反清组织——中国同盟会。①它变成了在以后两三年间使革命派被认为是真正夺权对手的工具。
同盟会所代表的企图是，首先联合学生组织，其次再把它们团结到孙中山及其追随者周围。虽然这一点成就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是革命运动中令人注目的前所未有的大统一。该组织成立的头一年内约有一千人入会，大多数是来自学生团体。创建人希望进一步发展到第三阶段，即实现全国性反清联合，但没有成功。联合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到1907年就开始破裂了。同盟会在1908年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虽然它在1910 年重新恢复起来，但在1911年各地起义推翻清王朝时，同盟会会员不足一万人。在该组织活动的高潮时，它可能有更多的会员，而且它肯定还有许多的同情者，但是甚至一位革命领袖也估计说，大多数在日本的学生都是拥护君主立宪政体的。
1905年建立的同盟会把革命运动带到一个新阶段，但同盟会此时与其说是推进的力量，不如说是一个象征。对于一个运动来说它是一个伞形组织，这把伞容纳不下这个过于多样和过于广泛的运动。当一个广泛的反清联合在1911年迅速成为事实时，同盟会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还可能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但是，至少在1905—1908年期间，它是革命者的武器、钱财和思想的主要来源，它也是清廷进行反击和外国人感兴趣的重要目标。不论是友方或敌方，经常都把同盟会直指为“革命党”。
一个新的革命战线的形成
在日本的中国学生开始承认需要实行更大联合的时候，孙中山已经在檀香山和美国的华人社会游历。在寻求秘密会社支持的过程中，他甚至在1904年参加了美国的三合会分会。他筹措的钱只够开销旅行费用。他受到中国基督教徒和西方人士——特别是传教士——的鼓舞，但大多数华侨倾向康梁的保皇会，不那么赞助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
1905年初，孙中山原已渺茫的希望突然又有了实现的可能。他在返回日本的路途中会见了在欧洲的中国学生。经过与他们的激烈辩论之后孙中山承认，他过去忽视了学生，过于信任秘密会党了。他公开表示他已被说服：学生——特别是渗入新军中去的学生——可以扭转形势而有利于革命。学生和孙中山同意要组织一个新的革命政党，学生和秘密会党在其中处于半斤八两的地位。由于孙中山改变了对学生的态度，一位兴高采烈的学生说：我们兴奋地给东京写了一封信报告这件事情，要求我们每一个同志在孙中山到达日本时热烈地加入他的组织。①至于孙中山，他的兴奋情绪可能因这一事实而减弱了：他在欧洲五个半月期间所吸收的六十名学生，在他离去时纷纷退出了组织，只剩下了十四人。
在日本的留学生中间虽有尖锐的分歧，但很少人强烈反对追随孙中山来实现大联合的思想。尽管孙中山屡遭失利，他仍享有任何个别领袖应有的最高威信。孙中山的主要本钱是他精通外国的情形。当学生们担忧外国可能要对一场革命进行干预的时候，他们要寻找一位能使他们的革命运动为外国人所接受的领袖。孙中山所受的西方教育以及他的广泛经验和联系（特别是在西方和日本的联系），是其他革命者所不能望其项背的。外国领袖们认真地看待孙中山，密切地注视着他的业迹，有些人偶尔还破格地要见他一面。他没有象康梁那样受到美国总统和国务卿的接见，但他和他的两位政敌康梁一样引人注目，他们是被排除在慈禧太后七十寿诞（ 1904年）之际满人实行的大赦之外的仅有的几个“叛逆”。因此，他是中国三名天字第一号的公敌之一，而且他在三人中是唯一的倡言无忌的革命者。他为人正直无私，全心全意献身于共和政制和现代化，这种种都是没有疑问的。在华侨中间筹集款项方面，没有任何其他革命者有他这样大的能耐。学生们在中国内地比孙中山有更多的联系，但1904年起事的失败表明他们还做得不够。必须在国外做大量工作，而国外的工作又必须与中国大陆的工作相配合。孙中山同秘密会党的联系可能补充国内学生组织之不足。总的说来，他是能够指望把一个高度分散而广阔的运动联合起来追随他的唯一人物。（有一位学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即孙中山的鼎鼎大名足以分散视力，使人们不去注意那些真正干革命工作的革命者。①现在还不能肯定有多少人持这种看法：把孙中山看成是船头装饰像和避雷针的混合物。）
孙中山在1905年7月19日在日本登陆，他发现他的日本朋友们（见第六章）已经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及华兴会的其他湖南领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可是，争论仍然存在，而且因为别的组织将要被囊括进这个联盟之中，所以谈判变得复杂了。基本的争论是，孙中山主张小规模而严密的组织，学生们却主张建立其基础更广泛而比较松散的组织。这个有争议问题的部分内容是，象华兴会等原来的旧团体是否还要在同盟会之外独立地继续存在。另一部分内容是会党和新军将起什么作用，以及它们与知识分子将维持什么关系。象他在欧洲与学生们讨论时所说的那样，孙中山仍然强调会党所具有的革命潜力和他与它们保持联系的意义。宋教仁等学生领袖则认为，知识分子乃是革命阵线内最重要的集团。孙中山同意会党需要由学生领导，否则只会使革命濒于毁灭，但他坚持，学生的领导权只有通过会党的力量才能实现。可是，学生似乎同意他们在欧洲的朋友们的意见；后者相信，知识分子应该集中力量在新军中搞策反工作，因为新军中的许多军官曾留学日本，并且是同情革命的。孙中山再一次承认他被说服。最后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即不论是会党或新军对革命都是重要的，但这种妥协并不严格地指导政策。虽然革命党人想对会党和新军二者都做工作，但1905年以后的几年中会党仍继续给反清运动提供人力。只是在会党举事几经失败之后，新军才大大地受到了革命党人的注意。
孙中山和学生们还辩论权力应该怎样构成和分配的问题。最后，孙中山满足于落得个“总理”头衔和集权领袖制的门面，同盟会则采纳了复杂的正式结构，以美国政府为模式。为了搞一套联邦制，使之互相制约和平衡而又有分权，孙中山及其同志们甚至创立了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但这只是象征他们忠于现代的共和政制而已。在这种民主结构和密谋行为的奇怪结合中，西方形式不过是门面装饰。那些职能部门马上变成了各省的支部和其他派别及小组。
除了一个省外，各省在同盟会中都有代表，已知最初大约四分之三的会员是日本留学生。约有一百名会员——其中许多人是学生——都是在国外入会的。所以同盟会很不同于孙中山的第一个革命团体；那第一个团体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其中逾半数住在国外），而且最大的职业成分是商人（42％）和手工业者（18％）。在同盟会的会员中，广东人仍比其他省的人多，但湖南紧列第二，这两省共占会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另外两个大队伍是湖北人和四川人；其余会员分属其他十三个省籍，其中五个省只有十名或不足十名会员。①从现有的会员花名册来看，它可能夸大了学生在同盟会中占优势的程度。在同盟会存在的七年内学生会员是它的骨干分子，而且也是它最大的组成部分，但同盟会实质上是一个联合组织，其中没有一种成分——甚至也没有哪一个省的学生组织——是占统治地位的。至少比起初期的中国革命团体来说，它的品类的庞杂，还不只是由于它所代表的省份比较广泛。学生组织中包括蔡元培、吴稚晖、章炳麟和刘师培等年岁较大的知识分子，他们许多人有国学修养，甚至还拥有传统的功名。他们代表着极其纷纭繁杂的思想，有时彼此严重地形成对立。有些人，例如吴稚晖和章炳麟之间，还有很深的个人宿怨。有些人对孙中山抱猜疑态度，有些人又对他很亲近。有些人与秘密会党的头头紧密合作，有些人却与西洋人和日本人密切协作，还有些人则主要与学生配合工作。各省同乡会兼备了这些分歧，会员中间大部分出自上层社会的人也是如此，从这方面来说同盟会也决不是一个和谐一致的组织。比如孙中山的追随者中间主要是海外华侨，他们大多数是小业主，也包括某些大企业家和各式各样的劳动人民。他们许多人和中国国内有联系，特别是在会党中间有联系。孙中山的追随者比起学生及其同盟者来虽然人数很少，但却有举足轻重之势。同盟会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孙中山筹集的款项，特别是他从华侨中间筹集的款项。这一点使孙中山的追随者的发言有了分量，他的个人影响也因华侨的财政支持而得到加强。除了许多小的捐助者外，还有几位富户也捐助了巨款：其中有些人是孙中山的朋友，有些人是学生们的亲戚或朋友，还有些人是不属于任何派系的。但重要的问题是它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严格的纪律。这个联合中的各个团体虽然经常合作，但它们并不能融为一体。每个小团体都有它的门户之见。因此，学生人数虽多，但并不表明他们掌握了同盟会的实权。
意识形态与“革命改良的辩论”
1905年革命党人实现的团结虽然还很不完全，很不稳定，但它已达成了这个运动十年来空前未有的程度，它的粘合剂是意识形态，但这只是说，革命党人在意识形态中的分歧多少比在其他方面少一些而已。在共和革命运动中还没有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主义。勿宁说，一个活跃而强烈的思想酵素是他们都公认满人无能，天命当改。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询谋佥同，但当涉及共和政制、土地、其他经济政策、社会变革和一些更具体的政策问题时，革命运动中的意见又形成互相凿枘之势了。
一方面是意见的一致在日益扩大，一方面是思想的交锋也愈演愈烈，这二者都有助于使我们了解共和革命运动的性质及其在中国近代史中的地位。意见日渐一致的人士包括许多所谓“改良派”及革命党人。虽然双方争持激烈，甚至有些不怀好意，但他们之间的交锋表明，他们在不少方面有共同见地，甚至还有一些令人瞩目的共同设想。这些思想交锋也显示了革命党人之间的分歧，其严重程度也不下于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分歧。辩论的双方，特别是革命党人方面（因为梁启超在1905年仅三十二岁，他实际上是单枪匹马作为辩论的一方），提出了极不相同的见解，这些见解在激烈的争论漩涡中又往往变得更加形同冰炭。不论哪一方。确实可以说也许是不论哪一个人，都没有始终一贯的立场。相反，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们由于近乎发狂地要寻求、吸收、博采和运用新观点，他们的特点是高度折衷主义的、自相矛盾的、模棱两可和变化无常的。虽然如此，从1905至1911年杂乱无章的著作中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些思想，其力量足以开展近代中国知识界的革命，其内聚性足以为政治和社会革命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基础。
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轮廓是孙中山提出来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