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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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0页。年龄按中国的算法，即生下就算一岁，以后每过阴历新年就长一岁。
② 关于帝皇家系退化的观点，见赖肖尔、费正清合著：《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15—116页；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坎布里奇，1971），第90页。关于对放纵行为的批评，例如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8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8卷，第739—440页）。
① 关于对武帝的不同评价，见本书第2章《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关于宣帝的抚育和他在霍光死后（公元前68年）开始注意国家事务的情况，见《汉书》卷六八，第2951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131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上，第25页。关于洛阳的全部规模，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48（1976），第1—42页；又见王仲殊：《汉代文明》，张光直等译（纽黑文和伦敦，1982），第2章。
① 这是桓帝朝（公元146—168年）的数字；《后汉书》卷六七，第2186页；卷七九上，第2547页。
② 关于长安，见霍塔林：《汉长安的城墙》，载《通报》，64：1—3（1978），第1—46页；王仲殊：《汉代文明》第1章；本书第2章《惠帝统治时期和长安的加固》。
③ 《后汉书》卷九，第370页；卷七二，第2325页；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1页以下。
① 见毕汉斯：《唐末前中国在福建的移民活动》，载《高本汉纪念文集》，瑟伦·埃盖罗德和埃尔塞·格拉赫恩合编（哥本哈根，1959），第98—112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02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一下，第60页；卷二二，第779页：卷八九，第2910页。
④ 《后汉书》卷一下，第55、57、64、73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十九，第715页；卷八九，第2942—2943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19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8页；卷八九，第2943—2944页。关于这一次互赠礼品和交换人质的情况，见本书第6章《匈奴》。关于更早期让非汉族居住在属国或葆的安排，见鲁惟一：《汉代的行政记录》（剑桥，1967）第1卷，第61—64页；和本书第7章《郡的主要行政单位》。
② 关于在这次重大事件中提出的论点，见《后汉书》卷十八，第695页以下；卷八九，第2945—2946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23页。
① 《后汉书》卷八九，第2943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九，第388页；卷八九，第2957、2965页。
③ 公元73年的几次战役见《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八九，第2949页。公元89年的战役，见《后汉书》卷四，第168—169页；卷二三，第814页以下；卷八九，第2953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八，第2909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1页以下；本章《王莽的统治》有关部分。《汉书》卷九六下，第3930页之末（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03页）以夸大的赞赏语气，对持续于光武帝治下的关系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看法。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3页；卷八八，第2924页。
③ 《后汉书》卷二，第120页以下；卷三，第135页；卷八八，第2928页。
① 《后汉书》卷三，第136、141、156、158页；卷四，第170、179页；卷四七，第1571页以下；卷八八，第2910、2926、2928页。
② 《后汉书》卷九十，第298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0页以下；本书第5章《乌桓和鲜卑》的有关部分。
③ 《后汉书》卷五，第209、216页；卷八七，第2878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34页以下。关于光武帝时期与羌人的关系中马援的作用，见《后汉书》卷二四，第835页以下。又见本书第6章《羌》的有关部分。
①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140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49页。
③ 中国人以前与南方的关系和向南方推进的情况，见第2章《对外关系》、《外交关系（公元前180—前141年）》、《外交事务和殖民扩张》；第6章《南越》的有关部分。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66页以下；卷二四，第838页以下；卷八六，第2836页以下。
② 关于被假定以这些铜鼓为实例的东山文化，见《古东亚的文化边境》（爱丁堡，1971），第148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44页。
②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9页；本书第6章《西南》。
③ 与西南贸易的可能性的最早的实现似乎与唐蒙和张骞有关（《汉书》卷六一，第2689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211页〕；本书第6章《西南》）。有关这座浮桥的材料，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3部分，第196—197页。
① 关于南诏，见《剑桥中国史》第3卷（剑桥，1979），第444页（这一卷已译出，书名《剑桥中国隋唐史》。——译者）。
① 关于推论和结论，见毕汉斯：《中国的人口统计》，第145页以下；毕汉斯对米歇尔·卡蒂埃和皮埃尔埃蒂安合著《中国的人口统计学和制度：帝国时期（公元前2—1750年）的人口统计分析》一文的评论，载《通报》，61：1—3（1975），第181—185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19页。
① 《后汉书》卷二四，第830页。
② 《后汉书》卷二三，第798—799页。
③ 《后汉书》卷二三，第803页。窦后为景帝之母。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48页以下；第4卷，第72页以下。（对对立各派的分析，特别见第4卷，第86页以下，第97、107页。）
① 《后汉书》卷一上，第30页；卷十上，第402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68页：卷十上，第403、405页以下；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14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一下，第71页。
② 《后汉书》卷一下，第76页；卷二四，第842页；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3卷，第69页；第4卷，第112页。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08页。
② 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4卷，第122页以下；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杜敬轲编（西雅图和伦敦，1972），第210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十上，第409页；卷二四，第851页。
① 《后汉书》卷二，第106页；卷三，第129页；卷十下，第409页。
② 《后汉书》卷三，第136—137页；卷十上，第411页以下；卷五五，第1799页以后。
③ 《后汉书》卷三，第142页。关于暴室的职能，见本书第8章《九卿》。
① 《后汉书》卷十上，第416页。梁统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65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四，第165页；卷十上，第412页。
③ 《后汉书》卷四，第184页；卷十上，第416页以下；卷三四，第1172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68页；卷二三，第812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四，第171、173、184页；卷二三，第819页；卷四十下，第1385—1386页。
① 《后汉书》卷四，第181页；卷十上，第417页。
② 《后汉书》卷四，第194页以下；卷十上，第418页以下。
③ 《后汉书》卷四，第199页；卷五，第203、211、216页；卷十六，第612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五，第222、 231页；卷六，第249页；卷十下，第435页。
② 《后汉书》卷五，第240页。
③ 《后汉书》卷五，第240页；卷十五，第591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① 《后汉书》卷五，第241—242页；卷十下，第436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1页。
② 《后汉书》卷六，第249页以下；卷七八，第2514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2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52页；卷十下，第437页。
④ 《后汉书》卷十下，第438页以下。关于梁统，见前文。
① 《后汉书》卷六，第264、271页。关于梁商和梁冀，见《后汉书》卷三四，第1175页以下及1178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六，第274—275页；卷十下，第439页。
③ 《后汉书》卷六，第276、282页；卷三四，第1179页。
④ 《后汉书》卷七，第287—296页；卷十下，第440页、443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七，第304页；卷十下，第444页；卷三四，第1185页以下；卷七八，第2520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3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05、314页；卷十下，第444页。关于邓禹，见前文。
③ 《后汉书》卷七，第316、320页；卷八，第327页；卷十下，第445页；卷六九，第2241页。
① 关于宦官在政治制度中的地位，见第8章。关于他们的政治活动，见乌尔里克·尤格尔：《东汉宦官的政治职能和社会地位》（威斯巴登，1976）。关于他们权力的逐步扩大和郑众的情况，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09、2512页；瞿同祖：《汉代社会结构》，第463页以下。
② 关于这些事件，见本章注160；《后汉书》卷六，第264页。
① 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5页以下。
② 《后汉书》卷七，第319页；卷八，第328—329页；卷十下，第446页；卷六九，第2241页以下；卷七八，第2524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八，第333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341页；卷十下，第448页以下。
③ 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98—101页；本书第5章《何氏掌权》、《汉朝廷的消蚀》。
第4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
（公元57—167年）
上一章已经描述了政治决定的控制和统治权力的行使是怎样在不同的家族和派别之间转移的；作者认为，①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派别史，这个论点很清楚地被史料所证实。但是，在用这些史料叙述的论题中，许多使今天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问题在当时很少评述。因此，对在不同国策的采用和不同的家族或集团之升至统治地位这两者之间是否可找到一种关系的问题，就得不到直接的答案。我们不知道某些特定家族的土地占有和利益与帝国的行政或采用的经济改革的矛盾有多大。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国政府的实际运行在后汉时期有哪些变化或者派系斗争的混乱给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可是，在对历史中存在的偏见作出适当的考虑后，历史仍然为公元57年光武帝逝世之后至168年灵帝登基前这段时期关于行政的状况和稳定提供某些可靠的线索。对于压迫和腐败的很多抱怨的确有其真实的基础。有一些证据表明，权力的垄断影响到了文职官员的征用。对朝廷的礼仪及知识的提高的重视表明，有人在明显地蔑视公认的和批准的施政方式时，也同时审慎地表示他们忠于传统的价值；针对皇室和其他家族的奢侈而提出的抗议是太多了，以致不能看做是嫉妒者发牢骚而不予理会。最后，历史记载了说明顺帝（公元125—144年在位）和桓帝时期（公元146—168年在位）法律与秩序崩溃的一系列爆发的动乱事件。
① 见本书第3章《政治派系》。
明帝与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仲长统（公元180—220年）的一篇文章评估了这段历史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