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第4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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墒椴执佟㈢⒙┕�多而经常受到批评。虽然它确实有许多错误，①但是在现代学者看来，作为中国标准正史的这些缺陷已被它的其他价值所抵消。该书有相当一部分是将未经删改和加工的资料仓促抄入正文，极少反映出史家的分析和评判。它确实不像过于精心编纂的《明史》那样内部条理清楚和叙事简捷，后者的编修过程延续了90年。正因为《元史》没有经过如此精心地提炼，它几乎完整地保留了史料的原貌，而许多史料在其他地方早已见不到了。
此外，参加编撰《元史》的学者，都曾在元代生活，并有不少人是元廷的官员，所以他们对元代有直接的了解。在明朝的新都南京曾为修《元史》两次设立史局，以宋濂（1310—1381年）和王祎（1322—1372年）为总裁，16人组成的史局1369年工作了188天，14人组成的史局（还有一个负责抄写的书记）1370年工作了143天。把这样一部书编完，不过用了331天，确实令人惊异。在将它上奏朝廷之前，是否有任何编修者将它通读过一遍，颇值得怀疑。
两个史局的第一个，在1369年将《元史》修撰至1333年，即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年在位，1370年死于漠南）即位时为止。编修者利用了“十三朝实录”，“十三朝”指的是从成吉思汗到宁宗懿璘质班（1332年春季即位后仅53天即去世）的所有大汗和后继的皇帝。十三朝实录和其他档案资料在1368年9月明军进入元都大都（今北京）时有可能被毁，赖于几个服务于明廷的汉人文士的果敢行动才得以保存下来。①这些档案全部被运到南京并在其后的一年里为修《元史》的史局所用。正如参加修史的官员在《上元史表》中所述，他们不得不以1333年为终点，因为缺乏最后一朝的真实记录，这样已成书的部分共有159卷。②但是这样一部没有完成的史书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所以在其后的1370年又设立了第二个史局，编修至1368年的部分。当然，没有建立史馆去修撰妥欢贴睦尔朝的实录，后继的王朝是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还是找到了许多资料，传记增加了，书的其他部分也得到了补充，共计修出了53个新卷。第一个史局的159卷加上第二个史局的53个新卷，全书应该是212卷，而不是后来成书时的210卷。卷数的不符已得到了这样的解释：一些新传可能已经与第一次的159卷中的其他传合并了。
对十三朝实录的情况已经不可能知道得更多，因为它们早已散佚，过去亦没有研究史学史的历史学家对它们进行过考证。不管怎么说，它们不是保存在宫廷中的按照中国史家传统真实记录宫廷活动的起居注。③它们应该是在元代具有历史观点的汉人学者的推动下产生出来的。
1260年，前金朝官员（1234年金灭亡前）并在50年代加入忽必烈幕府的文官王鹗建议忽必烈设立史局，纂修以前各帝的实录，指出若不乘时记录，恐怕久而遗亡。根据这个建议，在1262年正式下令，命王鹗集廷臣商榷史事并收集先朝的文字记录和口头传说，尽管蒙古统治者曾完全禁止汉人臣民接触他们的历史记录和口头传说。①结果是不久后即完成了《（皇元）圣武亲征录》。②曾有该书出自王鹗之手的说法，但是现在一般不再接受这种说法。此书比随后写成的《秘史》资料广泛，记事也准确得多，尤其是在记述政治事件方面。③《元史》太祖至宪宗的本纪（卷1—3，来自实录）与本书用语的一致，说明这部书在编撰成吉思汗（庙号太祖）、窝阔台汗（太宗）、贵由汗（定宗）和蒙哥汗（宪宗）实录时是作为基本史料使用的。这些在忽必烈之前的本纪，用中国记述帝王的方式记录了前四汗的功绩，虽然他们四人从未宣称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在他们在位时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皇帝。《元史》这几卷的记事零散，恰恰表明了编修前四汗实录时收集必需的历史资料的努力没有完全成功。
关于13世纪60年代或其后直到元朝结束还有哪些史家能够接触蒙古口述或文字记录的史料，已经无从知道。但是，从60年代往后，从忽必烈到宁宗九朝的实录在每一个皇帝去世后都着手修撰，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元廷有固定的制度根据逐日记录的统治者言行编写起居注并按照以前的中国官修史学模式由在位统治者编撰前朝皇帝的实录。不管怎么说，《元史》中从忽必烈（世祖）往下的本纪，无论是怎么编排的，都非常详细和繁琐，同样很少加工。
《元史》中的53卷志，大多数出自《经世大典》，①这是一部880卷（另有记载说800卷）的大型文献，由奎章阁的学者编辑。奎章阁是文宗图帖睦尔（1328—1332年在位）建立的国家图书馆和艺术品收藏地，亦是全国的最高学术机构。②《经世大典》主要是在元末著名文臣虞集（1272—1348年）③的监督下编修的。这部大部头的作品从未刊刻，所有的抄件似乎在明朝灭亡之前都已经散失，只有不到5％的部分保存到今天，因为在15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被分目抄入《永乐大典》，而《永乐大典》本身亦只剩下了很小的一部分。正因为《经世大典》被抄入了《永乐大典》，所以早就有人认为《元史》的修撰者在修志时把《经世大典》直接照搬了过来。我们已经发现了一个间接的证据，如在卷58—63《地理志》④中包括了至1331年的行政地理变化，但是没有该年以后的内容。学者们早已同意顾炎武（1613—1682年）在研究了《地理志》中的专用术语和特定资料后得出的观点：《地理志》的正文像是政府官员的公务资料，而不像一部史书。⑤《元史》中没有《艺文志》，是一个严重的不足。钱大昕（1728—1804年）为此特别编撰了《补元史艺文志》。⑥他对元史的其他深入研究（包括他的著名的《元史氏族表》），⑦可以扩展成一部新《元史》，但是没有完成。
占了《元史》8卷的6个表，是后妃表、宗室世系表、诸王表、诸公主表、三公表和宰相年表。有的表并不完整，表中列举的许多高官的名字在《元史》列传中没有专传，这显然严重违反了中国的史学标准。
占了97卷的列传，是《元史》中遭受批评最多的部分。例如，至少有9例一人（非汉族人氏）两传的情况，由于名字的写法不同，被编者视为两个人分别立传。一个人的名字在不同的传里写法不同，更是常见的现象。列传中许多其他的错误亦早已被指出，特别是在清代几次尝试增补或重修《元史》时。由于有关1260年前的蒙古史资料不足，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给以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延续下来，直到本世纪甚至现在还吸引着日本和西方历史学家。中国学者对元代的研究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达到高潮，①但是可能所有明代和清代的汉人史学家都从未获得过准确的关于蒙古的知识。他们的重点主要是研究外族统治中国时期，而不是蒙古本身。
《秘史》
蒙古人关于自己早期历史的最重要的文献是所谓的《蒙古秘史》，在汉文中通常称为《元朝秘史》。该书的蒙文名称被汉文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它更精确的汉文译法是《蒙古秘史》，与英文题目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意思相同。两种汉文名称现在都在使用。用汉字标音（极不准确）的汉文译本是仅存的版本，它是所有现代蒙文还原本和汉文、日文及西方文字译本的基础。①学者们在《秘史》写作的时间、用蒙古文（畏兀儿字）录写下来的时间、第一次翻译成汉文的时间或第一次刊刻的时间等方面有不同看法。柯立夫在他的英译本的导言中考证了《秘史》先是口述历史、然后用蒙古文写下来、再后用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复杂沿承关系。柯立夫论证用蒙文录写该书正文的时间是在1228年至1264年之间，虽然有的学者认定是在1340年之后。他认为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的时间极可能在1368—1370年，并同意没有证据表明《元史》的修撰者曾使用过《秘史》。现在亦不清楚汉字音译和汉文翻译本是否在明廷1382年下令编修蒙汉文对照的辞典《华夷译语》后与其一同刊印（1387年？），或者是它的一个手抄本仅由它的两位畏兀儿编辑者保存。现存有《华夷译语》的洪武残刻本，但是是否存有同时刊刻的《秘史》残本，还是学者争论的问题。
不管《秘史》的成书有多少问题，学者们都一致认为该书是研究元史和蒙古文明的一流重要著作。它用说书人的风格首先陈述了蒙古部落起源的传说，然后详述历史事件，始于成吉思汗的早年生活，终于他的儿子和继承者窝阔台汗在位时，大致终于1240年。
当代学者姚从吾是这样评价《秘史》的：“超出中国的正史和汉文历史资料的范围，它是仅有的用蒙古文并用蒙古人的观点写成的大型历史著作，直接叙述了长城之外的中国边疆地区人民的生活情况。”他认为中国史书忽视了《秘史》准确叙述史实的价值。①《秘史》的形式更像一部文学作品而不是历史著作，引起一些人对它的明显错误和神奇的叙述方法的批评，但其他人则为它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而赞不绝口。在明代和清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没有中国学者注意《秘史》，该书的重新发现在19世纪。首先是中国学者顾广圻（1776—1835年）发现了一个抄本，他校勘了该本并在1805年告知其他学者；其后一个名为巴拉第的俄国神甫在北京停留，在1877年根据汉文旁译（没有还原成蒙古原文）将其翻译成俄文，用的是从《永乐大典》抄出的版本。这个译本虽然不完整，但是使该书名扬西方，从而引发了中国之外的对此书的一个世纪的研究。它现在已经成为元史研究的一个特殊领域。
中国对域外蒙古史的了解
从汉文文献反映出，生活在元代的汉人学者了解一些蒙古口头传说，当时还有数量颇多的蒙古文文献，这两点对两个史局都很有利。但是在明朝初年，一般中国人对有关蒙古和元朝的事物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汉人学者亦有意规避这些传说和文献。②这是很不幸的。《元史》不应该仅仅是中国人作为自己历史的忽必烈即位的1260年以后元朝在中国的历史（更准确地说，是在忽必烈1272年采用元的国号并宣布王朝的建立之后），也是13和14世纪全体蒙古民族历史的基本记录。
不同寻常的是，中国人还没有去寻求历史详情，就为以蒙古人武力建立的帝国的大规模扩张而骄傲，并把帝国看成是中国的胜利（原因是它的外族统治者已经被视为中国的正统皇帝），而不是把它看成蒙古人的世界性帝国而中国人只是它的臣民。《元史》实际上根本没提中国和东亚之外的蒙古帝国，使得中国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严重的知识缺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这个知识缺陷直到19世纪后期才得以弥补。特别是外交官洪钧（1840—1893年）在柏林和圣彼得堡停留时，发现了欧洲和西亚的史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他由此知道了有令人吃惊的新资料能够大大补充蒙古和中国的历史。①洪钧翻译的新资料，大多被柯绍忞（1850—1933年）收入《新元史》中，于1922年出版。②一般说来，中国学者知道了蒙古人是与中国历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历史舞台�