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6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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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奉清帝之命去援助浙江北部，派了数百名华尔的常胜军去守卫宁波。■乐德克的军官也着手训练“绿头勇”，这时它终于发展成有一千名士兵的队伍。同时一名法国海军上尉在宁波海关税务司日意格的帮助下组成一支中国分队，名叫“花头勇”，又 称常捷军，外国人则称他们为“法华军”。这支部队很快就扩充到两千人，甚至一度到三千人。①到1862年12月末，这几支部队在海军少尉德克碑指挥下夹攻制酒的绍兴城，并于3月15日攻克。
左宗棠感到由欧洲人带领中国军队很危险，因为他担心会造成喧宾夺主的后果。②新任宁波道台拨出关税款项，但只计划供给约两千名中国士兵和一百五十名欧洲军官之用。与华尔和戈登的军队一样，许多外国军官以及他们带领的中国兵主要关心的却是在攻占一座城镇后怎样掳掠财物。
左宗棠还是利用西方人以及他们训练的华人作为自己部队的助手。1863年夏，当德克碑难以从绍兴绅士那里收回某些曾经保证给他的部队提供的巨额“债款”时，杭州的富商兼银行家胡光墉（1825？—1885年）安排他与左宗棠进行了一次会晤。胡光墉自1862年以来就当了左宗棠的买办，为他采购给养。胡光墉所作的这一安排是为了使德克碑不丢面子，而又能按左宗棠的条件来为他效劳。虽然左宗棠最后升为闽浙总督，三十二岁的德克碑还不过是一名绿营副将，但左宗棠仍免他行跪拜礼而与他握手。德克碑在第二次晋见时，则“薙去了连鬓胡子，以表示他不愿当夷人”。
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戈登的大炮一样，是无价之宝（特别是在1864年3月31日收复杭州前三日把城墙轰开了一个约三十五英尺的关键性缺口时更为如此）。③德克碑得到御赐的一万两纹银和提督军衔回法国，以后由日意格接替他担任法华军分队的指挥，但在1864年10月，他和左宗棠都同意将它解散。
强调西方对清廷征战的援助并不是否认曾国藩所起的主要作用。总的战略是曾国藩筹划的，他个人指挥的军队守卫着从皖北到江西诸城市组成的一条漫长的弧形地带，这对全力围攻南京的后勤供应体系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湘军中如朱品隆和唐义训等将领在曾国藩的监督和鼓励下取得的战绩，对稳定南京前线也是必不可少的。1863年6月，鲍超这名猛将横扫南京对面的长江北岸，占领了毗邻九洑洲（这是天京赖以从挂着外国旗帜做生意的许多帆船那里取得供应的来源地）的江浦。当6月30日占领九洑洲时，南京与它最大供应地之间的运输线从此被切断了。①这次立即向北京报告的胜利，可能促使总理衙门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问题上采取坚定的政策。同时，李鸿章购买的汽轮也在把大批弹药和步枪运给曾国荃。
在1864年7月南京失守后还幸存的太平军将领中，除了参加捻军的赖文光外，实力最强的要数李世贤和汪海洋；后者是安徽人，当时还只有三十多岁，他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参加太平军，一直在浙江作战。李、汪二人分别经过江西进入福建。1864年10月，李世贤占领了福建沿海的漳州，并在那里雇了十六名外国人帮助训练他的部队使用西方武器。李鸿章奉清帝之命派了八千名淮军在郭松林率领下前往漳州，部队中还有英国教官训练的步枪手。左宗棠则在福建北部设立了大本营以监视其他太平军的动向；他指令由福建的海关税务司法国人美理登男爵训练的中国军队协助进攻漳州，该地在1865年5月中旬被收复。②李世贤和汪海洋这时在广东会师，但是出现了一场不幸的内讧，李 世贤在8月份在汪海洋的教唆下被暗杀。汪海洋在1866年1月1日战死。西方的武器显然为叛乱的结束作出了贡献。
① 王尔敏：《清代勇营制度》，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卷4第1期（1973年5月），第1—52页。史密斯：《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军制，1850—1860年》，载《亚洲研究杂志》，卷8第2期（1974年），第122—161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3、17页；卷3第2、7、25、41页；卷4第1、7、15页；《奏稿》，卷2第10、21、27—28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1第6—8页；《家书》，卷1第59页；又见《杂著》，卷2第58页。
② 同上，《书札》，卷1第1页。
① 《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卷1第4页；卷2第2页；《年谱》，卷1第17页。
② 沈陈汉音（音）：《1840—1852年期间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载《亚洲研究杂志》，卷27第1期（1967年11月），第61—80页，特别是第71页。
③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1页。
④ 同上，《书札》，卷2第24—25页；卷3第11页。罗尔纲：《湘军新志》，第243—244页。
⑤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1第41页。
① 关于其分布状况，见波特：《曾国藩的私人官僚班子》，第74页。“私人”一词是有争议的，因为委员不象幕友，有政府官员的身份。
① 罗尔纲：《湘军新志》，第106—107页（又第55—64页所列之表）。
② 朱洪章的回忆录《从戎纪略》，很可能是通过他人笔录写成的。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2第24页；《家书》，卷5第39页。
② 同上，《书札》，卷5第3、5、17、24、30页。关于曾国藩的财政措施，见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15第20—22页、25—26页；卷30第9—10页。骆秉章：《骆文忠公奏议》，卷11第53—54页；卷13第35页。
① 徐世昌：《清儒学案》，卷107第19页。
②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9页）引用了王辏г撕脱Ω３傻募窃亍�
① 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第13页。
① 《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0第3页。
① 杨联陞：《中华帝国的几位女统治者》，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卷23第50期（1960—1961年）。
② 高劳：《清宫秘史》，载《东方杂志》，卷9第1期第3—4页；又见《英国外交部通信档案，中国部分，卜鲁斯致鲁塞尔的信》，17/354，第203页。
① 吴秀良：《1693至1735年密折制度的演进》，第10—11页。
① 见翁同龢目击的记载，《翁文恭公日记》，辛酉（1861年），第118页。
① 李棠阶：《李文清公遗书》，特别是卷2《书说》。
① 赫德的中文申请书及备忘录都保存在《海防档·购买船炮》中，特别是卷1第10—18、21—22、76—77页。
① 迪安：《中国和英国：1860—1864年的商业外交》，第3和第6章。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9第28页。
① 小野信尔：《论淮军的基本性格》，载《历史学研究》，第245期（1960年10月），第27—30页。刘广京：《儒家爱国者和务实派李鸿章》，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第30期（1970年），第14—22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4页。
②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第52页；卷2第47页。
① 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6页。
② 引自史密斯：《华尔、戈登和太平军叛乱》，第246页。
③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136页。
④ 李秀成：《忠王李秀成自述校补本》，第41—42、45、46—47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88页；《清代筹备夷务始末·同治朝》，卷10第13—14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156—158页。吕实强：《中国早期的轮船经营》，第80—82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3页。
① 《海防档·购买船炮》，卷1第203—204页。《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5页。
② 赖特：《赫德与中国海关》，第247页。丁韪良：《中国巡礼》，第232页。
①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英文版第2册第106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制通考》，第2册第1057—1061页。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2第3—4页。
①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第2册附录，第166页。
②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3第30页；卷4第44页、46页。
③ 同上，《书牍》，卷6第12页、35—36、47—48页。又《书牍》，卷7第15—16页；《奏稿》，卷7第35—36页；卷8第40页。
①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242页）引曾国藩之言。关于南京陷落详情，见戈登记载，大英博物馆52号和392号文献，1864年6月30日；又英国海军部，125/105号，李致金斯顿函，1864年7月29日。关于掠夺情况，见赵烈文：《能静居日记》，第3册第1887—1888、1919页。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第3册第2300页。
长江下游的战后问题
收入的窘困和文官政府
太平天国战争使士大夫制度的政府经历了一场严厉的考验。即使充分利用了帝王的权威，也不能确保军事上的胜利。后来，随着从造反者那里收复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就必须把民政恢复起来。复兴的问题紧接着一次次的胜利而出现了。而儒家的经世致用之道再一次要经受考验。归根到底，在进入战后时期的地区，行政的首要任务是哪些事情呢？究竟哪一方面更为紧迫——是帝国政府的安定的社会秩序和财政要务呢，还是迅速恢复农村的生活？假定少数几个政治家怀有最善良的愿望，他们是否有可能改变太平天国叛乱前地方政治的习俗和制度？
曾国藩到达南京后只有八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十二万名湘军（但不包括左宗棠的部队）。早在1864年8月14日，大约二万五千名曾国荃最精锐的军队连同其将领一并退役，可能他们已经掠夺了足够的财富，说什么也要解甲归田了。①剩下的十二万人分期退役，大部分在1864—1865年进行，有的在1866年退役，因为还需要这些人来守卫安徽江西地区，以防止太平军残余死灰复燃。
从自己解散湘军这一点来看，曾国藩显示出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的野心。他还认为，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另一部分湘军将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仍在帝国其他地方肆虐的叛乱。但不管怎 么说，曾国藩的决定是由于以下两个痛苦的现实造成的：他的军队的军纪进一步败坏了，同时他发现非常难于及时筹措足够的饷金按期发给军队。自他担任两江总督及钦差大臣以来，他有权处理大量财政收入。但他的支出却增加得更快。在1862年，对驻安徽的湘军饷银的发放有时拖欠八个月；而在1863年末，驻南京地区军队的饷银被拖欠了十六个月。①同时，许多已经取得绿营的总兵或提督军衔的统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肥私囊”，而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军队正在变成老百姓的祸灾。鲍超麾下经常打胜仗的军队更是臭名远扬。即使象不识字的朱品隆和唐义训等曾国藩的贴身将领，也树立了很坏的榜样。曾国藩获悉朱、唐二人虚报他们所辖各营兵员名额，要对他们的部队作彻底的核查，但却找不到一名将领愿意出头去干这种有损友情与面子的事。此外，将领们常常争吵不休。朱品隆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