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7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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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身在这里不用赘述了，只要说说以下情况就够了：到1905年春天，日本已占领了旅顺口；把俄国人赶出了南满；在库页岛登陆；并彻底摧毁了俄国的海军，甚至使波罗的海舰队在对马海峡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在军事上和财政上都已疲敝不堪，于是要求罗斯福大力帮忙实现和谈。和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朴次茅斯举行。
中国人对和约条款以及它们将如何影响他们国家的未来表示深切的关心。驻柏林公使孙宝琦建议由中国主动开放满洲、蒙古和新疆对外通商，作为保存中国主权和防止俄国未来图谋的手段。②朝廷征求各省的意见，张之洞于1905年7月24日的复奏代表了大部分官员的相同的意见，他说：“总之，此次日本若于东三省所占最优权利，慨然送还中国，断无此事。然所得过奢则既失前言又招欧忌，彼亦不为。日本为中国正所以自为；然欲强日本则不能不存中国。俄专欲愚中国，吞中国，纯乎损我益彼……故无论如何定议，日本在东方得何权利，皆胜于俄人远甚。”①很清楚，中国已经从中日战争之后的“反日亲俄”的立场，改变为俄日战争之后的“亲日反俄”的立场了。
张之洞还建议把满洲完全开放给外国人通商和居住，引进英、美的影响以对付日本人，并雇用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外国顾问来管理该地区。他的结论是：满洲有了这些外国人，它就不致保持旧日的统治方式，它的特殊地位也得以结束。②1905年9月5日缔结的和约规定：俄国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双方在十八个月内从满洲撤出军队；把满洲归还中国，但俄国同意，经中国的认可，将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俄国同意将库页岛南半部及其毗连岛屿割让给日本。日、俄两国均有权在满洲驻军以保护它们各自的铁路，但每公里不得多于15名士兵。1905年12月23日，中国和日本在北京签订《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和附约》，批准了把辽东租借地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此外，此约规定开放十六个港口，并同意在鸭绿江南岸由中、日共同开发森林。日本的所得远远超过朴次茅斯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作为日本对俄国所提条件“并不苛刻”的补偿。实际上，日本已代替俄国而成为满洲的主要帝国主义者了。
日本作为一个大国的出现以及1905年它与英国重订更密切的盟约，为东亚的国际关系揭开了新的一章。这一情况并没有结束列强在中国的竞争，但确实消除了垂死的清帝国担心领土被瓜分的恐惧，而这种危险自1895年以来一直在威胁着它。如果俄国胜利了，它非常可能吞并满洲，甚至蒙古，从而激发其他列强提出领土要求作为补偿。但是俄国失败了，它便把注意力转向巴尔干，在那里与奥匈帝国及德国倾轧不已，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舞台忙于布景。日本此时在南满站稳了脚跟，最后将能威胁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不过在1905年，把满洲的行政管理权归还中国（虽然有日本和俄国的特权的约束）这件事仍使中国保住了满洲。1907年4月20日，清廷采取措施以结束满洲——满洲人的边疆故乡——的特殊政治地位，在该地建立了正规的行省制：以徐世昌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协助他的有三位巡抚，他们代替了原奉天、吉林和黑龙江的将军。①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俄日战争的冲击下中国兴起了立宪运动。后来成为实业家的著名学者张謇曾宣称：日本之胜利与俄国之失败，实乃立宪政体之胜利与君主政体之失败。1906年9月1日，清廷被迫宣布它建立立宪政府的企图，但是它缺乏诚意的表现却更加疏远了百姓，使革命运动得到了新的推动力。自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不幸遭遇一直随着清朝的衰落而每下愈况。
（王瓘译）
① 刘彦：《中国外交史》，李方晨增订，第268—269页。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1页。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79—82页。
①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② 《清季外交史料》，卷152第10—12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78第15页。
① 王延熙和王树敏合编：《皇清道咸同光奏议》，1968年台北重印版，卷16第18页。
②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第323—326页。
③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180第35页。
④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1页。
① 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338—339页。
① 吴相湘：《俄帝侵略中国史》，第220页。
① 詹森：《日本与中国：1894—1972年从战争到和平的时期》，第81页。
② 亨特：《边防和门户开放：1895—1911年中美关系中的满洲》，第78—81页。
③ 《清季外交史料》，卷179第4页。
④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35页。
⑤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6—17页。
⑥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18页。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81第27页；卷182第5、7页。
②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68第25页，1904年6月24日。
① 《清季外交史料》，卷190第12—15页。
②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85第23页。
① 关于满洲的地位及其改组的细节，参见罗伯特·H。G。李：《清代历史上的满洲边疆》，第152页以下。
第三章 中国人对西方关系看法的变化，1840—1895年①
引言：对外关系的传统观点
十九世纪末入侵中国的侵略者留下了比我们迄今知道的任何中文材料都更广泛的记载。胜利毕竟使他们写出了大量的报道。西方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现时能找得到的旅行家、外交官、传教士、记者等人物的大量通信、文章和书籍，对于日益扩大的国际贸易的开拓和影响，从许多方面作了记载。另一方面，遭受侵略的中国人除了讲述一些海外奇谈、恐惧和灾难外，就没有什么其他记载了。总的来说，外国入侵的历史是令人不愉快和蒙受耻辱的历史。此外，直接了解这种情况的只是统治阶级、文人和官吏中的少数人物，至于平民，特别是与外国人共事的人，则不习惯于把他们的看法和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所以我们在考察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时，不得不主要依靠上流社会学者们的著作；这些人受过中国经典学说的彻底熏陶，因而最不可能背离对待外国人的传统态度。
另外，清代中国对待西方关系的观念，受到了占统治地位的、来自与中国本土根本不同的地区的满人所特有的某些考虑的影响。例如，满洲的经济本来是以渔猎和畜牧业相混合为基础的半游牧业，这与中国定居的和农业的经济根本不同。因此，满人在战略上特别重视与满洲具有某些共同基本特征的蒙古、新疆和西藏的游牧社会。虽然从海上来的西方冲击对于任何一个中国朝代都会是严重的挑战，但因满人专心致力于北方游牧地区，这便妨碍他们努力去对付从东南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此外，满人在文化上不同于汉人。在满人统治中国的整个期间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和汉人的差别。满人因为是异族，所以当十九世纪中叶中国面临西方的入侵时，他们并不乐意提倡民族主义。相反，他们心目中有他们自己皇朝的利益。
但是，随着十九世纪的流逝，由于满人渐渐汉化，这种满人特征便日益变得无关紧要了。他们在十七世纪已经日益采用传统的汉人儒家制度；而在雍正1722年开始统治以后，他们的汉化加速了。这种倾向在乾隆1793年给英国国王的著名敕令中表现得很明显，他在这道敕令中禁止西方派代表驻在中国国内，并且告诉英国人，我们是“无所不有”的。①因此，十九世纪满人在对付西方入侵问题时极力依靠中国的文化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到1800年，满人已坚定地采取中国人关于世界的观点。中国人所建立的这种世界制度是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杰出人物在许多世纪中精心制定和流传下来的一整套思想和惯例。②这种制度的核心是统治天下（天下一辞常常用来指包括中国外部任何地方的整个世界）的天子的至尊地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不是亚洲的一部分，更不是“远东”的一部分；它是指体现文明本身的中心王国。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思想起因于这一事实：中国幅员辽阔，力量雄厚，历史悠久，而又资源丰富；这一切使得它成为东亚世界的自然中心。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关系便被染上了这种中国中心主义的思想和中国人优于其他民族的偏见。
中国人往往认为，他们的对外关系是表现为中国国内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诸原则的扩大。因此，中国对外的关系是等级森严的和不平等的，如同中国的社会和国家一样。在理论上，中国的世界观在几个方面必然是等级制度的：中国是内部的，又崇高又伟大；非中国的“蛮夷”是外部的，既渺小又低贱。同时，关于无所不包和一视同仁的思想也是重要的。作为天下之主，应该对所有的人宽厚，以示“王者无外”之意。这样一来，便应该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所有外国人，不分远近，应一律平等对待。在理论上，非中国人被指望通过谒见天子时遵守适当的礼仪，来加入中国的世界秩序。这种实践便是外国人所称的朝贡制度。
当然，中国人的世界制度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果非中国人拒绝遵守这种制度，便可能采用强制手段。的确，在古典的儒家传统中很容易发现尚武精神。《左传》引用的一句古老的格言说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①后世诸朝代继续保持这种好战态度，明朝永乐帝想把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纳入中国体系，这一雄心勃勃的决心便是明证。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要务是搜集情报，分析情报，检查分析的结果，以便弄清对方的力量和意图，这与古代论兵法的经典著作《孙子》中的名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一致的。
但是，《孙子》紧接着又说，百战百胜，不是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的兵，才是善之善者。实际上，在中国与非中国种族集团关系的漫长历史中，和平主义一般都占上风，因为不注重肉体的强制的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儒家的传统之中。孔子说：“柔远人，则四方归之。”①孟子更深一层地宣称：“故善战者，服上刑”。②前面一句话是形成中国绥靖政策的术语“怀柔远人”的依据，同时，在与强大的“蛮夷”打交道时则往往兼用“羁縻”政策。（十九世纪中叶条约制度初期的几十年便可作如是观。）汉、唐时代，儒家文人学士常常警告说，军事扩张会把国力和民力耗尽。这种和平的对外政策是中国从汉代以来重文治、轻武功的这种既定制度的反映。虽然总的说来，儒家的传统在对外政策上侧重于和平而不是武力，但这决不是只顾一面的。这种矛盾态度表现在1840至1895年间中国对与西方关系的看法上。
① 邓嗣禹和费正清：《中国对西方的反应》，第19页。
②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大量利用了费正清编的《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中的材料。关于这种世界观在现代中国的变化，有分析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